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作协武汉分会作家座谈会上的发言

　　<湖北、江云>

　　[原编者按：党内右派分子江云，是湖北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兼文艺编辑室主任，作协武汉分会会员。这个材料，是她在5月31日作协武汉分会召开的作家座谈会上发言的记录稿。在这个发言中，江云对省、市委领导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谩骂，她反对出版社“三化”的方针，反对培养青年工农作者，企图为反革命的胡风翻案，为“草木篇”进行辩护，对党性加以歪曲。从这个发言中，可以看出，江云完全背叛了党，陷入了资产阶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泥坑。]

　　我是一个没有作品的作协会员，我只从编辑工作者的角度和与领导接触上提一些自己的看法。作协武汉分会在培养新生力量方面有成绩，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如李准、吉学沛、韦其麟等青年作家的成长，都是和分会的帮助分不开的，成绩当然是不在话下。但缺点和错误也不少，产生了一些满足现状的情绪，在培养新生力量的旗帜下产生的一些副作用，没有去正视它，没有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明确努力方向，使这一事业顺利地向前发展。如黑丁同志对李准的作品的评价我认为是正确的，这表现了领导上能敏锐地发现作者的才华，热情地振臂高呼，帮助他站住脚跟，关注他的创作生涯，引导他从不成熟到成熟；对吉学沛的培养，我也认为是正确的。然而象对李准的推荐是仅有一次，这也是黑丁同志做的最漂亮的一次。而对高玉宝式的培养方法，我是怀疑的，是可一而不可再的，从一个不识字的人培养成作家，从写不通作文到能进行创作，从不知创作为何物而成为作家，把众多的社会组织应做的一系列的教育工作都加在作协和编辑身上，这是不可能的，结果是事倍功零，这是走了一段弯路，结果是起来一批又倒下一批，又起来一批又倒下一批，例如曹桂梅、王东维、小真、小慧、曾立宪等，和在作协搞过专业创作而又转业的一批青年，就是很大的教训，这些被培养的所谓青年作家，只能在纪念会上说一通感激党的话，纪念会完了，作者也完了。解放初期培养通讯员的方针，那是无可厚非的，但到今天还抱着一块砖头往下背，就走不动了，这是很大的教训。如编辑部大量发展通讯员，强调每稿必退，每退必详细提意见等，都是这种指导思想所派生的东西，它的副作用就是给出版社和刊物编辑部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编辑部人少事繁水平不高，但投稿的人往往以新生力量自称，如果不退稿或者退稿而意见提得较简单，立刻就会受到谴责和控告，形成了一种社会的压力。编辑部大部分的力量几乎都用在退稿方面，而对于能采用的稿子，则往往是匆匆发稿草率成书，对创作就没有精力作细致的研究，老实说，90％的时间、精力都消耗在处理废品上，古今中外的艺术大师哪一个是从编辑的退稿信中成长起来的？一个文学青年如果想从编辑的退稿信中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这简直是笑话。总之培养新生力量应如何理解，编辑部究竟如何工作，这正是领导上应该重视和考虑的，可是领导上对这些问题却没有站出来讲话，“解铃还需系铃人”，领导上没有决心解决这些问题，主要是惟恐伤害主流和旗帜，但这消耗了多少人的青春和物力财力！“拔苗助长”在武汉文艺界相当严重，领导上是否总结过、讨论过，我不知道，这我们有过沉重的教训，这种浪费，是任何增产节约的数字所不能比拟的。作为前进中的一个问题，领导上是没有很好地正视和研究的，为什么解放七年来，费了这大的劲，没有培养出人来？而长期以来迷恋于工作的表面成绩。

　　武汉市的文艺思想，作协也没有起到任何领导作用，究竟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那就要看省市委领导的眼色行事。出了名站住了脚的，才加以注意。武汉市并没有认真的领导讨论过什么问题，没有看到任何真知灼见的理论，也没有真正注意文艺特质的文章，因而有些该肯定的作品长期不见天日，而一些平庸的作品却充斥市场。象〈扬子江边〉，因作者是×××，就受到重视；而〈二月七日〉作者是沈沙，就百般苛求，不但不排演，还长期拿出来。从艺术质量来看，〈二月七日〉比〈扬子江边〉高明的多, 〈扬子江边〉整个剧本是交代工作方法，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在作品中得到真正的艺术的解决，并没有刻画出站得住脚的人物，但剧本还没写好，只有提纲的时候，就决定排演，参加全国话剧汇演，汇演以后，文艺界议论纷纷，而省委×××或×××同志却撑腰说：“为什么工作方法不可以写，工作方法不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嘛？”是不是一个作品省委书记给了封号，就成了艺术作品呢？大家只能在下面发发牢骚，不敢公开提出批评。而〈二月七日〉，从题材、人物刻画到情节结构，我认为都要比〈扬子江边〉高明多啦，是更富于艺术魅力的作品，却一改再改，还是不能演出。

　　楚奇的〈不沉的军舰〉，有人物有情节，有艺术魅力，基本上是站得住脚的，但讨论中说把敌人写的太猖狂了，不能代表国民党的本质，因国民党是人心涣散众叛亲离嘛，结果这不是本质，那不是本质，就把它给彻底否定了。

　　程云同志写的〈苏武牧羊〉，由于牵涉到李陵的历史评价问题，也被搁下了，我看作家完全有权利把他写成叛徒，因为作品不是历史教科书，关于历史结论，那是历史家的事。这一些例子说明我们不能很好的从艺术特质来考虑问题，而且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对吴烟痕、吉学沛、沈沙等作者，就应根据他们不同的特点，有系统的进行帮助，这些作协都没有有意识的组织文艺阵线的力量，进行帮助，对一部分人只是任其自流自生自灭，长期熟视无睹，只是作了些官样文章。对艺术作品是人云亦云，没有什么真知灼见的文章，对新生力量无动于衷，有了一块牌子，甘霖降下去，还没出名就在领导的视线之外了。

　　在反胡风时，有些人是奉命批判的，根本没有读过胡风的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别人，我是不了解胡风的作品的，我很“佩服”××同志，他平时没有看过胡风的一本书，但到要做报告了，临时翻了一下书，一讲就是几个钟头，真令人奇怪。而真正有学问价值的文学论文却没有，只是奉命正确。为什么现在有人要替胡风翻案了？因为那时是人云亦云，不晓得葫芦是长的方的圆的扁的，现在人们看到了葫芦原来不是那么回事，难怪要替胡风翻案了。

　　我和黑丁同志的接触不少也不多，他给出版社很多关怀，这是很突出的，在提携后进方面，是很好的。但有一个问题，我始终是不同意的，那就是黑丁同志的党性问题，黑丁同志的党性包括了听话的成份的。几年来，文学艺术事业不为省市委的领导重视，如房子问题，作协房子又黑又窄，拥挤不堪，武汉市的好房子之多，并不下于其它城市，为什么不解决呢？省市委究竟给作协以多大的帮助和关怀呢？作协的经济开支，财政部门没有作协的预算，名符其实的“黑丁领导黑户”，去年刊物的支出是挂在出版社的名下，敷衍过日子。由于经济困难，自然影响了支援作家团结作家的工作。刊物纸张不能得到解决，影响了刊物发行数的大量下降。这种不正常的现象，黑丁同志却不能据理力争，争取领导上的重视，不能为人民的文学艺术事业，向“三害”进行斗争，我认为这不是党性强的表现。

　　从中南局撤销以后，武汉市文艺界一天天不受重视，这些都与黑丁同志的党性有关系，怎么说怎么作，一句话，没有斗争性，这是不是叫党性？黑丁同志知道领导上的困难多些，因而就体谅些，但这些问题不解决事业就要受损失，如果对党的文学事业高度负责，是应该经常吵还是经常听话？黑丁同志走了一条简单、方便的道路，就是听话，对领导上是起了减少阻力和减少麻烦的作用，而对文艺事业并不有利，纸张问题，×××不同意，就应该吵到×××那里去。黑丁同志既然是听话干部，对下面干部也是要求听话。

　　在去年全国作协召开的扩大理事会议上，王若望同志在理论上提出的问题是最受小组同志注意的，而黑丁同志在听的时候，表现了坐立不安，看他那样子，好象在说王若望怎么这样没有党性、组织性呢？自己口头上提倡干预生活，而却在生活面前感到胆怯，中央一说话就理直气壮，如果不说话，就沉默不语了。说〈草木篇〉不好，我今天还不理解，如“藤”，生活中难道没有这种事吗？我看有，为什么不可以描写呢？如果说作者有杀父之仇我不知道，但就作品本身来看，并不是造谣诬蔑，我这可能完全是谬论，姑妄言之。

　　黑丁同志是几个大领导中的一个，我在这里反，家中也在反…，我们这些干部是跟着活造孽。

　　黑丁同志对上面听话，对下面要求干部也听话，一切都规规矩矩，我认为这不是党性，党性就是要向那些官僚主义和没有良心的人进行斗争。听说出版社这么多的问题×××同志还是第一次才听到，为什么会形成这厚一道墙呢？还不是那许多有党性的人所造成的。

　　领导上提出出版社要通俗化、群众化等“三化”，现在我们是阳奉阴违，因为如果听“三化”的话，出的书没人看，没人买，出版社就得关门，阳奉阴违出版社就可以发展，这就还得要阳奉阴违。

　　作协领导上不能听其他的声音，这也表现在刊物上，《长江文艺》拿固定的框子要求人，因此就限制了干部的积极性，也限制了刊物的长足发展。

　　这些感触，在我来说是经过了长期痛苦的斗争过程的，在我们那里，党性强，固然有好的作用，但也起了“盖子”的作用。

　　关于批评，在我们那里的黑板报对领导画了点小漫画，写了……、批评了个把××，就一跳多高，说这不是对领导的态度，×××还说这是出领导的洋相，又说中央规定批评这些太守要经过省市委批准才行。掌握批评不好与我这支委有关系，既是中央精神，我就只好检讨。现在看来，跳吧！我看你怎么跳！象我这样的干部，也是奉命正确，赶浪头，起着盖子的作用。

　　在职工福利问题上，几年来我们栽了几个筋斗？先是批评李立三的工联主义；强调关心职工生活时就说人间天河，增产节约时又说柜台为什么不可以睡。

　　在文艺作品上也是这样的，往往作品是一回事，生活又是一回事。我们的文艺领导只允许歌功颂德，批评了一个区委会，全国的区委会就都紧张起来了。中央说了话，就理直气壮五体投地，批评起来非要人家身败名裂。陈其通的文章发表以后，×××就出来报告了，但陈其通事件（中央批评后）又检讨。开禁，……也包括要让作家干预生活，听取各种不同的声音。我感觉包是包不住的，不然就是象创作中的无冲突论，只能好！更好！自己感到路子越走越窄，越走战斗性越弱，越缺乏信心。

　　 来源：《右派言论选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