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大学右派分子攻击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自由的言论 　　“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是不能不加以考虑的，这实质是加强人民群众对党的监督，如果没有这些监督，谁能保证共产党不再产生三害？三害和三大主义不能混淆，三大主义是每个共产党员都有，要使三大主义不致发展成三害，就要加强监督”。 　　“章伯钧的第一篇文章，提出的只是设计院等问题，并不反动。但你们要灵活解释成反动的也可以，我最怕共产党的“灵活”。我认为由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四个设计院，设计一些成品（政治上的基本问题），但并没有决定权，然后交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施行，这有什么不好呢？人民代表是领导提名选的，这不民主。其次，人民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如果不得到共产党的同意，提出来也没有用。政治协商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是形式主义”。 　　“章伯钧的三点建议，我完全赞成，四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什么不好，可以提出政治主听给共产党 执行，章伯钧等人的意见没有什么可怕，他们是想把国家怎样搞得更好。两院 我也赞成。共产党提出政治主张就行了，不需要搞什么组织保证，好的主张群众自然会拥护。” 　　“民主在共产主义会消灭的问题，我认为到共产主义社会以人民为主还是要有存在，马克思如果提出共产主义民主要消灭，那马克思是错了。有同学说民主的尺度放宽，决定敌我力量对比，毛主席也这么提，我有疑问，根据此定义就是把民主和专政混淆了。敌人力量强大时专政应加强，不该对人民削弱民主，民主是为了人民的，不是为了敌人。镇反以来刹人越少并不是民主，而是专政方式改变了，说敌人强大我们的民主则削弱这不合历史事实。沙皇时人民力量强大时，沙皇采用的是扩大民主。为了团结广大阶层反对敌人，我们解放前，为了打倒蒋介石而扩大民主，加强统一战线。另外，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提出敌人力量越强越要充分发动群众，即充分发扬民主。哲学系同学的说法和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说法有矛盾，解决问题对今天讨论有好处，对党的缺点改进有好处，对党今后制定政策也有好处。” 　　民主是不是目的，是目的又是方法，民主集中制是好的，但以前集中太多，民主太少，民主是对人民的，无所谓放宽。说领导提名是集中了多数人智慧，是迷信的态度，五三年以后像这样集中就该改变，今天提出扩大民主并非恰到好处。” 　　“民主是目的，也是方式（但不仅仅是方式），有的人在争取民主中牺牲了生命，难道他们是为了争取一个‘方式’吗？” 　　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权利是上级指定的。人们意志没办法表达出来，人民代表的选举不民主即是一例。如果在民主权利方向上下没有配合得好就会出官僚主义。现实生活中民主理论有问题，我不同意民主就是一种手段，这是官僚主义的提法，我认为民主是手段也是目的。说反革命存在，民主不能太多，我们千分之九百九十九是好人，千分之一的反革命没查出，就让这么多人没民主是不恰当的，如选举等方面都是例子。过支只强调集中、专政而忽视民主是不对的。” 　　“只从执行政策方面来说，尽管有党外人士参加政府共同执行政策，也体现不了人民民主专政，必需从决定政策方面来看，也就是说在决定政策时党外人士是怎样和共产党协商的，如果是共产党事先做好了一套交给党外人士照例通过那份旧是党专政。……现在的人民代表大会是有问题的”。 　　“民主集中制好。而具体去看是形式主义。这次人民代表大会是民主了。以前有意见没说，现在都说了。以前党提出什么就全部举手赞成，实际上不可能没有不同意见的。以前人民代表是没有行使他的权利，不应只是集中，忽视民主”。 　　“说资本主义是假民主我相信，但是如果说我们社会主义是真民主，我不服气。现在除了没有剥削以外，其他的都不如过去好，甚至还不如国民党。两种社会制度并存有好处，我们公有制影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民主也影响我们。资本主义政治是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民主的”。 　　“有人说不能把我们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国家比。我们的民主只在面的表现上比资本主义国家强？深度上是不是比资本主义国家强。” 　　“美国虽然没有充分的民主，但是还有民主的形式；而在东方各国，特别是中国和俄国，没有经过成熟的资本主义阶段，连民主的形式也没有，所以斯大林能够专制独裁，而中国的农民习惯于封建统治，没有什么民主的要求，因此党员也就可以违法乱纪”。 　　“……看了铁托同志卡德尔同志的演说后更感兴趣，了解了南斯拉夫的观点，我得出了一个公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加上广泛的民主自由，等于理想社会。要发展社会主义不是单纯的只掌握了政权然后依靠一定的国家权力和计划机构，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注意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健全，而其主要内容就是民主自由。” 　　“说老子的思想实现了是牵强附会不值一驳，如果吃的好穿的好而没有民主生活，我们不应过这种生活。如果不要民主，就只是吃饭的高级动物。民主也是目的，大民主也可以用，顽强的官僚主义非用大民主不可。教条我们要，但不要不看事实。” 　　“社会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民主。在美国，人民可以骂政府，骂总统。可是在我国人民说一声政府不好就不行。资本主义国家对专政的对象——敌对阶级——还给予民主。如工人阶级还有选举权。资产阶级民主也能够反映群众意见，社会主义的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我还有疑问。国民党比现在还要民主些，淮海战役失败后，就有人能骂蒋介石，而现在不行了”。 　　“一党制造成了斯大林的独裁。多党制比共产党一个党领导要好，因为两党要竞选，可以刺激他们把工作搞好。艾登犯了错误很快就被纠正，而斯大林的错误长期不能得到纠正。中国根本没有什么多党，因为各民主党派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领导，所以不成为党。” 　　“资本主义国家有竞选制度，竞选人发表演说，公布自己的施政钢领，人民可以自由选择投谁的票。在苏联不是这样的，大家都要投斯大林的票，但不晓得斯大林要干什么”。 　　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领袖，差不多都是连任当下去，直到死为止。（马林科夫例外）这样你这些人发生错误而不自觉的话，就会给国家带来严重损失，不如资本主义国家的竞选来得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好，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好”。 　　“选举问题：武大是采取等额提名，国、学生会，人大代表都是领导提名，这不民主，我不反对领导提名，但是否同学也可以提名呢？领导可以提名，为什么群众不可能提名呢？领导说，领导提的名，群众不还也可以，但是能在群众中酝酿，又不能让群众提，结果还是领导提的名。我认为，同学提的名也可以宣传，他可以发表竞选演说， 这才是民主的”。 　　“人大开会没有争论，没有像资产阶级议会那样激烈的争论，人大没发挥作用”。 　　“我们应该实行竞选，谁有本领谁就可以选上，波兰也不是搞竞选吗？联合提名不好，民主党派有本领就领导”。 　　“对于选举，我很有研究，选举是择精选华，如果需要五个人，仅仅只五个候选者，就不算选举。选举权是自己有权利来选举自己愿选的人，我校学生会，国委会的选举就不民主，人民代表的选举也是如此。我们的选举既不是选举（像法国经常举行的投信任票。其不同者。是我们所投的都是‘信任票’），更没有尊重我们的选举权。领导提名固然可信，但并非一个好办法。等额提名更不是好办法，虽然这样可使‘票数集中’，但却没有尊重我们的权利。因此，很多人不喜欢选举，目前的选举是对人民权利的轻视，是官僚主义的温床，这已到了不能改的时候了。这种方式在革命胜利之初是有必要的，可是到今天由于社会秩序基本安定，人民觉悟提高，而越来越显得不合理了。今后的选举，如学生会应该从基层提名。社会主义的选举优于资本主义，但不要流于形式” 　　“我对等额选举有意见，说它只是形式问题，就是如此也应主意。有人这么解释，说领导是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另外，你不想选他可以选别人，其实这根本做不到，就是说，领导相信而群众不满意的人可以当选，而自己信任的人，因为领导没提名，你虽然选了，也选不上洪山区选王明发为代表，实际上不民主，国代会上对国委提了不少竟，有人说团委书记不适合做团的工作，大家鼓掌。可是因为等额选举，还是选上了。” 　　听说苏联的工人有的这一届是苏联埃代表，下次可能不是，没什么面子问题，我们的支委如果没连选连任就觉得自己垮台了。 　　不同意等额选举和领导提名。这会形成干部光会阿谀逢迎。领导满意的群众不一定同意。政治品质好，不见得工作胜任。这问题不是个别的问题，这是全国性的普遍性的问题。各人民代表大会分配到各处去选，就是由领导分配的。湖北选的人民代表有些是外省人，老百姓根本就不了解他。 　　我们有错必改，这是对的，也正是党的伟大之处。 　　等额选举领导指定的人不一定都是坏人，主要的是方法上不民主，我们是选也得选，不选也得选，如主席团的产生主席团中那么多人有一人我不同意，鼓掌时怎么鼓法呢？如这样下去会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个人崇拜在中国的影响：干部中存在国人崇拜，如苏联的个人崇拜及封建家长制的影响分不开。我们马列主义老师讲：除了党的最高领导之外是难免犯错误的。为什么把最高领导除外呢？为什么各高等学校的校徽都是毛主席的字呢？毛主席的旧词被庸俗社会学的臧克家大吹一顿，搞的轰轰烈烈。过分推崇是不必要的，毛主席是谦虚的，不让提‘毛泽东思想’，而我们的干部喜欢奉承，这和等领选举，领导提名分不开，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要权威，但不是盲目崇拜。” 　　“等额选举我不同意，为了保证党的领导，刚解放时必要，而中国青年在今天提出它好就不对。个人崇拜严重的表现在臧克家对毛主席诗词不适当的夸大，说‘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人’，我不同意，看了此文后，我认为他是庸俗的。” 　　“我们的选举制度在程序和方式上有很大的缺点，等额提名的原则，是不能作到真正民主的，我主张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竞选发表竞选演说，以他的竞选钢领来取得人民的信任。李达校长是湖南省人，是武大校长，但他却是安徽的人民代表，这是不合理的”。 　　“要明辨是非，不能用调和主义态度，有人说人大选举不民主，党员大会是党员他们有民主，人大是人民代表会，人民是主人翁，为什么不能实行民主选举呢？如果不相信人民，为什么叫人民划圈圈呢？我认为等额选举赞成奉承的风气，不是指的我班。田蒂说上面集中了系群众书懋，实际不一定如此，如伍慧莲从波兰回来以后，马上弄到宁联去，他们系反对，才撤换了。我认为上面并不能代表群众意见，从评级上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解放后个性得不到自由发展，个人才能得不到发展。由于青年人个性自由发展受到了妨碍与限制，青年人安于现状，普遍缺乏对事业的进取心和冒险精神是目前一大弊病。许多上海的青年学生到西安，兰州去支援西北地区的建设，去的时候是兴高采烈，而一碰到困难就退缩了，都纷纷表示不愿干了，要回上海。这就是生活缺乏刺激，人们缺乏对事业的进取心和冒险精神所至。” 　　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美国在开发太平洋西岸地区时，就曾经出现过一批大财阀和科学家，这批财阀中有些并不是出身于地主贵族阶级的，他们是普通的工人，只是冯着自己的才干本领以及对事业的进取 心和那种冒险精神爬上去的”。 　　“个性和集体主义的问题，二者分不开。共产主义十分美满，可以有充分的个性自由，没个性自由则没科学发展。周扬同志提出过：党性掩盖了个性。教条主义也是掩盖了个性发展的。我们支部有人说二十年来白活了，反映了悲哀的感情，个性没没得到发展；另外，我们以前对领导的意见就不敢提。周扬曾提出过：填鸭式的方式是可悲的。党性和个性是可以统一的，可以互相促进发展。我们班思想比较活跃，说明同学要求个性发展，别的班由于教条主义和机构唯物论的统治，一下难以发展”。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均可抛。” 　　“国民党时期，城市里很随便可以找到一碗饭吃，而现在不行了，什么都卡死你。我们的民主有限，找工作强调组织分配。而资本主义国家有自由选举权的权利。” 　　“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比国民党时代还不如，没有自由了，大民主产生是小民主没有解决问题的结果，大民主还是好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社会，南斯拉夫的任何人都可以向领导人提出批评，南斯拉夫是在苏联前面了”。 　　“宪法上第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自由……这个数字是无穷大∞，这是宪法的规定。那末，似乎说完全自由是对的了，可是不知道谁给加上了一条注解，叫做‘正确的’，也叫‘符合人民利益的’，凡是这样的言论出版自由就有自由。这就打了一个对折。不过这个对折我拥护。可是究竟怎样的言论出版等才是‘正确的’呢？你说正确，我说不正确，那末就拿出来让人民群众评一评吧！当然罗，人民群众不好评，那就让代表人民群众的政权机构来评。这就又打了一个对折，这个对折我在犹豫之下也拥护了。假如政权机构评错了怎么样？是啊！” 　　登登消息就不登嘛！你去法院告他，又要看法院的意见如何，这就又是一个折扣。这样下去，就折则无穷小了。小到什么程度呢？小到只有上街溜溜或者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写大字报了。可是要不是今天的话，可能还不能写呢？”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人民对政府不满意，还可以强贴标语、大字报、举行游行示威，总不过是被逮捕，但有社会与论支持。可是解放后，只要发发牢骚、开开玩笑就会被扣上帽子。还有人在暗地里记帐，别人记我帐，我也记过别人的帐。现在讲了不满的话，不是枪毙，而是给苦头吃，枪毙了还好。” 　　“解放后所讲的自由与我们以前所知道的确不同。言论自由确实没有对住嘴不许说，也没有把你抓去，但记了一笔帐，集中起来算帐。这种做法与人的自由是不符合的。民主生活缺少法制，都是一些教条，工人农民也没有民主生活，没有积极性，工人反映劳动模范是党培养的。学校什么代表也是党培养的”。 　　“解放后许多正确感都是假的，不拍马屁的人受到打击。图书馆的××就是由于不怕拍马屁受到打击的。如果不随便讲话，他的升官之路就方便一些。” 　　“过去我们没有民主，不论讲什么，都被扣上帽子。谈谈印度，就被扣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帽子。谈谈海斯拉夫就被扣上修正主义帽子。” 　　“人民日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历’一文发表，大家各有各的看法，意见谈出发，团总支书记说我系发生了反苏反党的言论，就是违反了民主和自由。我们同学们的顾虑是必要的，他还说让团员向这种现象斗争，必要时以党籍处分。我不同意他所说的是反党反苏的言论，以后似乎存货不多而收回去了。这次说不查档案不查历史，也就是说过去说了什么话就查档案、查历史了。不敢发言可能受旧社会的影响，但也可能是在新社会有妨碍民主、自由的地方。” 　　“人与人问是没有通讯自由的，信件要经过公安铁关检查，甚至把它拖下水。人的行动也没有自由，一个人的行动常受监督，就像跟踪一样。宪法上虽规定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不同观点的文章，保险不养老。” 　　“社会主义真沉闷啊！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党派还可以自由发言，我们就开不得口。过去国民党有一个书报检查机关，解放后这个机关是没有了，可是控制得更紧了，在每一个报社、杂志社、出版社里共产党员都是大大小小的检查官”。 　　“我不是说我们现在完全没有新闻自由，而是说我们的新阅报导受一定的限制，这任解放后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全国的报纸、广播电台、杂志社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在全国的非党报纸据我所知道的只有国家，那就是大公报、文汇报、光明日报、新民报，除了这四家报纸外，全都是党报。报纸、杂志、电台全部都是党办的，这有没有好处呢？好处也有的，就是比较一致吧，要反右派都反右派，要增产节的都增产节约，要百花齐放都提倡百花齐放，所以在鼓励人民同心同德，向着一个目标前进，它是有好处的，就是从上到下协同协作，一个动作。在我们的报纸里面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没有反对社会主义的报纸，我认为这是好的。现在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官司就打不清，有的主张社会主义，有的主张资本主义，有的主张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人民容易受到各种坏东西的影响。在我们国家内基本上都是健康的，都是正确的，那么这一点是有好处的，但也有坏处。有些报纸都是清一色的。这产生什么坏处呢？就是一般化、公式化。这个太严重了，过去大家还是夸在文化艺术作品里面有公式化概念化，可是报纸里比文艺剧作里还要严重，有些新闻的公式化简直严重得不可收拾，我举个例子，比如举行酒会吧，最后一定讲酒会是有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差不多七八年来每次酒会都是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又比如中央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如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同志接见南斯拉夫青年代表团，那么接看就写在座的有团中央书记胡耀邦、胡克质、就完了，写得非常枯燥，非常一般化。那么介绍一个新的城市，就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怎么怎么不好，电话不灵，道路不平，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是怎样怎样好，最后就是今后展望怎样怎样。有个时期报纸上大规模介绍土产品，有些产品可向外面挽回钢材多少啊，它总是用钢材打比，很奇怪，不用其它的比，不管是草料也好，鸡毛也好，茶叶也好，总是说可以换加多少钢材，我说很奇怪，不能挽回别的东西吗？老是钢材。这正是说一个问题，说明我们报纸由于是清一色，所以在很多地方失掉了生动活泼内容，它就流于一般化。它为什么这样子呢？全国只有一个通讯社，就是新华社，你用它的稿子也好，不用也好，反正只此一家；那么我们的报纸呢，都是党办的嘿，就是赔了本也是党掏钱，这些个报社的领导人，他对于报纸的销路总是放在其次，强调政治性是好的，但是对赚钱 本他是不大管的，至于这报纸是否受读者欢迎，大家是否真心实意掏钱来买这份报，就不大管，如果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那像这样办报早就没有饭吃，因为资本主义读者是有选择性的。譬如说他可以看‘泰唔士报’，可以看“约克选举报”可以“星期论坛报”可以看“纽约时报”，如果办得不好的话，他可以不买你的报纸，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报纸，力求把内容办得生动活泼一些，否则它就没有销路，他就没有饭吃嘛。现在我们这里呢？国家办报是有好处，坏处就是养成某些工作人员不踏实，马马虎虎的作风，就是在新闻工作上力求改进，总是老一套，最主要问题就是‘供给制思想’吧，反正办好办坏都是政府的，没有一种东西刺激他努力向上，努力把报纸办得活泼一些，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要求把报纸办得像资本主义那样了，每天发表一些女人的消息哪，或者好莱坞的电影介绍，但是我要求报纸在某些地方，在技术上像资本主义国家某些地方学习——在标题上、关栏上新鲜、活泼、大方、醒目，带有刺激性，能够鼓动人，办得漂亮一些，对于同样的新闻有不同的写法，可以形式多样化一些嘛，在新闻学中也可以‘百花齐放’，你说‘宴会一定在友好气氛中进行’，你可以写成别的东西也可以嘛，应该鼓动在新闻中间也产生不同的流派，有不同的风格。我们现在看报纸的确只看到政治性的内容，在艺术上没有什么享受，这是很乾枯的，那么，针对这些问题我过去有这样一些看法，我认为可以允许私人办通讯社、办报社。那么现在国家可以允许私人办刊物了，比方潘阳办了个“芒种”，就是私人办的，巴金他们就私人办了个“收获”，像“诗刊”基本上是臧克家他们私人搞的， 我看他们搞了以后，天下也没有大乱哪！没有什么了不得。我们可以让私人办通讯社，办报社，私人办的通讯社有好处，能够和国营通讯社竞争一下，你办得不好，其他的报社会选我的新闻，不选你的新闻，那你就吃不开，你就不能靠你们那国营的牌子来吃饭，你就不得不努力，你不努力的话你就威信扫地，你就没有人看。那么多办几个通讯社，专业通讯社也好，综合通讯社也好，也可以‘百花齐放’搞下子。搞一个通讯社专门报道文艺消息可以呀，搞一个通讯社专门报导服务也可以呀，像苏联的‘文学报’一样：采取风格多样化的办法，头版头条不一定专门发表社论，我们现在报纸好象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好象只有社论才可以放在头版头条，记得丁玲同志过去在延安办‘解放日报’的时候曾提了这样一个意见，她说这个东西不一定要从形式来决定，从内容来决定要好些；她又说，只要任当天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都可以放头条，比方说毛主席写了一首诗写得很好，在当天是最重要， 就可以放在头条；比方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赛了一场足球，在当天是最重要的事物，就可以放在头条。这个就不一定叫资本主义的报纸，无产阶级国家也还要知道打球的情况吧，也还要欣赏文学艺术吧，现在我们的报纸都有公式化，就是说人民日报做了一个榜样放在那里，各个报纸照学，人民日报怎样化，下面就怎样作，其实只要我们懂得方向是为了社会主义，那么就是当办的报纸，也可以来个‘百花齐放’，每个报纸都有自己的特点，当于当地地方的色彩，有自己独特的文笔，我记得过去解放前的报纸，也有特别受人欢迎的栏目，有的是‘星期论文’比较好，它很吸引人；有的是它的副刊办得特别好，很吸引人；有的是它的通讯栏办得好，得吸引人；有的是国外大一中的选评办得好，各有各的特点。解放后的报纸，你说那个报纸有什么独特点呢？你说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各有它的什么特点呢？我就很难说出来。也就是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差不多，湖北日报和湖南日报差不多，湖南日报和江西日报差不多，没有什么区别。要有私人办的报纸就可以改变这种情况。你说在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的旁边又出来一个民族报纸，你说湖北日报和长江日报的编辑他是不是心里有点不舒服，你办得不好，人家就不买你的报纸，不要看你是市委宣传都办的报，因为人家掏钱他不管是公营、私营，正如像看演戏一样，他不是得要到国营剧场去看，私营剧场要好他一样去看，你说我是国营剧场一定要看我的剧，这个道理恐怕讲不通，现在允许私人办剧团，允许私人办刊物，为什么不允许私人办报和办通讯社呢？我认为是可以的。但是说私人办是不是让反革命分子办，不是这个意思，那反革命分子不但不许他办报纸，那讲话也不许他讲。你说私人办报是不是走到资产阶级方向，你看全国有四家非常报纸，就有三家出了毛病——文储报、光明报、新民报，我也承认这次批准他们报纸是出了毛病，不过出了毛病可以纠正嘛，出了毛病之后人家还是看出来了，党和国家还是看出来了，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还是愿意改进，他们向人民请罪嘛，那么他们办得不好，出了漏洞，更能显得人民日报的正确来，另外我认为应该扩大报纸的报导面，现在我们的报纸的报道里面不够大的，总是那些东西，刚才我讲适当登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我过云还有这样的意见，我认为怕什么呢？艾森豪威尔的报告也可以登登，看他到底讲些什么鬼话，怕人家受蒙蔽，可以在登载的同时发一个评论，把他评一下，那么过支对这东西不这样作，所以我感到很不可理解。‘纽约时报’把毛主席的报告全文发表了，那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大的问题也可以全文发表的，譬如艾登在下院的演说，富尔在议会的报告，艾森豪威尔在美国国会的演讲 ，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讲话的全文，发表了以后再加以评论，人民不会上当的，看了艾森豪威尔一篇报告就相信资本主义啦，这反而是不相信人民群众的表现，不相信人民群众是有觉悟的，是能够认识到的。过去在内部办的‘参考消息’给高级干部看的，在学校里现在放宽了尺度，发表讲师一级，不过面扩大了，内容就缩小了，保密的范围就小了一些，那上面的东西也没有什么了不得，我也看了一点，当然不是偷看，我也是经过别人允许的，其实我看那里面也没有什么东西完全值得保密的。那上面有帮消息谈到流行性感冒在全世界蔓延，这东西有什么保密的呢？这东西放在参考消息里面，好像只有讲师以上的知识分子才能看，这流行性感冒蔓延在公开报上登也没什么了不起，参考一下，尤其关于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消息，那完全可以登，让全国人民知道那有什么不可以。至于那些外国代表团对中国的看法，外国记者所写的，对中国当前重大的运动，重大的政治事件，他们发表的评论，也可以摘要介绍一下。让农民看到了是不是脑子糊涂了，有些文化水平较低的、没有政治头脑的，那你就有选择的登嘛，或者人民日报登，贵州专区报、什么农民报就可以不登；你这可以分一分工嘛，就可以把报这面扩大一些。现在 老实让我们有些糊涂，只看到这一边情况就没有看到那一边情况，不知道资本主义对我们的看法怎样，对我们的反映怎样。 　　另外，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某些理论文章，也可以登一登，当然文汇报犯了很多的错误呢！不过它有一点还是优点，是可以肯定的，文汇报第四版有一栏叫‘外论编辑’，就是专门登载外国富有代表性的意见，这对于我们了解世界大事，了解资本主义国家与论界的情况，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阶层动态，有很大的好处。当然有些人能够看到参考材料就有些了解罗！但是绝大部分人看不到就是“瞎子摸象”根本不了解情况。我记得最近关于禁运的问题，好象美国控制不住这些国家了，很多国家要开放‘禁运’了，这个问题我们只能看到我们这方面的意见，看到外国很一般的意见；现在外国工商界他们报纸，有些资本家个人的看法怎样，不大清楚，文汇报这方面作得比较好一点，我记得关于‘禁运’方面他们登过一些文章，登过美国‘经济学人’杂志，登过‘朝日新闻’，‘朝日新闻’报，好象登过美国‘新政治家与民主战士过刊’，登过他们东西，这可看出他们这些杂志、报纸实际是代表外国某一个阶层意见和看法，都是某一个阶层的喉舌，看看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头脑会更清醒一些，但是过去这样做就是文汇报一个报纸，其它的报纸都没有这样作。另外我觉得现在对新闻记者的束缚比较多，过去一两月上海、北京很多新闻记者座谈，谈新闻记者倒霉得很，到处保密，这里保密那里保密，你说国防事业应该保密，工业的某些部门应该保密，但是我们保密得很宽，教育有些地方也保密，最保得可笑的是北京西郊动物园到了一些动物，记者去访问时说要保密，好象动物报道出去都有失国家机密，这在很多地方造成记者很大的不便，层层限制。比如武汉一个记者谈要到长江大桥去访问先要搞一张总的采访证，就是长江大桥工程局发的一张采访证，然后如果你想到桥上去看还是有桥上采访证，如果你要到桥下去看，还要有水上采访证，好像你到工地支看有工地采访证，推而广之，怎么得了，有厨房，有宿舍，有卫生科，那是太广了，就是人为造成了很多束缚，如果你不相信这记者，你根本不给他采访证，如果你不相信，你就发给他一个总的采访证，不分什么桥上桥下，你说这记者能看桥上就不能看桥下，好象他在桥上是忠实于社会主义的，到桥下就叛变了那有这种情况呢。过去有些地方对新闻记者人格也是尊重不够的，像劳动报记者控诉说，有了外国代表团来了，他跑去照相，派出所把他抓去关一点半钟，说不该随便照像，这个东西也影响我们的新闻工作，很多地方造成很多人为的束缚，使新闻记者的活动处处遭受困难。你认为这束缚应该把它打破，应该打破。关于新闻自由问题我就谈到这里。” 　　“报纸是强有力的武器，报纸的与论每天都在影响人民思想的变化，有了说发表新闻时要考虑无产阶级利益是对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在新闻工作中保卫无产阶级利益，如果有积极效果就登，我同意，好的东西应该大量宣传，苏联发明原子能发电站，在国内大小刊物、图片、电影等等都进行了宣传，过于重要宣传一个问题不必要，适当的也应介绍欧美国家的科学成就，我认为不会使我们思想动摇，比方，美国有原子弹，告诉了人民，使我们更加注意提高警惕，如果不知道美国成就，就会不注意自己的提高，我们可以掌握一些原则，即首先发表苏联的成就，其次发表欧美的，而且可以把登欧美成就的消息篇幅大些，地位显著些，尤其是英国的原子能发电站苏联高许多倍，可是把英国的原子能发电站的问题登豆腐干那么大。我们只了解自己不了解别人，在处理工作时会片面，这几年我们长期的宣传美国经济下降，这是不合事实的，美国共产党开会对美国经济状况的决议，指出美国经济逐年、渐月上升，抹熬事实不好，明明人家在发展，我们看见了也不承认，这样逐渐会成为神经病。看到他们的成就会刺激我们，使我们更快提高，这才是无产阶级利益，不登别人的成就是自欺欺人，另外，我们的报纸有过于找岔子的现象，大的方面着眼资本主义不好，我们反对它，但也不就过分刺激别人，有碍于和平共处，当别人过到一点困难时（马拉汽车）就大力宣传，是以个别说成一般。” 　　“××的发言，并不能改变我对那些阿谀奉承的小人的看法。新闻报纸问题，梁漱冥也是政协代表，发言为何不登？随手拈来一个例子：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访问南斯拉夫前不久，报纸上报导南斯拉夫经济如何不好，而他们访问南斯拉夫以后，马上又报导南斯拉夫经济如何好。前后两个报导不同，不能拿片面的东西教育人民，应该拿真理教育人民，这是不全面的例子。王任重给我校作了报告，报纸上报导说：‘很受欢迎，大部分同学记了笔记’，实际上大部分同学没记笔记，不受欢迎。河南是灾区，救灾是怎样呢？有一次是缺25天粮量，平定指标是6斤杂粉，而说是‘救灾搞得很好’，连干部也会开心有愧。选人民代表，我参加过两次，选的代表，大部分是人民不认识的，胡风就是湖北人民代表，认得他的有几个人？说台港人无法生活卖血，这是无人道，但汉口就有人无办法向协和卖血，同是为了生活，这有什么两样？‘新武大’是党委机关报，凡是批评党委的稿件就不登。如波兹兰事件，前后两回报道不同，显然后一回对，但第一次报导是那里来的？” 　　“有人说真正的新闻自由离不开阶级观点，我认为我们的新闻是不自由的。如梁漱冥的受批判，我们看不到他的发言，只看到批判他的东西，如果不知道他的发言是什么，就不能批判。自由是人民的，梁是人民，他的意见如果登就反映了我们的新闻自由，不登是一个缺陷；另外，有些是好的就登，坏的就不登。如河南省的政协代表说河南今年没饿死一个人、没偷盗等等……以此说明合作化的优越性，我认为以安阳的情况说明全河南都是这样就不合事实，河南省逃荒的很多，今年河南耕牛死亡一半以上，给农业生产带来很大的打击，（牛肉卖到一角钱三斤，说明耕畜的伤亡）暴露了合作化的缺点。新闻不自由表现在新闻的片面性。” 　　“我们的报纸报喜不报优，这次回家过年玩龙登挤死了许多人，可是报上没登，似乎登了就不光彩。新闻报导问题，我们对资本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对的，但不要吹牛，说他们的生活提高了，这是说谎。梁漱冥的反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发言发登出来。” 　　“新闻报导不是自由的，如‘新武大’就有一个太皇帝，有两条规定：（1）不准批评党委；（２）不准批评校部。有检查制度，这不能令人容忍。桂林有一个人给报纸写稿批评上级，但党委看了，书个×，我的一个朋友，是新闻记者，他说：‘他写稿要先送到北京支，再转给地方，否则登了，你以后到他那地方去就会遭到打击’。他们像掌握了生刹大权。新闻报导我认为是‘胆小无术’邓小平的报告中就是这样。登了什么，不见得就是承认什么，我们登了‘真理报’记者的报导，却不登法兰记者的，如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为什么不敢登？斯大林三、七分，怎么分？新闻报导的检查，是官僚主义的温床。‘新世界’每次发表美国的经济状况，总说是下降下降，可是这次美共的报告，并不是这样，科学技术，并非洪水猛献，不敢登，为什么不敢登？苏联发明了小小的东西，就大登特登，而美国早就发明了单执火车，可是就不敢登载。” 　　“报纸新闻上，我认为登领导的缺点不影响无产阶级利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东西，很高兴。揭露了官僚主义会使他害怕，记者的权利是很大的，深刻揭露会使他注意。不同意邓小平的关于新闻报导的意见，我知道中央委员会也有某些同志不欢迎对党的批评，如果这样做就是给官僚主义找窝藏的地方。如我们家乡一个农民因为统　统销太厉害，饿的自杀，而政府说他是吃的太饱了而死的，这引起群众的愤慨，如登出来的会教育干部的。单纯说维护无产阶级利益而没有真正的维护无产阶级利益。” 　　“我国的罢工及内部的缺点没有报导，对资本主义的缺点垮大，用很大很大的标题登载了他们罢工的消息。过去我们报导美国人民生活如何如何贫困，失业人数在增长，而57年5月28日美共发表的经济情况公报中提出生产增长了42%，就业人数是空前最多的，人民的工资也提高了，只有5%的人生活贫困，因此认为两者相比不可理解。我认为资本主义虽贫困，还是比我国人民以及人民民主国家人民生活还好些，报道中好象认为美国人民贫困得要死，其实他们生活得很好，中国人民贫困的还不止５％，因此，认为我们报导不真实，只报导一面，并认为报上报导台湾人民生活痛苦，而不报导解放后中国人民的生活痛苦。”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可以办两种报纸，一种是执政党的报纸，另外一种是在野党的。或者说无产阶级可以办一个报纸，资产阶级也可以办一个报纸，一方面可以宣传共产主义！一方面也可宣传资本主义。” 　　“新闻报导方面，不是实事求是的。反面消息报导的少，是经过观点修改的。对波兹南、匈牙利事件，前后报导不同。斯大林错误在报上报导的少，而硬把结论让人接受。实际上，肯动思想的人会提出不少疑问的。” 　　“新闻失支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报纸成了广告牌、传声简、留声机、翻版书。” 　　“新闻不自由有两种根据：（1）没有政论性的文章，对国内外大事没有独特的见解，对政府政策没有评论。（2）积极的内容和体载都很狭隘。报导重大的经济情况……但是没有深入人民生活各方面的细致的报导。”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现在共产党统治，一切都是赤裸裸的政治关系。” 　　“在阶级社会（今天的社会）人与人间的关系是不可捉摸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那样优越，著名的诗人马雅科夫斯基，著名小说家法捷耶夫为什么要自刹，自杀的原因是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冷酷的，应该从人的态度来对待人。要另求‘世外桃园’”。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间，有这样一种现象，无以名之，名之曰：精神世界里的级别。” 　　请允许我预先声明，为了力争香花，避免毒草，我不得不向亲爱的读者说明白：我从来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信徒；对于小资产的平均主义，也久已乎不感兴趣了。因此，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以及为实施这一制度而必需存在的级别，例如有中央一级的干部和部长，也有省一级的厅和厅长之类，我是没有什么异议的。 　　我所要对之发一番谬论，不是这些。 　　使人们感到吃惊的，乃是这种应当在政治上存在的级别也侵入不需要它在的人类精神世界里，并且顽强地盘踞在那里，支配着我们的思维活动。 　　在我们的文艺界里，不知道是谁规定的，但确实是为大家所默认的，有大作家、大编辑，有小作家、小编辑，有不大不小的作家和不大不小的编辑，而后驾于他们之上的，还有所谓权威编辑。 　　如果说，这些权威，大、中、小等各种级别能够根据他们经常的劳动成果而随时加以合理的调整，使其有形的劳动和无形的级别相适应，倒也罢了，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如象有一种不成文的法律，如果他被认作权威了，就永远是权威。遇事是权威；如果不幸而归入了‘小’字辈，那么，除了偶然的幸运外，那么就是永远是小，遇事是小，在算定了终身的命书上，做小伏低便成了他唯一的出路。 　　六朝时代距离现在已经一千多年了。但那个时代的斗阀制度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却仍然存在。在精神世界中，具有高高的、或较高的级别的人，的确是值得人‘黯 ’的。 　　他们有的是‘正确’的化身，虽然参加过，并且领导过反对以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研究‘红楼梦’斗争，但在不久之后，又写出了可以与‘翠芳开夜宴图说’比美的考证买宝玉害遇斑疹伤寒的名文，而不自觉其为自己所曾经大力批评过的思想的追随者。 　　有的‘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尽管所写的书出版之后，出版者曾经接过1700封批评的信，然而却没有一封可以发表出来。如果万一泄漏了天机，可怎么好呢？没有关系，还可以将载有这种批评的难志全部收回销毁。 　　有的乱搞男女关系，已经人民法院判处徒刑。但在缓刑之余，依然逍遥法外，高步诗坛，吹自己‘美妙’的芦笛。 　　有的是被压制的新生力量，但一登龙门，身价十倍，就不仅对自己多年受过教的老师摆出一副独家经理马克思主义的商店老板的面孔，向之贯输马克思主义ABC，而且还以婆婆的身份将另外一些新生力量作媳妇来加以呵斥了。 　　诸如此类。 　　反过来，自然就有更多的人倒霉。 　　这些现象，吸引着一部分人支追逐着那种高的较高的，尽管是无形的级别，当然，也招致了更多的人支反对它。 　　又是你不要以为这种现象百分之百都是坏的，它还能刺激文艺科学的发展哩。由于这的被提倡、被容忍，我们至少发展了一门原有的科学，那就是‘文坛登龙术’，此外，又建立了一门新科学，那就是‘文坛名单学’。 　　要给‘文坛登龙术’和‘文坛名单学’勾书出一个输廊或者下个定义，不是我这种在精神世界里级别极低（甚至还没有级别，只有未入流）的人所能胜任的。因此，我希望一些对这类学问有研究的同志们来参加‘争鸣’。 　　很长期以来我们都熟心于讨论世界观与创作方法，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等重大问题，这完全是必要的。但还有许多不合理的，也可以说是腐朽的东西，在支配着我们的思想，我们却没有大张旗鼓地，大声疾呼地支揭发它、反对它。这种无形的级别也正是其中之一。难道它不是阻碍我们前进的绊脚石吗？ 　　个人崇拜的精灵，去你的吧！现在是我们向你告别的时候了。” 　　“我们社会上分四等人，第一等是党员，第二等是团员，第三等是民主党派，第四等是群众。在这个社会里是不平等的，我们这些非党团员毕业还企望好工作吗？以后分配工作好的是党团员的，其他不是重要的才是群众的。” 　　“斯大林功绩是建成了社会主义，狠狠地打击了敌人，但是斯大林就不太懂得怎样相处和人民的关系，就不懂得区分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苏联为什么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呢？恐怕和斯大林的认识模糊是有关系；就是苏联肃反的扩大化，把很多无辜的善良的人民和完全没罪的共产党员杀害了，就是把人民内部的问题当作敌我矛盾的问题，同时斯大林在他晚年高高在上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不了解下情，不了解人民的要求，对人民群众不够尊重，对人民民主权利不够尊重，就是说他的主观上当然是为人民谋幸福，建设社会主义，当然也没有想到一个革命党不只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即使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还是要尊重人民群众，这问题在波匈事件里得到最好的说明了。大家知道波兰事件发生在前，匈牙利事件发生在后，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波兹南事件是得很厉害的，是拿着枪杆干的，那么哥穆尔卡在去年11月20日作的报告里面他承认了群众这样作是对的，他认为一个执政党陶醉在胜利里面是最可怕的，就只看到经济数字的上涨，看到学校多办了几个，看了什么合作社增加了多少，或者是双输双 增加多少，光从物质上去考虑这些问题，（我这是引伸他的意见，他并没有讲双输双 的例子），没有了解党和群众的关系，那是很危险的。在波兹南事件里的确是揭露了党和政府工作中的许多阴暗面，这些东西当然是令人不愉快的，不过没有办法，它是事实。他说过去在工农业里面，在政治生活里面，有很多不正常的现象，他说波兹南事件的确是给党和政府的一个警告，这样看起来就是在波兰过去也是这问题没有处理好，波兰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嘛！解放后的发展、建设成就也很大，但人民还是不满意，人民不满意不仅是说有肉吃，有衣服穿，有房子住这就够了，因为人民不是生物，他不限于生物的要求，他还为人的要求，执政党只注意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而没有注意至尊重他的权利，把他们当作人看待，给他一个人的生活，他还是满意的。” 　　“我觉得，在武大，民主空气非常不够，谁提意见，便会被扣上一顶大帽子。有一天，我们住宅区的合作社要撤销，大家感到买菜等等要上坡下坡，非常不便，请求不要撤销，没有允许，于是大家签名上书再一次要求考虑不要撤销，可是结果不但事情没有办到，还扣上了一顶大帽子，说这是请顾，是‘反党、反领导’。这真是把大学教授当作小孩子来吓虎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来以后，学校党的领导叫大家提意见，我当时心里有顾虑，但觉得不提又不好，就提了些小意见，不敢提大意见，后来又怎样呢？有些党员不高兴了，说‘×××意见可多哪！’” 　　“我认为，解放起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来以前，那才是初春天气，乍暖乍寒，正合着‘四月八，冻煞鸣’的一句俗话，知识分子一方面心里非常欢喜，一方面又有些畏寒。自从听了毛主席的讲话，这才感到春暖花开的时季了。要把武大搞好，必须打破这 铜墙铁壁，党员有责任，群众也有责任。党团领导不能自视为特殊人物，应当把群众，把党外知识分子看作一家。不过，现在离这个要求还远得很，还是希望而已。” 　　“违法乱纪，侵犯人权的党员逍遥法外，难道神圣的宪法是特为党外群众特制的‘王法’吗？参加鸣放的老教授受人漫骂、追踪和秘密监视，难道是新社会的人干的吗？干这些无耻的勾当，与旧社会的流氓有何不同？这样的人横行在上，在下的人那有自由可言！珞珈山上一片冷冰冰的气象，甚至逐年成不好，气候不好都不敢说了，任何学校也不像武大过支教工们受到的那样凄惨，大家也闷在心中不敢说出来。” 　　来源：1957年9月1日《武汉大学右派言论录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