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言论

　　<厦门大学师生>

　　刘进颖：

　　“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有全国性的错误，一点理论自由都没有，初三同学有顾虑，高三、大学生教授顾虑更大”

　　外文系朱桐：

　　“1946年党对知识分子采取残杀的办法，我的一个亲戚是知识分子，他从解放区逃到我们那里，因此解放后知识分子不靠近党就是党过去残杀的缘故。”

　　郑朝宗：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象春风似的吹暖了五百万知识分子的心。近两个月来，北京报纸上陆续登出了许多知名之士的文章，他们确实把蕴藏在心底里的话倾吐出来了，这是更深一层地信赖党、热爱领袖的一种表现，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

　　解放后的一段时期里，知识分子的心理是复杂的。他们一方面感到从未曾有的兴奋，另一方面却又带些苦闷。兴奋，这是由于目睹一百多年来受尽凌辱的祖国，在共产党的强有力的领导下，翻起身来了；从此，他们可以安心从事本业，不必再为环境的动荡不安而日夕牵肠挂肚了。苦闷，这是由于对自己的作用和力量失去了应有的自信心，一听见旁人讥笑和打击知识分子的言论便感到彷徨，以为自己真的只是新社会的赘瘤。当然，此外也还有一些别的不健康的思想活动。

　　去年年初，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公布以后，情况有了变化。周总理的报告全面地分析了知识分子的特点，他们所能起的作用以及自我改造的道路。这对于知识分子实在是一颗定心丸，使他们不再怀疑自己在新社会中的地位。但问题并未就此解决，其间还夹着一股逆流：知识分子的头还未全抬起来，有些人便已在担心他们会“翘尾巴”，有的甚至笼统地、武断地大叫‘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了！’这无异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泼了一瓢冷水。

　　因此，要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不能单从一方面下手，必要双管齐下。首先，应使对知识分子有偏见和成见的人认识这一点：知识分子是国家的财产，没有他们建设事业便无法进行，这点道理连汉高祖都知道的。汉高祖是著名的轻视儒生的一个人，自夸‘老子的天下是骑马得来的，书本知识顶什么用！’但当他做了皇帝还抱着这种思想时，有一位名唤陆贾的儒生顶了他一句：‘骑马得来不错，但您能用同样方法来管理它么？’汉高祖毕竟是‘真命天子’，头脑很清楚，一听此言面有惭色，从此不再侮慢儒生。这个故事是值得再三回味的。本来这只是常识问题，知识分子虽然有缺点，知识本身总还可爱，因为讨厌知识分子，索性连他身上的财宝也给否定了，这是一种愚不可及的态度！对于这一部分人，我们的诤言是：托大胸襟，多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少闹个人意气。

　　其次，知识分子自己也要平心静气地反省一下，为什么自己会被别人这样歧视？应该承认自古以来，我们这一阶层虽也出过不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可钦佩的人(硬要抹煞这一点也是无知的、幼稚的)，但总的说来，我们毕竟是为人民服务少，为统治阶级服务多，在为谁服务这一点上我们是有严重的弱点的。这样，我们就不必因为别人歧视我们而过于愤愤不平或者急于为自己辩解，更重要的是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以行动来取信于别人，改变别人对于我们的观感。

　　根据上面所说，我认为知识分子今后的道路是：密切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去，和他们共呼吸、同甘苦，以此来改造自己；同时也要不吝惜地把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传播给本阶层以外的人，特别是那些嫉视知识的人。我相信，从知识分子方面来说，他们和某些人的矛盾是可以用这方法来解决的。”

　　经济系陈今：

　　“知识分子为谁服务都已明（确）”，“不能过分强调学习政治。”

　　“因为会议‘太多’，运动‘太多’妨碍了正常的工作和学习。”“政治运动开会对我们文财教员来说还可以，对理工的教员就不必要，这会‘妨碍’科学的发展”。

　　历史系吴建华：

　　“知识分子是被利用，党对知识分子信任不够。知识分子的缺点如自高自大……等是党对知识分子政策造成的结果。知识分子碰到思想改造都卖慑(挡不住)，整的头破，甚至有的发疯。”

　　历史系陈遂良：

　　“周总理报告是雷声多两点少”“这恐怕只对高级知识分子有翻身，对中小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大翻身。”

　　“旧知识分子靠拢过来，已经有爱党爱国的思想，没有什么观点可改……，马列主义理论多谈些就行了。”

　　（“思想改造将人关起来，拼命挖臭史，乘机打击别人的威信，给人丢脸，抬不起头来。”）

　　“你们现在存在的缺点是：对旧知识分子不放手不信任，对知识分子特点没有抓住，鼓励不足；知识分子对于某些现实东西有牢骚，改造教育的方法不能象对顽固的反革命一样，要尊重他们的感情。”

　　“对知识分子改造说得很好听，骗旧知识分子‘空畅’，这是挂羊头卖狗肉，团结只团结工农出身的和装进步的嫡生子，对旧知识分子好象偏生子一样，处处警戒在心、不胜任，只有限制、利用，一个不对头就整……，给人家威信扫地身败名裂，在工作岗位上率制监视。”

　　“德才兼备，太量政治条件是宗派主义”。

　　化学系陈祖鼐：

　　“分配到科学院的都是一些只有政治没有业务的人，担当不起任务。留美的有博士，留苏的却无。”

　　数学系郑祥喜：

　　“现在一切问题都是闹在知识分子的头上，对党不满的多是知识分子。从毛主席的报告中，我感到毛主席对知识分子有些悲观，内有着极大的矛盾，即不用知识分子，事情又办不成，要用吗？知识分子又有野心，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的确是很伤脑筋。”

　　（来源：中共厦门大学委员会宣传部编印《右派反动言论集》，1957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