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耿伯钊的右派言论

　　<湖北、耿伯钊>

## （根据湖北省第一届人代会第五次会议秘书处所整理材料选编）

　　耿伯钊对新华社记者曲一凡讲：长期以来，以党代政的现象是普遍严重的，我常常看到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共同署名发布指示和文件，上行下效，继而省委与省人委、地委与专署、县委与县人委均是党政联名发号施令，这样做法必然助长党政不分，其结果则是以党代政，削弱了政府的作用与威信。

　　他讲：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的职权截然不同，我根据很多人士的意见归纳起来共分为两类，一、党员干部是“有职有权”，“无职有权”“有职有权而无责”。二、非党干部则是“有职无权”，“无职有责”，“无权也有责”。例：有些起义军官反映他们好象是一个皮球被踢来踢去，没有固定的职权，但事情搞坏了却有你的份。我耿老“年纪已老朽，虽有职无权，也不想争。”

　　他讲：“公私合营的私方代表，有职无权是事实，应当给他们以适当的权力。”

　　“省政协副主席六、七人，实际经常驻会工作的是周杰一人和几位秘书长，说来也真难为了他们，有职无权，周杰身虽是一位副主席，一切事还得听从党员秘书长、甚至党员科长的吩咐而往往还受得许多冤枉气。有人为民主人士的处境送八个字‘希承意旨，伺候颜色’。党若把事交给人家做还是可以做好的，但是不放心，不肯付之以权，说的难听一点，有些党员对待民主人士“如防强盗一般，生怕泄露秘密”。

　　“参事室，除人代会起草和审查提案、法规等：工作外，长期没事干，所谓‘拿饷吃饭’的机关，叫大家学习，事情不顺也学不好，以前有一个秘书主任——×××，以×××为依靠，专横霸道，作威作福，包办一切，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我这个主任，也只是挂名‘当个傀儡而已’”。他又讲：“统战部的工作是统小人不统君子”，“亲小人，远贤臣”。

　　他讲：“我原本是一个爱讲话也敢说话的人，解放前蒋介石统治时那样凶狠，我耿某没有怕过他。”

　　“解放后我还是敢讲话的，自从受到×××公开打击和明目张胆的对我们进行监视后，我气愤，从此我就不讲话了，后来我才明白了，凡是对党善于阿谀奉承的人（有人说这是钻狗洞）就受到统战部的重视，官位步步高升，反之，经常向党提出一些善意批评的人，正直的人，被认为是顽固落后分子，打击的对象。”

　　“×××为人态度粗暴，恶劣，在他主持统战工作的时期内，使许多民主人士伤了心。我在一次座谈会上说：‘三视’即‘中央重视’‘省里轻视’‘县里鄙视’。×××说我是‘胡说八道’，从此我耿某更成了统战部的眼中钉；后又派来一个×××监视我，好吧！我干脆搬到参事室楼上住，让你监视个方便，如果我说的不是事实‘可以杀头’”。

　　他对新华社记者曲一凡讲：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储安平向毛主席、周总理提的意见，提得很好。我打听后才晓得储是“光明日报”总编辑，这也是给新闻界增光。

　　他讲：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的一个大党，但党员只有一千多万，比起六亿人口还是少数，如果共产党员以领导者自居；以战胜者自居；盛气凌人；忽视民主；人民是受不了的。又说：“中国有六亿人口，共产党只有一千多万，分开打一架，看谁打过谁。”

　　耿伯钊在东湖疗养院对朱鼎卿讲：“旧社会人家说黄埔学生是蝗虫，我看今天的共产党员也是蝗虫”，并说：“我一看见与我意识不相投的共产党员就不顺眼。”

　　他对彭伯勋参事讲：“我们民主人士要有自尊心，不要靠拢共产党”、“共产党可以马上得天下，也可以马上失江山。”

　　他讲：“斯大林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话的语气就不合理，而实际上是助长党员的特殊思想。”又说：“共产党还不是他们父母交合的血液。”

　　他在1955年某日对徐宪章说：“共产党就是共产共妻。”

　　他说：“建国八年，法制工作搞的很差，目前除婚姻法外几乎没有别的成文法律。”又说：“旧的否定了，新的就拿出来，当然国民党的‘六法’不好，但就其具体内容来说，不见得都坏，古语说：‘旧瓶装新酒’，旧形式赋予新内容，仍有许多参考的地方。”

　　他讲：“从几年的执法情况看，特别是三反，肃反，我完全拥护章伯钧、罗隆基的建议，设立‘平反委员会’专门组织机构，检查三反、肃反偏差，有错必纠。”

## 附：耿伯钊的历史简介

　　（1）耿伯钊的历史

　　耿伯钊，原名勤文，曾用名杨太宝。男，现年74岁。恶霸地主家庭出身，湖北省安陆县人。

　　1903年中副榜（举人），1904年由张之洞保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回国后曾在满清人果清阿手下任军事教官，辛亥革命后当过黄克强的参谋长，大革命时参加国民党，充任武汉市三特区（德租界）管理局长。大革命失败后，既动摇叛变，到南京找蒋介石充任参军多年。抗日战争时在重庆充任将匪军军事参议院参事（为湖北亡国论者之一）。抗日战争胜利后，活动为伪国大代表，出席过伪国大会议、制宪会议。张笃伦任鄂省主席时，他为省府委员。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政务委员，湖北省戡乱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解放前在武汉与白崇禧往来密切（师生关系），白匪曾利用他搞伪和平委员会，用要求和平名义电蒋下野，让李宗仁上台。武汉解放前夕，耿为取得政治资本，在白匪逃走后既利用和平委员会作了一些治安工作，加入民革。解放后曾历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员、参事室主任、民革分筹会委员。现任政协湖北省委员会副主席、参事室主任、民革湖北省委员会委员。

　　（2）耿伯钊历史上的罪恶活动

　　耿伯钊是安陆的大地主，他的父亲是衙门里吃黑饭的人，对人民敲诈勒索，是个十足的劣绅，耿伯钊继承了其父的衣钵，一贯压榨农民。根据安陆县双路乡灾民杨大符的揭发，他种了耿伯钊一石六斗田，每年收获的粮食缴了租就没有吃的，逼得他大儿子长年在外做工。1941年大灾荒，一石六斗田只收获了八斗谷，可是地租照样缴。

　　群众称之为“土皇帝”，翻手为云，复手为雨。安陆县人民讲：耿大老爷在外面吼一声，平地能起三尺浪。耿大老爷在屋里吼一声，扬尘都要落下来。可见耿伯钊在安陆压诈群众的一般。

　　耿伯钊不仅是“土皇帝”，而且是有名的官僚政客。当谈起辛亥革命时，他讲他也参加了工作，实际上当别人为了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他却在南京向满清亲王献春宫、陪喝白兰地，谋求升官发财之路。在讨袁护法时，他讲为此亡命三年，实际上他却在受袁世凯的豢养，在袁世凯将军府当官。在汉口任特三区管理局长时，因保护帝国主义的财产，欺压中国人民有功，曾受法帝国主义马克的表扬，并获得二千元银元的报酬。如上事实说明耿伯钊政客之身分。谁有钱有势就跟着谁走，由满清而军阀，由军阀又过渡到蒋介石。民族气节在他来讲是无所谓的。

　　大革命失败后，耿伯钊就投奔了蒋介石，当了蒋介石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一跃又升为反共专家，当时鄂豫皖三省成为刽子手们的屠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人，不知有多少革命志士，革命群众被匪徒们惨害，革命力量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而耿伯钊此时正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政务委员，策划反共。为了进一步摧毁革命事业，维持土皇帝的统治，耿伯钊真不愧为蒋介石手下的一员干将，他把胡宗南的亲信胡受谦保荐到安陆任伪县长，强征戡乱军费，修建碉堡，弄得民不聊生。胡受谦并未辜负耿伯钊的重用，他到职不到五个月，就惨害我革命志士一百余人，搞得群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些严重的罪恶血债，怎能说与耿伯钊无关？

　　1948年，安陆被我军解放，胡匪受谦自杀。耿伯钊亲自在武昌组织并主持追悼大会，会上痛哭流涕，如丧考妣。耿伯钊在会上说：“胡县长受谦在胡司令长官名下任参谋长时，正值陕北共匪蠢动，胡县长运筹帷幄，迭树功勋，他是文武兼全将领，颇为胡司令长官及蒋主席所推重。安陆素为共匪剿穴，自刘匪到大别山后，奸党潜伏分子积极蠢动，县长一职，没有老成干练，文武兼全人物坐镇，不堪胜任。我为爱乡心切，征求他的意见，那时上峰倚界正殷，概然不释经就，这种服务桑梓热忱，实堪钦佩。到任之后，专重治军，并将奸匪潜伏首要分子，予以处决，与奸匪战斗数次，都予匪军以严重打击。2月17日匪军集中大军，向安陆进犯，胡县长率领县警乡团，登城亲自指挥，匪军伤亡不少，终以众寡悬殊，县城沦陷，胡县长不愿遭匪凌辱，自殉于邑中报恩寺。（言至此痛哭）兹当戡乱方殷时期，胡县长以身殉职壮举，实为地方行政人员树一良好楷模。他的死不仅安陆不幸，也是党国严重损失。同时我因爱护桑梓，请他出任县长，落得这个下场，我也应负相当责任。（言至此又痛哭）死者已矣，唯胡县长素来廉洁，归来两袖清风，他的子女，尚属孩提，我们急应呈请国府，优加抚恤，使一代完人，能暝目于地下。”

　　从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对革命事业是多么残忍，对反革命分子又是如何关心。

　　耿伯钊的罪恶还不止于此，他为了继续屠杀人民，亲自率领一些逃到汉口的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到伪武汉行辕及伪省府请愿，要求派孔铁勋担任安陆县长，并要求派飞机、匪军，支援孔铁勋回安陆。就这样孔铁勋回到了安陆，继续作屠杀人民的罪行。

　　此外，根据民革成员刘年芳老先生的揭发，耿伯钊曾向满清政府告密，以致使辛亥革命湖北领导之一英禄贞被刺杀于奉天。

　　解放前夕，他勾结汉阳伪警察局长将其内弟用船骗到江心，推入江中淹死。这些血债罪恶，始终未向人民作过交代。

　　从这个两手粘满了人民鲜血的反共专家历史来看，实在难以找到点滴和平因素。解放以后虽然政府未究既往，而在政治上，生活上都给予优厚的待遇，照道理来讲，他该心悦诚服向人民悔过，立功赎罪。但是他却终日盼望蒋介石复辟，这次又借帮助党整风之名，向党向人民猖狂进攻。

　　（来源：《右派言论选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