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种运动不知搞错了好多人”   <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吴先培>   [编者按:吴先培,重庆师专教员,中国民盟盟员,解放前向学生进行过反苏宣传,监视过进步学生的行动。本文是他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其中以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为由头,肆意攻击镇反、三反、肃反运动,并污蔑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为“一个耳光,一块冰糖”;并说几年来党对文教等工作的政策摇摆不定,企图否定成绩,挑拨群众对党的不满。] ## 从评薪问题谈起   评定工资的标准是有四——学历、经历、工作量、工作质,如果掌握这标准那就可评好,但在我们学校就显现了宗派主义,如余桂容、段辉煜(党员)工资就比开课教师高或者相等,照说他们这么多的工资,工作就应该很好,但是我举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他们的工作。事情是去年我刚来学校不久,段辉煜就来找我说,请你来办公室一下,我们交代一下党方面的情况。我很奇怪,但又以为是统战方面的组织,因之我就去了。到了办公室,段辉煜不在,余桂容就接待我,给我介绍了一番党员的人数和谁是负责人,当时我就说我盟员的组织关系已转到师专编了组。大概他们知道搞错了,与段交换了情况就说:“对不起我们搞错了,是廖英碧”。这可说明他们的工作质量问题,但工资却高,这说明评工资中的宗派主义情绪。 ## 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就是“一个耳光,一块冰糖”,各种运动不知搞错了好多人   党对知识分子提的很响,是团结教育改造,也在这样做,但实际上对知识分子是伤了感情的,有些地方非常不慎重,比如56年的“肃反”,作了动员报告,并交代了反革命数目说90%以上都是好人,并希望大家都站在这一边来,而实际搞得大家你认我是反革命,我认为你是反革命,实际是侵犯人权。把那些重点弄来集中,地方又挤又臭,解便也要五个人一起,好多人认为这就是劳改。而且指名某某人是反革命分子,要坦白,说坦白后该死的不死。“好象旧知识分子就尽是该死的”。迫的没办法就编——与谁与谁与某某反革命分子有关系,后来又号召群众指名斗争,无一分根据,毫无材料,形式是来个逻辑推断,硬是要把某某人分析是杀人犯是反革命,不然就是落后,搞的人心惶惶,有人抹喉,有人跳楼,而后来又把反革命都放出来了,还喊对他们要好。当时我想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共产党就是一个耳光,一块冰糖。过去这样的情况不知搞错了好多人。   解放以来历次运动,有的人不明不白的冤枉死了,如泸县有个人是有点贪污,但很少,一打一吊他就承认了一万多元,问他在那里他就说在××处,结果一挖没有。又把他女人抓住,结果看管的人约10多分钟不在,她就吊死了。镇反也有,肃反搞错了对现在有工作的应该道歉,轻罪重办者、家属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应该取消。有人被群众管制,充其量是作风坏,社会关系复杂。这应该解决。   对知识分子是使用多,帮助少。肃反中每校都有重点分子,还有几个看管的人,现在出来了,都入党入团了,因为他们在里面有功。要调走好多人去搞?剩下的课程就加在其他老师身上,而社会主义的按劳取酬就没有了,工作搞得再多还是拿那么多钱,这对知识分子是否照顾了呢? ## 解放后教师的生活苦,待遇低   (说生活提高了,但与抗日战争前比较起来,现在一个讲师还不及当时的一个中学教师。)   工资改革,最近同志们意见也多,党员在评级意见上也多,现在之所以出问题,是级与级差别太大,越往上差别越大,又有一个总数限制,如果再加上宗派主义,问题就更大,目前教授、副教授生活还有困难,现在我们进书店上了一元多的书就不敢乱买,因为自己的收入事先就订了计划,而抗日战争前就不这样。另外我们每年的浪费很大,如果我们减少浪费,待遇就会提高很多,待遇不高,我们买杂志都要考虑,是否可以考虑给研究的人以津贴,解放前就是这样,工农业都可与反动政府比,这又何尝不可津贴呢?   好多人对福利补助有意见,过去在这方面也来了解情况,工会小组长也来问,但是知识分子穷的硬,不愿说,我认为党组织有充分的条件,干部有档案,平时收入,伙食会计处有账也可以了解,在补助时就可把名字提出,然后拿到教研组去讨论,这样来加以确定。 ## 共产党的政策“摇摆不定”,就是会“变戏法”   党领导建设是有成绩的,但这几年党的领导摇摆不定,是摇摆前进,如象55年56年对教师是要求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考不起学,怕他们闹事,这一工作作的刚要收效,却又要动员学生、农村的知识青年都要考学校,在中学要一个班的学生都要考学校,而今年问题又来了。我自己就有小孩,我就很难说服,没法动员。又如55年泸州商业任务没有完成就动员买工业品,先是党团带头,后来就摊派,否则就是不拥护社会主义,害得老师去拉账,而现在又动员买工业品要俭朴,要限制,我是,你动员买我也是那样,动员不买我还是那样,使人感到共产党就是会变戏法。又如去年工资改革了,接着就来个增产节约,省人民委员会又来个房租低了。使人感到刚好又收回去,似乎有点小气,这给资本主义很多宣传资料。比如为了限制消费就把呢绒提高30%,当然穿呢绒是高级消费者。我们能算高级消费者么?   如果说我们要拿去出口,那为什么又要进口日本、德国的呢绒呢?这样一方面是提倡节约(提高呢绒价格)一方面又提倡奢侈(进口)。我们时常在宣传资本主义如何如何,那资本主义也可宣传。我们呢绒和好多东西都涨价了,我根本就不同意这个政策。   另外,我认为本市之第三招待所这样的房子应该作为其他用途,市不重视卫生工作。   (来源:《重庆市右派言论选辑第一集》(内部文件,只供领导同志参考,请勿外传和翻印),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办公室编印,195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