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感到遗憾

　　<北京师范大学、傅种孙>

## (傅种孙：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 傅种孙在5月27日校党委邀请党外负责人座谈会上的发言

　　我看学生放得差不多了，差多少也难说。现在他们想说，可就是没有话可说了，而到处去访问，应当适可而止，不必要像牙膏那样硬挤。我观察同仁们放得极不够。我是消息极不灵通的人，油印报一张也没有见到，大字报也没有看。我的观察不一定对。我们要想法让同仁们都能放。在三反的时候，有些学生还在中学里读书，没有进师大，我们的旧冤他们一点也不知道。旧冤不算，别说党外的做不到，党员也怕做不到，我个人侥幸在两次运动中不仅不是受害者，而还是受照顾的，没有什么旧冤。然而我所看到的有很多痛心的事，比如张佩湖先生，西北大学来公事要他去，我是送他上汽车的，我是代表学校把罪犯交出去，他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我把他送上汽车，好比是送上杀场。过去这些事，不算旧账，人情上做不到，群众做不到，党员也怕做不到。这须要允许群众算旧账。

　　对于学生不要鼓动太多，本来他们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但硬要他们说，他们不是在当新闻记者，访问先生，就是要在编造一些，做小说家，如果是身受的，当然可以说。没有话说，而要在拜访老师，找一些材料，这又何必？老师有意见，他自己不知道提吗？何必要转一道手呢。对于学生要适可而止。还可能有一个偏差，就是走向罢课罢考。大字报贴得很多，但没有打中要害。

　　我有一层意思，还没有漏出来。学生找我，问我为什么不说话，害得我好苦。我说我是说了话的，因为记录记得不够好，自己开会很忙，没有时间修改，还未登出来。同志们也可以了解这一点。中文系的学生要访问我，要录音，这也好，可以说一次，让他们都能听到。

　　党委对知识分子的心情不够了解。我对党的政策都拥护，唯独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感到婉惜，我看不怎么高明。知识分子能忍辱负重，任劳任怨，他能在这里工作，并不是党的威力压服了他，也并不是德性感化了他，而是看到解放后，大放光明，看到民族的幸福前途，在这样的鼓舞之下，所以才肯忍辱负重，任劳任怨，是为了顾全大体，不是佩服这些个党委。要把这种精神传达到每一个党员。不然的话，都以监工的态度出现，自己还觉得怪不错的，这是非常错误的。

　　有一种治标的办法：就是搞运动，主张发动群众，但不主张锣鼓喧天。

　　再就是治本的办法：我对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始终感到遗憾，在知识分子上面必须要加上“旧”字或者是“资产阶级”，叫旧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何尝不是从旧社会来的，农民何尝不是从旧社会来的？为什么偏偏给知识分子加上个“旧”字？这又何苦？你把人家当雇佣看，当奴隶看，甚至当敌人看这怎能使人家有主人翁态度。

　　运动搞完了，究竟怎么办？师大做事常是有始无终，肃反是什么时候结束的，现在还不知道。今天这个运动，将来党打算怎么办，是不是有个结束，是不是只在党内处理，是不是也让党外知道，大家的意见对不对，党至少要加个可否。跟党走，过去有时就走糊涂了，在三反、肃反的时候，就走糊涂了。不要虎头蛇尾、烟消云散，没有结果。我们要跟党走，要告诉我们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不能含含糊糊。

　　（来源：原载《师大教学》1957年第123期，摘自牛汉、邓小平主编《六月雪》(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