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言论

　　<北京政法学院、钱端升、杜汝楫、王革、杨鹤皋、周仁、陶和谦、姚明、梁世通>

## [钱端升：北京政法学院院长；杜汝楫、杨鹤皋、周仁：北京政法学院教授；民法教研室教员，党支部宣传委员]

　　钱端升说：“我校肯定有三个主义，通过这次整风能否整好，我看不可能，因为我们的领导机关——国家的政法部门和高教部有严重的问题，一个是严重的宗派主义，一个是严重的教条主义，必然影响我们的工作，如果上级不严格去掉这些毛病我校孤立的除三害，是很困难的。例如政法部门使用知识分子方面有严重的宗派主义，大学毕业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高级知识分子更受歧视，积极性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地方的政法部门较负责的非党同志很少。党员总是少数的，应该依靠大家，政法部门有什么道理把门关得那么紧呢？部队中和外交部门中还有较负责的非党人士，难道政法部门一定要这样紧。我校五四年毕业生去天津的几乎全没搞政法。”

　　钱端升说：“来自革大(华北革命大学)的党员成了我们学校的一个核心，四个大学的党员像余叔通都受到排挤，群众更不用说了，市委有决心在整风中打散革大的核心。”

　　钱端升谈到工资问题时说：“对靠近我们的照顾的比较周到，对那些不靠拢我们的照顾就差些……”

　　钱端升挑拨邹德慈与党(此处几字辨认不出)的关系说：“他们在入党问题上，唯成分论的就是扣出身。”包卓靖说：“官德常不够党员条件，所以能入党是由于“成分好”

　　杜汝楫说：“……从已揭发的材料中知道宗派主义已深入到各个角落，但是现在还没有人揭发：在吸收党员中的宗派主义。很明显，有宗派主义思想的人，今天吸收那些唯唯诺诺的人入党，绝不会吸收那些正直的、敢于对宗派主义做斗争的人入党。”

　　杜汝楫说：“我校干部政策上有偏见，有些是好干部(革大的)，有些是不被认为是好干部(指四大学)。”他又把我院分为二类干部，一类是革大干部，另一类是四大学来的干部。我认为“武院长是管革大来的，钱院长是管四大学来的，武对他管的关心，钱是不关心他管的干部。”他并多次写匿名信给高教部和司法部说：“我院评薪不合理。”他还说：“我校宗派主义也很严重，表现在使用干部提拔干部不合理……”

　　杜汝楫说：“在学生中，党员学生和非党员学生有界限，这个界限竟到了这种程度，党员考试不及格时，教务长要教员尽量给及格，刘教务长说：‘我们对工农学生要宽，这是阶级感情。’我和刘圣恩都是一肚子气，翻卷子罢，这一个3分，那一个3分，结果碰到了一个党宣委的卷子，党支部宣委政治课不及格还行吗？后来还是提上去了。请看给分数怎么还有人情？还有这种事！……这是前几年的事，专家来了以后，他主张以卷论卷，就没有人再持这种意见了。这说明了宗派主义的严重。”

　　杜汝楫抓住了这个捏造出来的事实一再进行一系列的煽动活动。他又说：“刘昂同志的对工农学生要宽(指考试评分)是出于‘阶级感情’……这件事情的错误不在于他的出发点，而在于他的思想方法。……主要是：①他没有认识到高等学校中的考试是一件严肃的事情；②他对教员评分的权力不够尊重；③他不认识到这样做对工农学生并没有真正的好处，正如父母溺爱子女并没有真正的好处一样。从这件事来说，我认为刘昂同志对于怎样把高等学校办好，这一问题的认识是不够的。”随后又歪曲事实地说：“……我在座谈会上发言时，曾经揭发刘昂同志要给工农加分的事情，因为你们(指整风简讯的编辑负责同志)害怕同学们起哄，曾征求我同意不予发表。但是现在我经过再三的考虑，觉得仍然是发表的好。而且钱院长也认为可以发表。”

　　他还说钱院长认为“刘昂未经他(按：指钱端升)同意就便乱作主张是不应该的”。毛主席说过：“香花和毒草可以齐放。”为什么我的发言不能放呢？难道你们不相信群众的辩别能力吗？如果你们坚持不发表，那末我只好用大字报贴出来”“关于刘昂同志叫我给工农同学加分的事，听说没有同学反对，我声明这是事实，我没有造谣。”

　　杜汝楫说：“按理说对党员应该要求严格，对群众可以宽些，但是恰恰相反，讲课出了问题时，对非党教师是吹毛求疵，对党员教师则轻描淡写，各教研室都是这样。”

　　杜汝楫说：“关于主观主义，表现在对非党同志的看法上总不全面，不客观，他们总是资产阶级思想，不能和他们就事论事，不能暂时不翻成分，不翻历史，总是一下就联系到他是什么出身，什么学校来的。现在不能就事论事，所以有些问题很难解决，很难展开互相通气的讨论，……青年党员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中较严重的教条主义，不管什么问题一下就提到原则高度；即使对方是错误的，也难对人家有所帮助。”还说：“为什么会产生以上问题？(指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我觉得有三个原因：一，对非党同志多年来积累的知识认识不足，老同志对革命有功是事实，但他只知道自己过去的经历，觉得知识分子没打游击没经验，对革命没功劳，他不知道，冲锋陷阵是一时的勇气，积累知识则需要长期的努力，老同志如果知道了钱学森的级别，会不会惊惶其级别高呢？我说不高，在科学上费脑筋不亚于打游击！二，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情况估计不足，只停留在以前的情况，忘记了几年来的进步，甚至连以前的情况都估计不足。此问题明显地表现在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问题上，知识分子一般是爱国的，解放前就游行示威，支持解放区的革命斗争，但总被怀疑他和国民党的关系怎样，其实行为国民党员也恨国民党，问题并不那么严重。如谈到资产阶级思想，应该承认他们有，但是并不严重，中国资产阶级思想也很软弱，知识分子对它的政治观点是半信半疑，如果说知识分子有了坚定的信念，肯定认识到走那条路，那只是在解放以后，一般老同志考虑此问题是较片面的。三，功臣自居思想，天下是老子打出来的，我爱人能力虽不强，但我给他几级你管不了，刘昂同志看到中老胡同教授生活很好，气愤的说：‘过去也是他当教授，生活好，孩子漂亮，太太摩登，现在他们还是这样。’这正表现了宗派主义思想。知识分子凭自己的劳动，公平交易，你有什么嫉妒的。(何况现在知识分子也是为人民服务)。工人农民生活提高了，一般老同志容易搞通，为什么对知识分子的劳动报酬就看不惯？”

## 王革说：“我们对于老教授尊重不够，有些地方老教授完全可以当教研室主任，必要时可以做秘书或副主任。”

　　杨鹤皋说：“民主人士的职权被剥夺得绝无仅有……教授送进了‘牢笼’(研究组)，北大的人员被压服，青年知识分子老挨整，苏联的经验进不了门。”还说：“宗派主义者(指党)‘接管’(指领导)了学校之后，教授就被打入另一种形式的‘牢笼’研究室，他们只有挨整的权利，却没有研究学术的自由……从上到下，从领导者到学生，都视之为废物，视之为眼中钉。”

　　周仁说：“党群关系上宗派主义极端严重……有些同志认为民主人士难办，难处，不能解决问题，由于怕和钱院长雷教务长接触，很多事情都不直接去找，而通过秘书。”

　　陶和谦说：“要求党外群众帮助党整风是好的，但我最怕的是党用宗派主义的眼光来对待党外人士的意见。”并说：“钱端升在我院不受尊重，我如果是钱端升时，我也会感到没有意思，钱在我院有职无权。”

　　姚明说：“我建议给刘昂以党籍处分，他对钱院长的态度是什么？他违背党中央的指示。在政法学院党员司机也欺侮钱端升，对雷洁琼也是这样。现在老教授放置高阁不用。”

　　“领导搞教学有四怕：一怕教授把资产阶级思想传给学生。二怕老干部讲不好，长年培养，三怕青年非党教员，四怕同学出去掌握不了刀把子，不让他们做政法工作。”(梁世通)

　　 来源：《北京政法学院右派分子言行汇编》(第1部分)(北京政法学院，195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