# 我看高等教育工作

　　<复旦大学、王恒守>

　　三年以前，一位朋友转告我一首旧体诗，其中有两句警语：“担负频传鸟雀喜，云深难掩古今哀!”这显然是不满意报喜不报忧的风气，而且深怕长此下去，有大祸临头的危险。我当时觉得他言之成理，颇有戚戚不安之感。最近听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和在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后，才放心下来了。我认为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将转入一个新阶段，在人民内部大胆放手，充分发扬民主，改进党群关系，虚心听取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这是最好的政治措施，使我心服口服，衷心拥护。下面我要谈一谈高教工作者和党政之间存在着的几个矛盾：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阶级性和科学性，二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很完整的建筑在辩证唯物论的哲学体系上。但我看到过几种唯物辩证法的中译本和若干国内刊物，发现有许多地方的科学论点不够恰切。例如，经常听到“牛顿是唯心的”，“爱因斯坦是唯能论者”，这种说法我认为非常不妥当，牛顿最大贡献之一是发现万有引力，当一颗行星形成的时候，除了它和太阳有引力之外，必须在它开始绕太阳运转的时候，另有一个外力（不和引力同一直线）把它推一下或拉一下，这样才可能使这颗行星永远循着一个椭圆轨道绕太阳转，当时有人问牛顿，那个一推或一拉的外力从那里来的?因为当时的科学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发达，牛顿回答不出来，就顺口说了一句，这是一种神力。这句话当然有毛病，这和上海人过到一桩莫名其妙的事情叫一声“天晓得”一样。说了一句“天晓得”我们不能立刻断定这个人就是唯心主义者，可是现在抓住了牛顿这个小辫子，经常批评他。列宁也曾经说过上帝特别原谅年青人犯错误，列宁说了“上帝”两个字，我们能够批评列宁也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吗?瞎用形式逻辑来演绎出去，乱下结论，是最不科学的，非常危险。至于爱因斯坦的特殊相对论是推进近代科学的主要原理，如电子显微镜和原子能都要依靠特殊相对论来解释，不能说他是唯能论者，把他的学术地位估价太低是不公道的。此外还批评有机化学上的共振论，生物学上的遗传学说，一律称之为资产阶级的唯心科学，并没有说出中肯的道理，谩骂，扣帽子，经常那样宣传，使得一般科技工作者心中沉闷不服，造成极大矛盾和隔阂。我对马列主义修养很差，科学水平也不高，但我很愿意参加几次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联席座谈会，把一切疑难问题大家摊开来谈一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没有看到今天科学的新成就，我们必须把新东西补充到辩证唯物论哲学里去，来丰富它的内容，必要时还可以把他重新校订一番。照目前核子物理学那样的进步，将逐渐证明反物质（即原子核带阴电，轨道电子带阳电）的存在，在天体中很可能还存在一个反物质的宇宙。当反物质和反宇宙确实发现后，我们必须用辩证逻辑来解释，到了那时使我们更相信辩证逻辑的科学预见性。所以我要奉劝研究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家们，今后多吸收一些新发现的科学成果来充实他们的言词，不要专用老一套资料来骂人，扣帽子；因为这样做，不但不能提高大家的理论水平，反而会破坏人民内部的团结，危害性很大。

　　我认为在目前的教育工作中，存在着很严重的缺点：第一，教育改革到今天，将近五年，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总共要读十七年之久（医科还要长），为世界各国所没有，苏联只要读十五年。如果读完副博士学位，还要加读四年。从各方面来看，我不相信中国青年都是低能儿，为什么要读那样长的时间?培养一个大学生以每年国家负担八百元计算，多读一年国家要多花多少钱。在不降低质量的前提之下，缩短一两年读书时间，符合精简节约的原则，不是应该考虑的吗?第二，目前各级学校的课程大家都反映分量过重，上下不很衔接，学生读得很苦；还是感到模模糊糊，概念既不清楚，内容又不巩固，要求他们独立思考，也没有时间来接受这种训练。各级学校的培养目标和要求也没有明确规定。例如在高中阶段应该把培养重点放在本国语文、政治理论、一种外国文和初等数学上，但是现在的高中毕业生对这几种基本课程都没有认真学好。到了大学已经没有功夫再来训练语文，因此影响了阅读和写作能力。大学里的课程不在多而在精。近几年世界先进各大学的培养趋势，都着重基本课程的训练，正和毛主席的指示，“学少一点，学好一点”的精神一致。可是现在各专科大学也好，综合大学也好，各系课程计划和教学大纲，不顶合适，改而又改，始终没有摸到头绪。生吞活剥的学习苏联，效果也很差，充分证明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害人。第三，高教系统的行政领导至今职责不明，一切由高教部指示，校长无权，教授听命；专科大学且由几方面领导；令出多门，财物和人材的调配彼此争执不让，或则都不负责。第四，课程改革以后，思想教育工作本应该提高到首要地位，不分男女老少都应彼此互相尊重，各人的思想、业务和生活习惯虽有不同，但至少没有阶级矛盾的意味存乎其间（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除外），为什么目前老少之间会产生那样显著的隔阂?其中有很多原因，希望各级领导作一次检查。此外，在院系调整的时候，把有些大学拆散，理工分家，重视工、医、师范，轻视综合性大学，这些措施都应该重新考虑。

　　以上许多人所公认的缺点，我曾经在去年冬季的视察会上向上海高教局提出过以下的意见：（1）我反对高教局所作的公式化报告，说“成绩是肯定的，是主要的，缺点是有的，是次要的”；因为照这样说，就没有正视缺点，因而也就不会纠正缺点；（2）高教系统大部分缺点应由中央高教部负责，希望转达北京；（3）总起来说，这几年来高教系统的行政领导，三级制和二级制，校长制还是集体领导制都还没有划一规定，校长以下的编制和职权也没有制定出来，犯了一个“乱”的毛病。业务领导方面，如生硬地学习苏联，修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工作量制度，口试制度等都弄得很“糟”。在思想领导方面，导致老少之间的矛盾，造成爱听好话的恶习；弄得很“偏”上海高教局应该好好检查。（4）我有一个科学预见，将来大学里必然要做到“教授治校”，因为全世界的先进大学的教育制度，没有不是教授治校的。苏联早已这样做了。这个口号不是新的，早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已经提出来了。解放前的清华大学比校办的安定，有成绩，就是因为它的教授会起了很大作用，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有人认为这种看法就是否认党的领导，这是他们的推论。我认为党能够领导科学，我们应该争取党的领导。“教授治校”就是依靠教授来办学校，这和依靠医师来办医院没有两样。

　　最后，我认为一个忠实的科学工作者，他必然重视他本身的业务工作，终日盼望改善他的工作条件。如果党和政府能够了解他的愿望，帮助满足他的合理要求，比帮助他满足生活等其他要求来的更愉快。也许有人认为这是酸溜溜的书生气。我反对这种看法。中国将来的科学水平，全靠这班“书呆子”来提高的。一般说空话的人，求虚荣的人，不久都要被淘汰光的。希望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器重这种书生的优良品质和正确意见，尽量帮助他们创造工作条件，这是最有效的团结方法。中国人的智慧早已肯定是优秀的，全国的资源也非常丰富，先进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经相当巩固了，我们今后的历史任务要全力放在“科学生产。和“科学研究”上，这两件大事不分轻重高下，不能顾此失彼。过去有个偏向，往往直觉的看问题，很容易把“生产”看做比“研究”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我要大声疾呼地提醒大家：清代末年张之洞开办工厂，提倡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来从事生产，结果都失败。这是中国历史上的惨痛教训。我们必须研究他的失败原因。道理很明显，就因为他没有体会到“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他以为有了机器，有了工程师，再配上一批工人就可以生产获利了。在目前的情况下，可能有人认为张之洞的失败，是在生产关系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有矛盾的，但是张之洞的失败，生产关系落后的原因小，没有重视“科学研究”的关系大，也就是说后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要证明这一点很容易，我们只要看看和张之洞同一时期的日本人办的工厂。两边的生产关系都是同样落后的，但日本的厂没有那样惨败，足见当时日本人的科学研究精神比我们强，就站起来了。当然，目前全国经济建设还没有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财力是有限的，科学研究经费不能苛求，必须节约，但也不能十分轻视这一环节。在不得已时，不妨缓办一个次要的厂或少办一所新的大学，来充实全国的科学教育设备和研究器材的供应，这是比较明智的办法。）

　　限于我的政治水平，很不成熟的看到以上几点矛盾，并且提出了一些自以为合理的建议，希望读者多多批评和指正。如果有人说我太片面了，全文没有说好话，等于否定一切，这样对于建设社会主义会有信心吗?同志!用不着担心，好事多的很，但必须把这些重要的矛盾消除以后才能开出更美丽的鲜花，结出更香甜的果实。

　　 来源：1957年4月25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