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污蔑党员的言论

　　<北京政法学院、匡绍毅、赵日月、陆绍祁、尹孝松、席成德、林道廉、杨鹤皋、李涵林、田维刚、章文岳、章天惠>

## [林道濂：北京政法学院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室教员；杨鹤皋：北京政法学院教授]

　　匡绍毅说：“党员的老实是愚蠢的别称”，骂党支委是“笑面虎”、“伪君子”，“挂羊头卖狗肉”。有一次党支委批评了他，他说：“叫疯狗咬了，要打狗。”

　　“按照我的理解，‘党棍’一词的含义，是指那些抱着为个人利益的野心，讚进党去，挂上党员的招牌，骗取信任，欺上压下，为非作歹，用党作梯子往上爬，缺德无才，不是凭本领而是只凭党员这个头衔，坐高官厚禄，混党饭吃的人。”(赵日月)

　　陆绍祁认为有的从农村到城市的干部，进入城市以后，就忘记了农村，忘记了自己的亲娘老婆。也还漫骂说：“农民养鸡可以司畏，养狗可以守户，假如养着一些不关心他们痛痒，否定他们正当生活利益要求的人，比养臭虫还要有害。”

　　“党员对人说话，除去党性外，再无别的可说，党员也是一根棍，不是党棍而是一根‘冰棍’，这怎么能敲出别人的热情来呢？”(尹孝松)

　　席成德说：“群众是崇拜党员，群众眼睛被屎迷住了，群众眼睛亮个庇，他们就是靠党员资格混干事”

　　林道廉说：“关于儒林外史问题，我说王润等不能称儒，应改为官僚现形记，因他们(指老干部)没有学问，我还说……写得不生动。”

　　杨鹤皋以恶毒攻击老干部为能事，他说：“我院宗派主义的老祖宗是武士(即前副院长武振声同志)”。他认为武是以粗暴压服出名的。杨又说：“教务长刘昂，前党委书记王润，总务处长修恒生等同志都是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者，他们的言行几乎都是符合这种思想的。”

　　李涵林在整风前骂党员说：“×××是马大哈，×××是封建的共产主义者，是无知的，×××更不顶事，×××是废品。”他又说党支委是：“无耻之徒”。“×××是汉奸，是阿谀奉承的典型，对上唯唯诺诺，对下是杀气腾腾，乱汇报，把别人搞糟了。×××是男盗女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作风，我是没有把她当人看待。×××没有头脑。×××保守，×××是吹吹拍拍。”“党员坏透了，甚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田维刚说：“×××(第一任支书)是家长式统治，老板着脸。×××(前任支书)工作无能力，老听×××(支委)的话，成了“傀儡”，×××(现任支书)是架子大，是“土皇帝”。”

　　章文岳说：“共产党部分干部居功自傲，有特权思想，是国民党作风，享乐腐化。一般干部是认为作领导，下面就应服从，下面说些别的话，就认为是发牢骚，予以打击报复，盲目维护自己的威信。”他又说：“党员领导居功自傲，对形形色色的特权表现了莫大的兴趣”“清醒些！”“党委会不再包庇你们(按：指党支部)了，同学们再不盲从了。你们还要什么“王牌”呢？是不是你们还有一些才能可以炫耀？在我看来，你们既缺德又无才。靠功劳吃饭是行不通了！你们的出路是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端正革命的动机，好好学人，学一些真实有用的知识。”“我厌恶个人崇拜。我以为一个人的好坏，他的道德上的强大与否，不决定他是个党员；经验告诉我，一个人的好坏决定于他对人民的贡献，决定于他的学问，他的出身和历史，我看得很清楚，很多人都借着“党员”的牌子作威作福，我鄙视这些人。这些人沾污了党的纯洁，我是决不会向这些人妥协的。”(章文岳给钱端升的信)“什么参加党啦!参加革命啦！都是个人主义者。”当郭翔反驳他并问道：“像志愿军抛妻离子到朝鲜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如罗盛教、黄继光等人，也是个人主义者吗？”章文岳说：“你怎样知道他们不是个人主义者？他们是为了名誉、地位，为了回国高升。”

　　章文岳说：“清醒些吧！先生们！现在是什么时候了，照你们还能照样统治下去吗？”“你们参加革命不是为人民服务，是为了作官，为了统治一个单位，一个地区，王元德(党支书)就是这样。”“你们认为对革命有功，要统治某些人，不行了，你们还是清醒些吧！”

　　陆绍祁说：他不想入党，因为“入了党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并说：“某些人入党前表现非常积极，正派，他们把入党当作猎取地位，待遇和所谓“荣誉”的工具入党以后什么也不问，只要与己有利，也不问立场，甚至卑鄙的拥护那些公开违法乱纪的人……。”

　　赵日月说：“党团员不能真正说明一个人的觉悟，党员不仅不等于才，而且和德也不完全一致”

　　章天惠否认斯大林所说的“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他说：“党员为什么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呢？打他，难道他就不知道疼吗？”

　　 来源：《北京政法学院右派分子言行汇编》(第1部分)(北京政法学院，195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