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对教学改革的右派言论

　　<北京政法学院、钱端升、杜汝楫、罗典荣、陶和谦、王革、董光亚、陈广梁、陈守铭、赵日月>

　　[钱端升：北京政法学院院长；杜汝楫：北京政法学院教授；陶和谦：北京政法学院民法教研室教师]

## 反对教学改革，抹杀我院工作成绩

　　钱端升说政法学院成立时“训练班的型已定下来了，作风以革大的为主。……我们每人都应认识原来所立的型是不对头的。”换句话说，他认为我院成立初期的办学方针是错误的。钱端升对教学改革、院系调整一直心怀不满，一次闲谈中，有人提起钱当院长的事，钱说：“我不是大学校长，我的学校不是大学是二学。”这次整风，钱端升便想东山再起，策划“大法学院”计划。又说：“中国的教育质量很低，学生的水平很低，这是和统一招生以后工农出身学生有关。学生在校不能独立思考，现在我们学校里学习四年恐怕也学不到什么东西。……欧美等国高等学校的学生质量高，……教员质量也比较高。”

　　杜汝楫说：“院系调整，总的我拥护，但是把政治系取消是不妥的。……费孝通教授建议恢复政治系我很同意。”“到53年高教部发现问题，逐渐改变了训练班作法，54年初政法教育会议以后才根本改变了这一情况。……从政法学院发展上看，逐步走上正规化是归功于高教部、政法教育会议和专家的帮助。”“在教学方面，树立了党的领导，这是对的。但方式方法是错的。那时作大报告，互助组讨论，思想批判。这方法是教条主义。因为它只凭大课中很简单的理论来套个人思想实际结果也不大好。在调干班学习矛盾论时用典型案件判决，这作法非常教条主义。对毛主席矛盾论理论没有钻研并且也反对钻研，效果不大。……同学每段进行思想批判，……方法也是不恰当的。”

　　罗典荣说：“52年我们采取办训练班的方针(注右派分子污蔑52年政法学院成立时的情况为训练班)是由三个假定作为前提的，那就是假定对象特殊，学生质量坏；假定政法工作特殊；假定条件不具备。但这三个假定都错了，先看学生。我们学生与北大等校一样，而他们为什么没有用训练班的方法？从政法特殊上看，人大法律系和外交学院应该比我们更特殊，为什么他们没有象我们这样做，那时可以采取比较正规的办法，而我们太强调条件不足了。”

　　罗典荣说：“几年来我看到学校工作中的缺点是比较严重的，有些还很突出。”“上下不通气。”“开会提意见不解决问题。”“领导满足成绩”………“领导压制批评”我校老干部多，加上年年搞运动，形成衙门气足，学术空气淡薄。正象同学说，政法学院不象工厂吧有烟囱，象工厂吧，没有机器。真不知是什么。……同志间来往很少，很少谈学术问题，一谈就是生活思想，甚至今天天气哈哈。”

　　陶和谦说我院总结工作，常搬用两个公式：“一是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二是过去是正确的。搬用这种公式势力掩盖了我院的工作缺点，夸大了成绩。如我院建校初期的教学方法与对青年知识分子的改造政策即是不正确的。”“目前采取边教边学的方针来培养教员，既不利于教学，也不得培养教员。这不是方针。……领导上作为方针提出实际上是一种放任自流的形式。”

　　罗典荣也认为：“政法学院“52年54年却不能说成绩是基本的。

　　王革认为党根本不会办学说：“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思想领导，那是用山沟里的方法办大学。”

　　董光亚说：“我们学校是四不象，不象大学，没有资料，借书借不到。……说我们学校党员多，质量高，我不相信。中学也不象。中学党员少，原则性不强，好接近，朝气勃勃。……也不象工厂，没有机器。不象机关。”

　　陈广梁说：“我院的领导和西游记上的猪八戒差不多，不务正业，好睡觉。”并说：“是醒的时候了，先生们，我们不要不务正业的领导。”

　　“我们学校太差劲，什么都不如人家，一团黑暗。”(陈守铭)

　　赵日月说：“改进教学方法，让教师根据教学大纲自由的讲述。……同学不按固定的班级上课，同学自己选教师听课(注，即同学爱听那一教师的课，即听那一教师的课)”

　　 来源：《北京政法学院右派分子言行汇编》(第1部分)(北京政法学院，195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