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春寒意消，园丁快育苗

　　<北京师范大学政、陶大镛>

## （陶大镛：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教授）

## 不能老是用一副旧眼光来看待知识分子

　　从首都到各大城市，各种学术和创作活动都比过去显得活跃，知识界已开始用实际行动来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了。

　　但是，要贯彻这个方针，要开辟一个文艺和科学的繁荣时代，还须扫清一些思想障碍。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大家谈论得比较多，我不想再重复了。为了消除种种顾虑，我认为对今天知识分子的具体情况作出正确的估价，是有必要的。

　　有一次，我问一位老教授为什么要把写成的东西“藏之名山”？他面带苦笑地对我说：“别人一看到我的名字，总认为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东西发表了，就难保不给我扣上一顶唯心主义的帽子，那又何必自讨苦吃呢？”这几句话，流露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情：他们要求社会上不要低估了他们的进步，不要老是用一副旧眼光来看待他们，他们厌恶粗暴的批评，反对乱扣帽子。

　　应该承认，在过去几年中，我国知识分子的业务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已经有了显著的、不同程度的提高，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然而，就整个知识界来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比较熟悉的，毕竟还只占少数；多数人虽愿意或开始学习了，但是学得还很少，还不能很好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分析问题，还应该进一步改造自己：一面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一面要更多地与工农群众接触。

　　我认为，如果有关部门的领导者能弭除成见，能看到知识分子的进步的一面，能尊重他们的才学并在政治上给予更大的信任，对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就不会再阳奉阴违，就不致于再说“放”而不肯“放”。同时，如果我们知识分子能平心静气地反躬自问，能深切体会到“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能承认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还不很高，那就会欢迎别人的帮助和善意的批评（当然，我们只欢迎同志式的、实事求是和以理服人的批评，坚决反对“一棍子打死”的批评），使我们通过“齐放”和“争鸣”来不断地提高自己。这样，我们才会有勇气来进行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和创作活动，才不会再想“放”、想“鸣”而不敢“放”、不敢“鸣”。

## 在目前，“花”之所以放得不多，“家”之所以鸣得还不响，关键在于放手得不够。

　　在目前，“花”之所以“放”得不多，“家”之所以“鸣”得还不响，重要的关键仍在于放手得不够，在于有关部门的领导者还没有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方针。要把祖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我们就得团结、动员一切可能团结、动员的力量。我个人感觉，今天我国的知识界还蕴藏着很大的潜力，只要好好地挖掘出来，就能化为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物质力量；只要有关方面进一步放手，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能使他们感到有了“用武之地”。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调动知识界的一切积极因素，才谈得到赶上世界科学的先进水平。

　　在我们社会里，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不是不要一定的组织领导，并不是要我们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从这方面看，自然科学界的情况，要比社会科学界好得多。很明显，各种自然科学学会所举行的学术论文报告会，对“放”和“鸣”是多少起着推动作用的。很遗憾，在社会科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界还看不到这种欣欣向荣的气象。有位朋友说得很幽默：“农业和手工业都合作化了，我们搞经济学的还都是单干户。”我相信，如果把经济科学战线上的“散兵游勇”收聚拢来，决不难编成一支向科学进军的生力军。不久前，我跟好多位经济学界的老友一起晚餐，大家都深深感到：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日千里，从现实经济生活中提出来的理论问题愈来愈多，也愈来愈复杂，必须集中各方面的力量，分工合作，共同加以解决。可是，我们原有的“中国新经济学研究会”早已名存实亡了。我记得在解放初期，“新经济学会”还召开过几次学术讨论会，会后发表的座谈记录（如关于“帝国主义与侵略战争”）曾引起各方的重视。我们都殷切地希望：“新经济学会”能在短期内复活或重建起来，并且继中国哲学会、史学会和政法学会之后，积极地组织科学讨论。

## 早春寒意渐消，暖流徐徐而来，但要百花盛开，还得快把园门大打开，让园丁进去育苗。

　　为了广开言路和畅所欲言，许多人认为对“百家争鸣”不应该画圈圈。我在原则上也同意这种看法。但是我们要“放”、要“鸣”，总不能没有一个努力的目标。我认为，我们当前的目标，应该是在一定时期内，把我国落后的学术文化，达到甚至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因此，我们的“放”和“鸣”，如能围绕着长期科学规划来进行，那就会一举两得，对人民、对国家将作出更大的贡献。事实上，有好些“争鸣”的对象，都是包括在科学规划之中的。拿经济学界来说，目前争论的中心问题有过渡时期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定息的性质、价值规律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它们也都是政治经济学远景规划中所列的主要研究项目；然而，另有更多的理论问题，至今还无人问津。去年要我们拟制科学规划的时候，真可谓“急如星火”；但长期规划订出以后，又好象“石沉大海”一样。在这方面，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并没有把全国经济科学工作者的力量团结、动员起来，有关门研究的倾向。一年过去了，许多空白点还是空白，我们又怎么能在预定时期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呢？还必须附带说一句：我主张围绕着长期科学规划来“放”和“鸣”，并没有把它作为圈圈，来限制大家的自由研究和讨论；如果有科学规划以外的东西要“放”和“鸣”，当然也是值得欢迎的。

　　今天，我们应该说：与解放前相比，我国知识分子是生活在春天里，春天总是可爱的。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两次讲话，更给知识界带来了新的温暖和生气。现在可以说是早春寒意渐消，暖流徐徐而来。天一暖，花就会开。但要百花盛开，也少不了园丁的辛勤栽培。快把园门大大地打开吧，让园丁们跑进去育苗施肥，相信不久的将来，在我们这片秀丽的祖国大地上，随处都会开遍着鲜艳夺目的文艺和学术之花。

　　 来源：1957年4月27日《人民日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