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右派对党的“统战”政策的诬蔑和攻击

　　<沈阳师范学院师生>

　　张正乾  (中文系学生)说：

　　“我完全同意辽宁日报登载的大连工学院张国琮的发言(张国琮系右派分子)为了防止三害建立人民监督制，对上至党中央，下至党员进行监督，象斯大斯那样人物的错误，如果不这样，谁提意见，谁就有可能被说成是反革命坏分子的危险。共产党就象斯大林在当时的党一样，压制人民不敢说话，最后怎么样？可能一些领袖死了之后，也一定要产生这个错，那个错。如肃反犯很多错误，斗错了很多人，找出几个反革命？有错误老百姓纠正不了，形式上是民主的，实际上是独裁的。因此不能不考虑社会主义制度没有缺点。……斯大林犯错误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机构监督，他一切都是个人决定，党中央一些领导干部都不敢提，这样就产生了不良的后果。”

　　“我认为：‘人大’和‘政协’没有起作用，其原因是受党的限制。……人民监督机关的权利应该高于党，至少也要等于党。否则不能起监督作用。它的作用：是监督，党仍是领导，执行政策，只是执行之前拿出来讨论，再最后决定。它的组成人员在各阶层人民选出，按比例具体配备好。”

　　邹尚义  (外语系讲师)说：

　　“我过去不敢大胆提意见，是失去了民主党派的立场。……过去总觉得事无大、小都依赖党，实际上是给党做尾巴，今后应更多的让组织独立。”

　　“三反在中学把我斗的够呛，打的鼻青脸肿，因为是我好提意见。这回有了民主党派，我们就必须要贯彻监督。”

　　“民主党派不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而是这个阶级出身接受改造的人组成的。”

　　李慎徽  (中文系学生)说：

　　“党对民主人士不信任，民主人士有职无权，或仅有些空名号。”

　　“……总认为那些现在回到大陆上来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傻。”

　　张百生  (团委宣传部副部长)说：

　　“民主党派只能向党歌功颂德，成为‘歌德队’……。”

　　“说什么互相监督，这也是空谈，连报纸都没有，上那里监督去。我认为应当成立新社团，不反人民，不反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也是可以的……。”

　　徐公振  (历史系讲师)说：

　　“统战工作主要是要解决人事安排问题，同时要进行思想教育工作，辽宁省和沈阳市对某些人有安排，但无教育，有的单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而从不考虑安排使用，显然和统战政策是违背的。市委统战部曾做过一些工作，如到各高等学校检查工作，可是只是检查，对检查出来的问题又不解决。因此失丢了一定的威信。许多人对这次整风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到现在还是半信半疑，怕解决不了问题。”

　　尹昨非  (数学系教员)说：

　　“资产阶级收买工贼，而无产阶级也同样的在收买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指民主人士)……。”

　　周传儒  (历史系教授)说：

　　“现在国际形式变了，中国也要变。毛主席提出了互相监督，民主党派大有指望。”

　　王维钧  (中文系学生)说：

　　“民主党派有自己自治的权力和自由吗？不通过共产党的许可，能做一件什么事呢！？”

　　贾连城  (中文系学生)说：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是一纸空文。各民主党派青黄不接早晚得垮，应该扩大民主党派的力量，并加强在‘人大’中的民主人士的作用，以监督共产党。”

　　贾琛  (历史系学生)说：

　　“共产党独裁专政，民主党派也是一个政党，应给权力，无权这是共产党专政的结果，要让他存在就应给他权力。”

　　“民主党派如不起作用，就应当解散，好的可以加入共产党，不好的就应当老老实实在人家领导下干工作算了。”“民主党派不能提出原则性问题，一提出就不行了。”

　　郭天亘  (中文系学生)说：

　　“表面上有民主选举，有统战政策，有党外人士作领导工作，实际是一党专政，党中央政治局有少数人独裁。民主党派没有地位，没有权利，民主党派只不过是通过联合宣言的工具……。”

　　聂启新  (历史系学生)说：

　　“民主党派成了摇旗呐喊的了，党外人士作领导工作是有职无权，只有执行决议的义务，没有参加决策的实际可能。”

　　（来源：《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教育参考资料之一，内部材料　仅供参考，沈阳师范学院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 19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