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谈我们学院的宗派主义思想 　　<沈阳师范学院、高越峰> ## (高越峰：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助教；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总觉得从领导者的道德标准看来，第一，好提意见或经常牢骚满腹的人，应该属于‘好犯上者’这自然是‘鲜矣仁’的！第二，倘意见牵涉个人利害，却在未说之前就早已经错了！ 　　甚至于党虽再三号召‘大胆鸣大胆放’，我又觉得：‘弓’和‘箭’毕竟是握在领导者的手里，即使目前不公开报复，事后倘在暗地里向我放“冷箭”，也是支撑不住的！ 　　但又一想，这种想法可真是‘个人主义’的了，更何况，内心中确有不少意见，故此，还是决定谈谈。 　　党组织常常把党，党员，具体的党员混为一谈。由此，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也就成了党员的伟大，光荣，正确。于是，不论具体的党员个人如何，都可以得到提拔，不管是否懂这个单位的业务，党组织都可以把他‘抱’到这个单位的领导者的转椅上，让他去以‘门外汉’的身分‘领导’内行人。只要是党员，那怕是思想片面，甚至是极端糊涂的，他的汇报都足以作为领导上赏罚的根据。甚至就连工作中的成绩，创造革新都只重视党员而看不到党外群众的；党外群众即使在工作中，在生产中发挥了创造性，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也不能扬名于众！报刊杂志因为有‘党性’的，所以宁肯刊登党员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也不发表党外作家的优秀著作等等。 　　这种严重的宗派主义思想，在我们学院当然也同样存在着。 　　中文系有一位女同志，是本院中文系专修科一九五四年的毕业生，究竟她的才能相称与否，暂且不谈，根据我所知，依据教育部当时的决定，是不准培养专科毕业生做研究生的。但她在中文系做一年资料员工作之后，党组织在‘不管怎样，决心培养她’之下，就把她送到武汉大学当研究生去了(目前在北京)，直到今天，每逢开会，只要是给组织上提意见，大家没有不涉及这件事和她本人的思想作风的；而且每谈到这个事，不论男女老少，总是那样慷慨激昂！然而在组织上看来，这也不足为戒。 　　更令人莫名其妙的是：去年评级时，不知组织上根据什么原则把这位一天书没教过，也没做过任何教学工作的人，安排到12级助教上来！而青年教师评的却都非常低！去年在座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时，据大家在会上揭发：‘这位同志在当资料员时，组织上派她去‘北大’抄专家的讲稿，一个人住在学院在北京买的一所房子里，因为害怕，中文系组织上又以‘听课’为名，把一位女助教派去给地作伴，这真同‘林姑娘’到贾府一样阔气了！独自住在安静的‘潇湘馆’中，而且还由党组织给派去个‘雪雁’！ 　　中文系组织上为什么这样尊重、照顾，体贴这位同志，而且宁可在既违反党的政策，又犯‘众怒’的情况下把许多特权都交给她？就是因为她是党员！因此，‘党证’不但标志党员的政治身分，也是享受一切特权的凭借。 　　再拿去年评讲师来说，在周总理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发表之后，各高等院校都轰轰烈烈地评讲师，唯师院一片寂静！过了一个时期，突然间贴出一个布告来，由领导上‘恩赐’了一批讲师，中文系在青年教师中，只有两个人受到组织上的‘恩赐’了，其中一位是党员，另一位是已经讨论通过，即将入党的团员，而其他几位够条件的(指教育部规定的条件，本院的条件因属秘密不详)青年教师都没受到这个得天独厚的‘恩典’！ 　　（因此，党证不但标志党员的政治身分，还可以当学术论文用！） 　　今年中文系提拔了一批领导干部，而这两位同志又同时在‘教研室主任必须是讲师’的‘名正言顺’之下，一帆风顺地被提拔为教研室主任了！尤其解释不通的是：其中有一位同志是从其他教研室刚转到这个教研室来的，对这个教研室的业务还不摸门，党组织就立刻把他摆到“主任”的交椅上来！ 　　因此，党证不但标志党员的政治身分，也可以用以证明学术水平！ 　　在这种宗派主义之下，不但是党员，团员，只要是入党或入团的申请书一交上去，不管能力相称与否，你就看吧：教研室主任是他，工会主席是他，理论学习小组长也是他，甚至连文体活动小组长也是他！真使他立刻成了一个，‘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的，身佩‘六国相印’的人物了。 　　党的组织应该引导青年人怎样去做人？是对党洁白清忠，还是阳奉阴违，貌合神离？ 　　这种宗派主义的严重后果是：党员：‘打腰’和一些人的个人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使得一些人的入党动机是相当不纯的！他们是以科举时代的书生苦读书索取功名利禄，为给参予政权铺开道路的动机要求入党的。 　　这就决定了他们在要求入党的过程中、不是用对党竭尽忠诚，踏踏实实地工作，学习的实际行动来争取，相反地，把入党申请书一交上去，他们就开始观察，分析，研究党的领导同志和党员的心理，于是，在党的领导同志和党员的面前，唯唯诺诺，巧言令色，阿谀逢迎，他们不能主持正义，坚持真理，本着对党无限忠诚的态度提一点反对意见，而是看着党的领导同志和党员的眼神说话，党的领导同志和党员的爱憎，决定着他们的行为标准，党的领导同志和党员的喜怒，决定着他们的声容笑貌，他们的‘密切联系群众’，是为了收集汇报的材料，只要谁说了一句甚么话，他们便立刻跑到党的领导同志和党员那里，断章取义地；或用不同的情绪，不同的逻辑反映上去！ 　　于是，党的领导同志和党员，便把这种对党‘无限忠诚’与党‘同甘苦，共休戚’的现象，看作是要求入党的“实际行动”了。 　　于是，使不少青年人成了一种对党“阳奉阴违，貌合神离”的，具有‘两重性格’的人物。这种‘两重性格’往往造成一部分人在政治上的“夹生”，个人主义思想支使着他们，一旦被批准入党时，立刻表现出‘范进中举’后的情绪来，然而。当客观事物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又立刻心灰意冷，而心灵深处对党，对现实的本质态度便赤裸裸地毕露出来！ 　　另一种情况是：使一部分人成为在党的事业中，只会‘摇旗呐喊’而缺乏实际才干的‘不学无术’的庸才。 　　‘是非不明，赏罚不公，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就中文系的情况来看，除宗派主义思想之外，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同样是极其严重的！在三者合为一条，互相渗透之下，就造成很多极端不合理的现象！ 　　这首先表现在对人的看法上是主观片面的，而对人的态度上是有亲疏厚薄之分的。 　　一般说来，领导上对那些‘经常接触领导’，‘经常向领导反映情况，或者经常铺张扬丽显露于外的，不学无术的人看作是向组织上‘一德一心’，‘政治上进取心强’，有“真才实学”的人：而对某些学术水平比较高，但不习惯于‘接触领导’或历史上有问题的老年教师，或在默默中埋头工作，真正献出劳绩的青年教师，特别是经常对组织上有意见的人，把他们看作是‘政治上裹足不前’的同时也就抹煞了他们的成绩。(当然我总不是说被领导上重视者，全是前一种类型的人；否则，全是后一种类型的人。) 　　由此，前一种人在领导面前，有胜于杨贵妃在唐明皇面前，可以得到无比宠爱；而后一种人，则被打入‘寒宫冷院’，成年累月忍受着‘偏妃’的凄苦！ 　　这即成为领导上的道德标准，就使中文系在很多问题上是非不明，赏罚不公。 　　由于领导上的道德标准所决定的是非不明、赏罚不公更集中的体现在提职增薪上(当然，提职增薪中所反映的问题也正是同学院主观主义地教条主义地贯彻知识分子政策分不开的)。 　　在评级评薪的问题上，不能不说存在着严重错误！群众(特别是青年助教)对这方面的意见是非常多的，然而，由于我们领导是‘过于执’式的主观片面，而缺乏‘包文正’式的是非分明的作风，故此每提到这个问题，就似乎是群众基于市侩思想出发，计较金钱待遇。 　　在评级当中虽然提出了许多堂皇的条件，实际是没有什么条件的，如果没有，只有两条：第一，根据年岁；第二，根据领导上的衡量人的道德标准，如果把这两条再用一句话概括出来，实质是领导说给谁安置在那级就是那级。 　　在这个原则下，去年第一次评级时，除两名早已被‘恩赐’给讲师的青年人被评为九级，一名实质早应评为讲师而没有给评的助教被评为八级之外，其他青年教师一律被评在十级以下，总的看来，在年青人中除两位‘讲师’和前边所说那位女党员(研究生)这三位党员评得高之外，其他人都是低的。 　　尤其是第二次‘纠偏’时，不论学术水平与教学质量如何，凡属‘助教’一律不提，相反地，只要是讲师以上，或某种年令以上的，那怕是在课堂上纵横十万里，上下五千年地信口开河也照例提，这些情况是其他高等学校少有的，当大家提出意见时，领导同志却在青年教师的会上解释说：‘宁可冤枉了青年教师，也不委屈老年教师，因青年教师政治质量高’这些谈法是非常无原则的，其实质是：在宗派主义思想之下，以阿Q式的盲目自尊贬低老教师，又以阿Q式的精神胜利安慰青年教师。” 　　（来源：《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教育参考资料之一，内部材料　仅供参考，沈阳师范学院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 19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