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葛佩琦的右派言论

　　<中国人民大学、葛佩琦>

## （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讲师）

　　在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会召开的非党教授、副教授、讲师座谈会上说：

　　我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学校是这样，老百姓也是这样，老百姓把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统购统销搞槽了，所以物资供应紧张，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说这是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是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说良心话，物资供应之所以紧张，这是由于执行党的政策的人犯了错误，例如猪肉哪里去了呢？不是被老百姓吃光了，而是因为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发生了偏差，老百姓不肯养猪所造成的。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老百姓几时也是这样，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有得到统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总是欢迎他们的，但他们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而不顾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要反对他们。例如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受了日本人压迫了八年的老百姓也欢迎过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大员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们。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意见很多了，共产党若不自党也是很危险的。

　　过去在学校做地下工作时，是用联系进步、争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党员来领导，所以看党员的成绩就是看汇报多少，汇报得多，就是好党员，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这事不能怪党员，因为党组织叫他们作情报，所以责任在党组织，因这是组织给的任务。

　　共产党对我三心二意，我对你也三心二意。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多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以上见五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

　　他还说：群众在鸣放中还有顾虑。这反映了两个问题：一、反映了八年“民主”制度的结果，群众对“祸从口出”有深刻体会，串个门、说句话，就要被写进“材料”中，群众对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已经颇感生疏了；二、群众对共产党说的话不敢信任，怕打击报复。如果群众继续对党不信任，总有一天党会灭亡的。他还说，群众为什么不敢信任共产党呢？这是共产党八年教育的结果，使人不敢说话了。八年来和党来往中，群众深深感到共产党“善变”，遇事能灵活应用；讲利害多，讲信义少。这从党的政策和党员的言行中都能看出。

　　他说：共产党对这一点应特别重视。因为，“民无信不立”。我还要重述一遍，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道路，总有那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

　　又说：党组织对人，认为有用时，把杀过朋友、杀过同志、杀过党内人的人都当作宝贝；不用时，把对流过血和汗的人关在大门之外，冷若冰霜。有些党员六亲不认，连儿子同爸爸都不接近，儿子入党给妈妈来信称同志。这些事例说明，群众不信任共产党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他又说：一九四九年群众对共产党不会有这么多意见。三害不铲除，狂澜既倒，挽狂澜既倒的可能是除三害，另一个可能被狂澜冲走，葬身鱼腹。（以上见六月三日北京日报及六月八日人民日报）

　　六月七日葛佩琦在人民大学非党教师座谈会上，又对他以上发言进行解释，他认为大家对他的批评是对他的误解。他说，我说统购统销搞糟了，并不是反对统购统销；说肃反搞糟了，也不是反对肃反，我说话有个习惯，就是不够含蓄，其实，我所说的“搞糟了”，含蓄一点说也就是“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的意思。（见六月八日北京日报）

　　（来源：《提高警惕 粉碎右派阴谋》（1957年6月）。）

　　关于整风态度问题。在整风中我们不是向领导要求什么？而是要看一看今天主人作的事情满意不满意。如果领导作不好，不仅应受到批评，而应受处分。校长做错了可以辞职或自请处分。科长也是一样。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领导干部、校长是经理，现在是东家向经理算帐的时候了，是分清责任的时候了，而不是做校长在整风动员大会上说的那样，大家提提意见，能解决的就解决，不能解决的就解释所能了事的。我认为校长整风态度不仅是扭扭捏捏，而且是稳坐泰山。我希望胡校长表示态度，不要坐在上面安然不动，而要动起手来，带动各系。

　　高教部整风应开门，我校整风也应开门。

　　肃反运动目的：清除反革命分子，加强人民团结，前一目的是达到了，后一目的呢？经过肃反，人民内部的团结是加强了呢？还是松弛了呢？我认为肃反没有达到第二个目的，反而使团结松弛了。

　　（党中央应检查各单位肃反纪录，看看肃错的多，还是肃对的多。这个问题很重要。根据我在社会上的接触，我感觉是肃错的多，对的少。假如这样，如何能加强人民团结呢？一般参加肃反的，都要做历史介绍，思想介绍，这里牵涉很广，追问很细，常为一个小问题，追查很多人，这不仅加深人们和党的隔阂，而且加深了人和人的隔阂。我说肃反肃错了，是指第二个问题说的，这是党群关系不正常的一个原因。发生偏差的原因：这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集中表现。如根据一个人说了一句牢骚话，就把他当做反革命分子整，这不是主观主义吗？共产党员常宁左勿右，整错了，不及时平反，这不是官僚主义吗？肃反应当是全国的事，但肃反运动领导小组只有共产党员才能参加，这不是宗派主义，为什么肃反运动中是三大主义集中表现？因为这是党员同群众思想感情不正常所造成的，不正常的思想感情就是共产党员对群众怀疑多，信任少。）

　　（党组织对人有用时，把杀过群众，杀过党内同志的人都当作宝贝，不用时，把流过汗流过血的人关在大门之外冷若冰霜。）

　　群众对共产党的话不敢信任。

　　如果群众不信任我们，群众总会起来反对我们的，这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

　　（党对知识分子）恨多爱少，怀疑多信任少。

## 对旧知识分子是恨多爱少，这是造成党群隔膜的根本原因，为什么会这样呢？产生的根源：共产党员在对敌阶级斗争中，为了安全，总是十分警惕，这样就养成对敌报仇恨心，这种感情带到新社会用来对待知识分子，把他们当做革命对象，现在除平反外，还要教育党员，养成真善美的感情，这一点很重要。党中央在“治国”方面作了不少事情，但在“平天下”方面还做得少，“治国”是保卫国家安全，吃饱穿暖，而“平天下”是要使人民在精神生活方面过得好。

　　党再三说知识分子是国家宝贵财产，但整风中对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整得死去活来。给党和知识分子之间挖了一道深沟。解放之初，知识分子对党是欢迎的，但整风后，有了一道深沟。知识分子的思想肯定是可以改造的，他们自信可以改造成马列主义者，但不能强迫改造，强迫改造，只能使人敢怒不敢言，而不能心悦诚服。很多人把知识分子政策，称为改造知识分子政策，不恰当，应当改为团结知识分子政策。党说是改造后团结，我觉得应团结后改造，先做朋友，砌磋琢磨，然后改造。

　　过去在学校做地下工作时，是联系进步，争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党员来领导，所以看党员的成绩就是看汇报多少，汇报的多，就是好党员。党员起了监督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这事不能怪党员，因为党组织叫他们作情报，所以责任在党组织，因这是组织给的任务。

　　（八年民主的结果，在八年社会主义民主中，群众对于祸从口出这句话有深刻的体会。）

　　（宪法上的言论自由都忘了。）

　　工会号召多，保证多，对行政监督少，无能为力，工会提意见，行政不接受，也没办法，就是工会干部斗争性强，把意见反映到全国教育工会，和吴老一研究，吴老说我回去研究研究吧，也就完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会起很大作用，到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工会岂不是笑话，要工会是个点缀品。工会是工人的组织，但这组织没有力量，国家没给工会权力，工会的权力就是打着牌子号召工人卖力气。工会会费不能不拿，不交会费就说你落后，每月拿两块钱算是打发”要饭”的。报上登的政协委员的发言，我每天看，他们都是吃饱喝足了在歌功颂德。有谁能去真正反映群众的要求？政协开会，外面摆满了汽车，这样的人能了解群众的疾苦？很多发言都提到避孕问题，过去怎么不说？是毛主席没说。过去话都压在肚里。许多问题都是这样。

　　老干部是顽固保守、用地下工作、打游击的办法来办大学。不能吸取别人经验。有些老干部，象张崇山部长可以调出去作省主席和副主席，或者到国务院当个部长……因为资格老，没法安置，就给一个什么长。

　　我校领导是：有职有权而无能。自己没有办校经验，又不依靠中国的专家。我校的老先生当中当过校院长和系主任的不少，领导上不去请教他们，而对联苏专家的每一句话就当作圣旨。为什么会形成这个样子呢？我认为学校领导上有个包袱：两万五千里长征都完成过，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都被打垮了，这有什么困难呢？再有困难也能克服。结果是顽固保守，用地下工作、打游击的办法来办大学。不能吸取别人的经验，只靠一部分党团员；而党员也各有各的心情。

　　整风能否整好，看党组织自己，民主人士说这次整风是种牛痘，我认为是莫大的讽刺。我认为这次整风要“刮骨疗毒”，领导要学习包公那样的决心。

　　49年群众对共产党不会有这么多意见，现在有这么多意见。

　　三害除不掉，泛澜即到，挽泛澜即到的可能是除“三害”，另一个可能是被泛澜冲走，脏身鱼腹。聂校长说报复不能保证没有，但发现有报复，党组织要制止的，即便将来受到报复，我们为了国家，也要大放大鸣，孙中山先生和李大钊都是不怕牺牲的。

　　经过这次整风，党内同志都会清醒的，不会破坏党的诺言，如果要打击报复应想一想，结果如何？那是自绝于人民同时再要打击报复也不可能。

　　看党员的成绩，就是看汇报多少，汇报的多就是好党员。党员起了监督群众的便衣警察作用。这些事不能怪党员，因为党组织叫他们作情报，所以责任在党组织。

　　（来源：《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195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