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一篇杂文的遭遇谈到“今不如昔”问题

　　<上海市、洛雨>

## (洛雨，原名杨作雨，上海作家协会创作组组长，《人民诗歌》编辑)

　　去年，为庆贺杂文的赦出“冷宫”，重见天日，我也采取实际行动，写了一篇杂文。这篇杂文在“人民日报”的编辑部和排字房打了几个转转后，便跑回我的抽屉，自叹薄命了。今天，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就想趁机让它献丑一番，有何不可！原文如下：

　　堂鼓呀归来

　　常看古典戏文的人，大概都见过这个场面的吧：一个含冤的老百姓，在衙门前敲起堂鼓，“咚！咚！……”响了几下，舞台上顿时一片呵喝声，衙役们匆匆登场，站立两厢；地方官整冠拂袖，急急升堂。……

　　我每回看到这场面，一边担心老百姓的命运，一边为堂鼓的威力而不胜赞叹。

　　古时候，庶民见官，难如登天，这已是历史常识了。但是，只要堂鼓一响、不管那官儿正在花厅饮酒，或在后堂算账；也不管那官儿正和亲人言欢，或与知己密谈，他都非丢开不可，仓猝升堂，去为老百姓“服务”一番。堂鼓，你有何等惊人的威力呵！

　　不多久，我又看了昆曲“十五贯”。况锺为民请命，夤夜“见都”，不料都堂大人早已遨游梦府，拒不相见：况锺无奈，只得把堂鼓敲打起来。结果。那位官僚气十足的封疆大吏，也不得不从热被窝中爬将出来，接待了“惹是生非”的下属。看过这场戏，我更加懂得了堂鼓的威力所在。堂鼓，是官僚主义的劲敌！

　　当然，堂鼓并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多大的好处，因为那时毕竟是封建时代。但正因为是封建时代，把堂鼓摆在官府门前，让鼓槌操在老百姓手里，鼓声成为老百姓的命令，使官儿们听命于民，这才显出堂鼓的难能可贵之处。

　　堂鼓，毕竟是人民意志的象征呵！

　　这怎么不令人赞叹呢？而赞叹之余，我不禁联想起今天。我会听说过：人民接待室，警卫森严；群众意见箱，遗失钥匙。我还听说过：某工厂深夜失火，负责人却高枕安眠；某公民病危万分，医疗所却婉言谢绝。……

　　抚今追昔，我可以大胆地下个结论。结论曰：堂鼓在今天还有大大的用处。理由是：堂鼓可以重新发挥它的惊人的威力，继续执行它的历史任务——消灭官僚主义。

　　堂鼓呀归来！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

　　十一月三十日，编辑部给我一封航空信，说是：“小样已排出，准备发表。不过，我们还有些意见，觉得后边论得简单些，使人稍有‘今不如昔’之感。这个地方，您看是否再补充一些？等待回信。”当时，我委实吃了一惊：“今不如昔”，这还了得？对编辑部的指点，真是感激不尽。于是，我就在原文“我不禁联想起今天”后面，加上这么一段话：

　　今天，人民坐天下，已稳如泰山；在政府里办事的人，再不是“官儿”、“大人”之流，而是革命的干部——人民的勤务员。这个事实，原是有目共睹，用不着我来多说。可是，也还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貌似“干部”、“勤务员”，实则却以“官儿”、“大人”自居；他们把人民政府当作“衙门”，把人民疾苦置诸脑后。

　　在“结论曰”后面，改为：对付今天的“官儿”、“大人”们，堂鼓还有大大的用处。

　　文章改好寄去后，好久未见刊登。就在这些日子里，马铁丁同志的关于“干预生活”的新“定义”公布了；陈其通、马寒冰、陈沂等同志的“意见”风行一时。我尝暗自思忖：这回，杂文恐怕连进“冷宫”的“幸运”都不可得，弄不好，还有性命之忧。同时，我也有点沾沾自喜，喜的是：“堂鼓呀归来”好在没有发表，免受板斧之灾。又隔了两个多月，在编辑部的“道歉”声中，我的“堂鼓”总算平安“归来”。好险呀好险！

　　一篇杂文的遭遇，就是如此这般。下面，且谈谈“今不如昔”问题。

　　在“堂鼓呀归来”中，我赞美“堂鼓”，是出于对官僚主义的憎恨，这是谁都看得出来的。如果要找一找这篇杂文的主题，那就是“反官僚主义”，决不是什么“今不如昔”。为什么编辑部却“稍有‘今不如昔’之感”呢？所谓“后边论得简单些”果然是个原因，而依我的推测，毛病还出在，“堂鼓”是封建王朝的一种政制。所以我后来虽已“补充一些”，仍不获刊出，便透露了这么一点消息。

　　我的脑袋里，委实掏不出多少马克思主义，但我自信，人民的立场还是站得住的。如果有人站在我面前，说什么：社会主义不如封建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如封建王朝我决不会对他客气的。但是，当我看到这样一幅漫画：慈禧太后拍拍建设干部的肩膀，说他用琉璃瓦造厨房比她自己还会花钱，我却深深地引为警惕，还大大地赞赏这位漫画家的讽刺天才。何以故？因为：两者虽然都以“今昔”作了对比，而前者仇视现实，一派胡言；后者正视现实，语重心长。前者是复辟思想，以人民政权塌台为乐事；后者是马克思主义，大胆干预生活，揭发人民内部的矛盾，引起警惕。

　　然而，我们有些人却有不同的想法。这些人认为：既然社会主义好，那么一切都好；即说今天比过去好，那么今天的一切都好，过去的一切都不好。依此类推，以至无穷。而这些人也就在一片叫“好”声中，闭上眼睛，讳疾忌医。上面讲的那幅漫画，据说连中宣部的某些同志，看了也有不快之色，以为：把现在的政权和封建王朝摆在一起，不合适。当然，从本质上，从全面来看问题，今天的建设干部自不可和慈禧太后相提并论，但漫画讽刺的是“用琉璃瓦造厨房”这一并不体面的具体事件，以历史上著名的浪费能手慈禧太后作个对比，使我们的人触目惊心，自知悔改，这有什么“不合适”？何况慈禧太后并不等于封建王朝，一个糟蹋国家资财的浪子，更不能代表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权。

　　关于“堂鼓”，我以为也应作如是观。如果说，我的杂文中还是有“比”，那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比封建社会不知好多少倍，所以我对今天的官僚主义比对过去的官僚主义也不知痛恨多少倍！如果说，这里就有“今不如昔”的含意，现在仔细一想，似乎也可以这么说。翻开今天的“文汇报”，第二版上有一个“北京专电”，说是，北京的京剧、评剧、曲艺的艺人们反映：“文化局的局长、科长终年不得一见。到文化局拜访，像“十五贯”的“见都”一样困难。……在最近各方面揭发的领导高高在上，群众诉苦无门的现象还嫌少吗？像作家协会这样的人民团体，居然也变成“衙门”，足见今天某些干部的官僚气，已不比“都堂大人”逊色；说今天的某些干部不如昔日“为民请命”的“况太爷”，我想也不算委屈。

　　杂文也好，漫画也罢，无非是一番好意，譬如说：“可敬的同志，您的鼻子上有白粉哩！”并不是给谁做列传，或做年终鉴定。至于“借古喻今”，原是写文章的常规，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呢？“今不如昔”（哪怕是一点一滴）当然不妙，正因为不妙，我们就应该正视它，改变它，—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杂文和漫画的真正用意，原不过如此而已。（原载“文艺报”一九五七年第十一期）

　　（来源：《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