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罗登岚同志的不同意见”发表的讲演稿

　　<城市建设部、钱煇焴>

## (钱煇焴：城市建设部城市建设出版社编辑、翻译)

　　编者按：这是钱煇焴同志六月一日的讲演稿，在讲演后由她自己修改整理出来的。

　　1．关于和风细雨问题。首先我谈的不是三反、肃反运动，我谈的是思想改造运动。“思想改造”采取狂风暴雨态度是否好呢？这一点我想大家都是明白的。肯定的讲，“思想改造”及处理一切人民内部矛盾时采取“狂风暴雨”的态度是行不通的。思想改造要通过认识过程，而认识又是和实践分不开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一下毛主席的“认识论”和“实践论”。此外，就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思维是由客观物质决定的。由此可见，思想改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能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也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人的方法。

　　这是一个客观规律，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在工作中不遵照这个规律，那就一定会犯错误的。这个规律适用于一切人，共产党员的思想改造要适应这个规律，共产党以外的人民群众也不能例外。

　　因此，我才提出下列一些问题：为什么在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中不采用“和风细雨”的方针？难道党在最近才领悟到这种政策的英明性吗？请将这种“厚己薄人”的现象加以解释。

　　2．关于肃反运动。先谈一谈斯大林同志关于“革命愈接近胜利、阶级斗争愈尖锐”的理论。我们可以看一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

　　“斯大林关于苏联愈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愈尖锐的错误公式，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给党内和国家内的民主的开展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在实践中，这种错误的理论公式，成了粗暴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和大规模进行镇压的论据”。

　　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说：

　　“有一种论调说，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进展和胜利，它的敌人的数目也增加了，我们批判了、驳斥了这种理论，不仅因为这种理论是错误的，而且因为它的偏差行动的根据。

　　实际情况相反。实际情况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把越来越大的支持、越来越大的同情争取到社会主义的一边，社会主义越来越有效。看看现代世界，你就可以相信这一点”。

　　这种理论倒底带来什么后果呢？

　　我们可以再重温一下决议中的话：“苏维埃法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发生了大规模的镇压”。赫鲁晓夫同时还揭露：1934年党代表大会1,99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在这次大会选入中央委员会的134人中，有98人(全体的70％)被捕而枪决，1934年的胜利者大会的代表们也都被一一枪决了。不法行为是在谢尔盖·基洛夫被枪杀以后开始的，利用政府机器进行大规模镇压的做法产生了。起初是对付敌人，后来却是对付许多诚实的共产党员”。这些事实举不胜举，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想，在铁的事实面前，谁也不能否认。

　　至于谈到1955年的肃反运动。我们可以先回忆一下1955年的国际局势和国内情况。

　　自从斯大林同志逝世后，由于苏联采取了一系列的和平外交政策，国际局势日益趋于缓和，日内瓦会议的召开，与南斯拉夫恢复邦交与西德建交，裁减军备，亚非会议的召开，而到1955年时，朝鲜战争已告一段落，越南的局势也已好转。总之，国际局势处于缓和状态中。而国内呢，正是五年计划进行的第三年。我记得，斯达哈诺夫式的王崇伦同志等就是在1955年前不久出现的，继之而起就掀起了一股生产热潮。全国人民正以主人翁的态度建设着社会主义。

　　怎么看出敌我斗争越来越尖锐了呢？

　　当然，谁也不否认敌人是不甘心自行灭亡的，他们千方百计地想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敌我斗争一直要到阶级斗争在全世界范围内消灭以后才能停止。但是，学过“矛盾论”的同志都知道，在每一时期内有主要矛盾，也有次要矛盾。当夺取政权以及谁战胜谁的时期，敌我矛盾当然是主要的。而在解放6年后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已经巩固。应该说，当时我们的力量是巨大的，而敌人即使在美帝国主义的扶助下也是穷途末落，迟早就快归天。当然，即便在这种敌弱我强的情况下，也不能放过半个敌人。

　　（但是，难道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在每一个单位内展开敌我斗争吗？难道要怀疑一些正直的公民吗？听说，肃反运动的控制数字为5％，难道全国有3,000万人民是敌人吗？这是以什么作根据的？请问肃反运动期间城市建设部斗了多少人？斗对了的又有多少人？这一点我想领导肃反的张晳毅同志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同时，当时所采取的方法是唯心主义的方法。关干这一点，上次已谈得很多了。设计局等6个同志也深入地分析了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同志们，我们再看一下肃反运动给人们留下的悲剧。有许多人在压力之下自杀了，这些人当然是懦弱的，但是当人的尊严受到侮辱的时候，采取自杀这一行动也是可以理解的。再看看那些精神上受到严重创伤的人吧！很多人想起往事就觉心酸，有些人还闹得神经失常，请问，这是谁之过？有一个18岁的年青孩子因无故被斗而自杀了，而他的母亲在悲恸之余又应怎么办呢？他是怪上帝无情呢还是怨自己薄命？

　　我认为，1955年的主要矛盾还是落后的农业国和先进的工业国之间的矛盾，中心任务就是发展生产。但是要解决这一矛盾，还要解决一个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绊脚石。这便是“私有制”。党应该努力解决的任务就是这个。事实证明，党在肃反以后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终于在1956年取得了三大改造的胜利，从而使生产力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由此可见，我提出的问题完全是有根据的，我还要求答复，1955年肃反运动是在什么理论下指导的？为什么要在全国范围内来进行普遍性的肃反？有什么必要？肃反运动取得了那些成绩？又有那些偏差？这些问题都请一一解释。每一个相信事实的有良心的人都可以回忆一下，斗错的倒底是个别的还是多数的？这样，罗登岚的论点是“对”还是“非”就一目了然了。

　　3．关于胡风问题。我是从提“万言书”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的。即使胡风的“万言书”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但党中央为什么不象教导我们那样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地去处理问题呢？这岂不成了“言者有罪”了吗？

　　罗登岚同志说胡风集团是一帮流氓，间谍、特务。我又拜读了一篇人民日报揭露的关于胡风问题的三批材料。里面尽是些人民内部的私人信件。也可能是我分析水平低吧！总想不通这是间谍、特务的行为。我记得，当时正在追查胡风与美、蒋匪帮的联系，而事隔2年，此一联系仍未公布。

　　由于真相尚未大白，我不敢象罗同志那样的大胆假设，毫不求证。因此我只是提出问题，请党解释。并对全部问题加以交代。

　　4．党的领导问题，我的意见是不学无术的人不能当领导，也就是不称职的人不能当领导。每一项工作都有一定的要求。例如，近视眼不能当飞行员，正规的军队不录用女同志，白痴不能搞公安工作，瞎眼不能当司机，而20世纪的末叶，全世界已经进入到原子时代。在这科学发达的时代，人们必须具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当领导人的尤须如此。为什么让不懂业务的人去领导业务呢？这对工作有什么好处呢？在业务问题上，这些人有何高见之明呢？听听我部工程技术人员的呼声吧！他们对这些不学无术的领导是否感到兴趣？再看看客观实践吧！这些人，需不需要摆在业务领导的职位上。

　　至于谈到解放后我国建设的蓬勃发展情况，我想谁也不会否认的，罗同志说连美帝国主义也不加否认，那谁又否认了呢？

　　（我国生产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那必须从经济基础去找，那就是因为共产党符合于人民的意志而破坏了旧的生产关系，从而使生产能力向前发展。一个政党，当她做的事符合于全体人民的意志的时候，人民是拥护她的，也只有在人民拥护的情况下革命才会取得胜利。人民看一个执政党，不但要看她的党纲、党章，还要看她的所作所为，还要看党内每个党员的作风如何。波、匈事件充分说明，人民是会把不符合人民意志的党和政府赶下台去的，拉科西政府换了卡达尔政府，匈牙利的劳动人民党换了工农革命党，但匈牙利人民依然是匈牙利人民。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是不朽的。党和人民虽然是抽象名词，但还是由具体的人和具体的党员所组成的。党是否代表人民的利益，不仅要看党的方针、政策，还要看每个党员是怎样贯彻这些方针的？总之，整体是由许多个体所组成的，抽象名词是一切具体事物的综合。“猪肉少了，豆腐少了，农民生活水平低了，小汽车多了，房子住得不合理了，……”这些具体事实也要综合综合。这些事实的综合不就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吗？）

　　话扯得太远了，我们再谈谈不识业务的党员是否应该领导业务的问题吧！难道说这是人民的意志吗？人民需要党的领导，但外行人领导内行人的“好处”已领会够了!

　　5．在大放大鸣中，最好不要扣帽子，“污蔑党，攻击党，资产阶级的民主……”。唯心主义般的主观猜测总是失败的。有“理”就可说、可辩，我等待罗登岚同志再一次发表意见。

　　如果是一个忠忠耿耿的共产主义战士，就要把党的缺点、错误告诉党，应该把严重的后果告诉党。“良药苦口，甜酒迷人”，我们在帮助党整风的时候，多说些苦口的良药吧！少说些迷人的甜酒吧。我们不是来鉴定共产党8年来的优缺点，而是整风，是“除三害”。

　　 来源：《城市建设部整风办公室编印材料》，1957年；钱煇焴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