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右派言论

　　<北京政法学院、杜汝楫、张敬臣、王革、何成章、姚明、张景明、尹孝松、赵日月、陶和谦、梁世通、康德琯、陈邦钊>

## 1、站在地主立场不满土改

　　杜汝楫在清华教书时，组织上曾二次叫他参加土改工作，但他都拒绝参加。因为他“土改时，在思想感情上是可怜地主的。”

　　张敬臣污蔑土改是“用机枪扫射地主，不该杀的也杀了，有的地主家的小孩也杀了。”

　　2、反对搞“三反”

　　王革认为：“三反运动时对老虎采用这种斗争方式太厉害了。用不着群众运动，贪污用法办好了。……所以认为三反运动是耽误时间”杜汝楫也有同感，觉得“三反运动没有意思，耽误时间。”

　　何成章说：三反中错误太多了。

　　姚明说：“三反中有许多人受了冤屈。”

　　杜汝楫说：“心里同情老虎，觉得搞过火了。”

## 3、反对思想改造

　　张景明说：“思想改造是强迫叫人信仰马列主义。信仰马列主义不应当强迫，应当由自己慢慢来潜移默化。”

　　尹孝松认为：“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有伤人道，是不道德的，是对知识分子人格的污辱，是自己对自己施加精神压力，是没事找事。思想改造是自寻烦恼，白费精神。”他说他“讨厌改造……这些字眼。”

　　赵日月也说：“过去对知识分子采取错误粗暴的态度，伤了他们的自尊心。”

　　陶和谦说：“听到周总理的知识分子问题报告后，既然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那么对老教授也不必强调思想改造了。”

　　在对青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上，陶和谦认为：“52年到53年党对青年知识分子改造犯了原则性错误，方法简单粗暴。改造的结果摧残了青年的朝气和上进心，使他们不敢有理想，感到前途茫茫，好象把小孩和脏水一块泼掉了。”

　　杜汝楫也说：“53年对学生思想改造是粗暴生硬。”认为系统的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本身就是思想改造，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就可以达到共产主义。

　　梁世通说：“我们学校思想改造太过火，某一同学就是因为受不了才跳楼自杀的。”

　　王革说：“过去(团)支部计划中今天整这个人，明天整那个人，看不到同志们一点优点，好象支部没有好人似的。”“过去团支部会上，对我是一棍子打死的态度，肃反时把我搞的很厉害。”因此他感到“在团内没有温暖，而是受思想压迫。”

　　康德琯说：“党员不了解青年”“党员落后于形势了”。“党不了解(他的意思是支持)我这一套(指资本主义的思想和趣味)是不对的，党因为不了解我，因而有脱离青年群众的危险。”又说：“觉得党不了解我……不了解我的人性的美。……我觉得党员什么事都强调阶级性，缺少人性，(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和趣味，)……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党员看人重德不重才。……党员所了解的和我不同。……党员有些冷冰冰的，思想干巴巴的，在学术上没有什么创见，……在一年来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后，我就觉得很多党员思想保守了，抱残守缺。”

　　“党支部对学习不重视，大力用于注意坏的方面，党支部在这个面前了解那个，在那个面前又了解这个，这样经常造成同志间的怀疑和不信任，破坏大家的团结。”(陈邦钊)

　　有人利用“独立思考”来反对思想改造。如康德琯说：“我希望我能独立思考(不管这种思考是否背离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受批判，不受到社会习气的压力和党团组织的干预。”

## 4、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

　　杜汝楫认为党对资本主义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是“养猪杀猪”的政策。

　　张敬臣说：“我国宪法规定保护资产阶级财产。其实我国很多地方违反了宪法的规定。”实际上是没收了资产阶级的财产。他又认为：“给资本家的定息不体现赎买，只给五厘利，这样实际已没收资本家财产的三分之二。”因此，他支持定息二十年的意见。

　　王明欣同意章乃器定息不是剥削的谬论，认为资本家不劳而获不一定是剥削，还认为资本家的财产是资本家自己的。

## 5、关于农业合作化

　　王明欣说：“群众生活不好，比国民党时代还坏。合作化影响了农民积极性。不要合作化也可以实现社会主义。”

　　姚明说：“合作化搞得并不象宣传的那样好，农村干部政策水平低，态度粗暴。”

　　 来源：《北京政法学院右派分子言行汇编》(第1部分)(北京政法学院，195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