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右派言论——“不要把说了实话的人当右派来整”

　　<电力部、高哲>

## （高哲：电力部水电总局供应处办事员）

　　报刊的宣传都是好的，而实际上并不都是好的，如说社会主义国家是民主的，可是大家很难看到民主在那里。机关内民主少，集中多。民主集中是好的，可是有些领导幹部把集中当了挡箭牌。

　　宣传说人民生活一再提高，事实是沿街乞讨的人很多。为什么我们能帮助外国，而对国内人民则如此？

　　宣传中都是说人民生活一再提高，并有统计数字，给我不好的印象，因为事实上并不是人民生活提高了。此次我出差到东北，此印象更深刻，沿街乞讨的人仍很多，其中有外省逃亡去的，可是在统计数字中没把讨饭的统计出来！对没饭吃的人，政府为什么不予救济呢？当时我问人：为什么他们要讨饭呢？有人说：他们是混蛋，想到沈阳找工作，过得好一些。我也对他们访问了，他们都说家里受了风灾，没吃的。我问他们：政府是否给救济呢？他们说：政府救济的很少，每天三四两粮食，以不饿死为原则，受不了，只好跑出来。如果是事实，我是不满的，政府应该给他们吃饱。为什么我们能帮助外国，而对国内人民则如此？这样如何不能产生矛盾呢？！

　　我在沈阳时，为此曾向救灾会联系（当时正流行性感胃），他们的答覆是：叫他们回去，回去可给路费，在沈阳则无救济。我认为宣传和存在是产生矛盾的因素，不关心人民疾苦亦是产生矛盾的因素。救济委员会的预算沈阳市委不批，当然他们没法救济了。

　　55年我回了一次农村，农民与党的矛盾比机关幹部对党的矛盾大。三定工作做得缺点很大，定产是不科学的。农村幹部态度武断，造成的影响就更不好了。许多农民没东西吃，就骂政府。党对农村幹部应有正确估计，对与人民生活有关的问题应该重视起来。

　　幹部处的幹部政策是宗派主义、独裁主义，还谈不上重才不重德。德才均无一定标准，他们认为怎样就怎样。

　　对知识分子、工人以及社会上的其他各种人的估价应有所变动。理论上是工人阶级革命最坚决，但为什么现在闹事的工人也很多？

　　对知识分子革命性的问题：在毛主席和其他领导者的著作中，都把知识分子划入小资产阶级，随着社会革命的变化（不同社会的知识分子都有不同的思想意识），以前对知识分子革命性的定义是否还合适？建议党研究一下。

　　过去知识分子是有两面性的（利害思想严重），而现在则是一边倒的。机关对知识分子做工作还是按以前的定义去做，因而对知识份子估计不足，这就造成知识份子的不满。理论上是工人阶级革命最坚决，但是为什么现在闹事的工人也很多？总之，我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的进展，对社会上的各种人的估价亦应有所变动。

　　建议党不要盲目相信基层党员、团员、积极分子的汇报，要分清事实，具体研究後再作决定，不要道听途说的盲目处理，否则就会使党与群众之间的洪沟更加深。历来统治阶级都是靠耳目来统治人民，国民党时代是靠特务，而今天是靠党团员，所以我建议党组注意。

　　我对储安平等的言论大部同意，认为它代表了现实。葛佩琦的发言只是言辞过火了一点。我认为，说了一些过激话的人，不都是右派份子，因为不都是像章伯钧等一贯反动的。所以我认为反右派也要辨明是非，分别对待。我看报纸上把说过一些过激话的人都算右派了，所以我建议要找到真正的右派分子来批判，不要将说过过激话的人都当右派，否则会伤好人。这就是不把说了实话的人当右派来整。

　　当他的某些言论遭到同志们的批判时，他高呼：“科长万岁！科长万岁！科长万岁！”他说：科长是万岁，因为科长都是对的，别人都是不对的：因为科长在宝座上，所以可以压在我这24级幹部之上，所以是万岁。

## 几年来的思想发展过程

　　（七月十五日，他分四个阶段来叙述他几年来思想的发展是怎样“由单纯到复杂，由进步到落後”。他说：）

　　（50～52年对新社会、对党是绝对相信、崇拜的。思想转变的第一阶段是1953年以後，由于个人受到“打击”、工资没有增加、信件受到检查等等，开始对党不满：同时由于认为党对一些别人的问题处理不当，也引起我的不满。由小不满发展到大不满。）

　　第二阶段是由不满发展到怀疑。1956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批判公布後，对我有严重影响，感到党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宣传是不真实的，对一切都怀疑，思想进入危机的边缘，这在我思想上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过程。

　　第三阶段是南斯拉夫铁托、卡德尔的演说在我国公布以後，我开始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政策有些模糊和怀疑，认为苏联及匈牙利的党在民主、民生政策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对斯大林、拉科西、铁托、哥穆尔卡等问题产生怀疑，对农民生活、人事制度等都有意见，国际共产主义路线上有错误，丢掉了南斯拉夫，对社会民主党也生硬些，没有搞好国际统一战线。

　　第四阶段是最严重而决定今天错误的阶段。共产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整风运动，我认为由于过去没有监督与批评共产党才犯了错误，共产党独揽大权必定犯错误，骄傲自满。认为党是走李自成的道路，走堕落的道路。认为党在民生政策上有错误，投资偏重于重工业及军事工业，而忽视轻工业、粮食。人事制度也有问题，因而产生三大主义。

　　因此，产生改良主义思想，幻想在中国应该有个大的社会民主党，在其领导下进行协商。在国防方面有很多工作要作，来扭转世界局势。所以对这个特别感兴趣。这个党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可以帮助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争取社会主义政党。苏联没有民主党派，波兰有民主党派也不大，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大，所以，这是中国民主党派应该担当起来的。幻想由民主党派来帮助共产党建国和解决国际问题。（接着，他又叙述了今年五月以後要求加入农工民主党、民盟和九三学社的经过情况。）

　　（来源：《想一想，对不对》（电力工业部整风办公室编印，195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