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文系同学举办的“群众论坛”上的讲话

　　<北京师范大学、胡明>

## (胡明：俄语系教授、系主任)

　　三大主义是封建意识残余的反映，是王明路线的灵魂不死。

　　在前几次的群众论坛上一些教授谈了自己的遭遇，我的情况与他们不同。我来师大七、八年没有受过什么重大的打击。三反、五反时我是人民审判员，肃反时我是俄语系教师组的大组长(虽然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大组长)。我说这些仅仅为了说明我的发言是没有任何个人感情冲动的。下面就发表一下我在整风运动中的观感。

　　一、立场问题：这是一个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党现在号召整风，我们知道某些党员犯了相当严重的错误，作风恶劣，严重的损害了党的威信，使群众对党发生了疑虑。整风首先是为了使党健康起来。这样，在整风中首先要考虑的就是站在党中央的立场上，教育这些品德不良的党员呢，还是站在这些犯了错误的党员的立场上来包庇他们呢？这里是一个立场问题。

　　二、整风是个立场的考验，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我们只有站在真正的马列主义的立场上才能考验自己，这我在前面已谈过了。在历次斗争和运动中，我们也考验了自己，伹那是(正如王汝弼教授所说的)牺牲别人表现自己。这样的考验对不对呢？它有着对的道理，伹另一方面也是错误的：如果是对着敌人，那是对的；但如果是牺牲了好人，那就是错误的。今天考验不是如此了，它是考验党员能不能从自己身上把腐肉割掉。割掉腐肉是很痛苦的，伹真正站在党的立场上，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的党员是能忍受这样痛苦的。不仅党员，今天的广大人民群众都是跟党走的。逃避、拒绝整风的只是极少数；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得住这个考验。

　　三、党员、组织、中央、全党究竟有什么一体之处，又有何区别之处？这问题许多党员不明确、思想混乱；我在中文系俄语系联合座谈会上谈过，  “师大教学”没能发表我的发言，在党委扩大会上谈的也只极简单的发表了一些，今天要多谈一些。

　　党员、组织、中央、全党有一体性，党是由党员组成的，党组织与党员有血肉的联系。当党员在工作中体现了党的精神，党的意志，正确的执行了党的政策、决议，这时党员与党是一致的；体现了党员与组织、中央、全党的一体性。但当党员在工作中，在执行政策决议中犯了错误，违背了党的精神、意志时，这时，便与全党不一致了。党员的错误是要由自己负责的，党不能替他负责；这就是党员与组织、中央、全党的区别性。

　　今天来大声呼吁认识这种一体性和区别性是很重要的。过去有一种错误的逻辑：认为党员有了缺点，犯了错误，被揭发出来，便是损害了党的威信。现在我们应当认识清楚，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进行揭发、批评、斗争，而不是包庇，这并不损害党的威信。根据具体情况来考虑一体性和分别性，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在整风运动中更好的站稳立场，不使一些好党员因包庇别人而犯错误；．另一方面也使我们认识到认识和改正错误是好事情，是进步；敢于以“今天的我”与“昨天的我”做斗争，面对现实，有决心改正错误，而且不致因自己犯过错误而不敢揭发别人的错误。这点有特别呼吁的必要。

　　四、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两类知识分子。五代时有一个号称长乐老的冯道，他做了十三个皇帝的臣子，经历了四个朝代，始终荣华富贵，而且厚颜无耻的自称长乐老。这是无耻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另一类呢，像文天祥，史可法等，他们是正义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前一种是误党误国的知识分子，过去有现在也有，党外有党内也有。他们惯于欺哄，颂扬，他们很听话，对一切都没意见，都拥护，更没有批评。这样就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使他们滋长了个人崇拜，给党和人民带来损失。后一种知识分于是为党为国的，他们相信真理，对任何事情是要经过自己的头脑来进行考虑的。他们在工作中任劳任怨，不推却而是敢于负责任，但却被官僚主义者打入冷宫。因为他们敢于批评，揭露缺点，就被带上“打击领导”的罪名。这种事情的例子是到处可见的。这两种知识分子从党和人民利益考虑出发，后一种，即正义的；知识分子，是有益的，而前一种即邪恶的知识分子，是有害的。我们就主要通过整风来区别，来认识他们。能够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批评或斗争的，就是正义的人；包庇、袒护他们的就是邪恶的人，两种知识分子的分别是“一针见血”的。

　　五、整风是党的家事呢？还是国事呢？最近有这样的说法：整风是党内的事，你们可以回去“闭门思过”便行了。首先，我们应该认识三大主义的根源，我个人的意见是：①三大主义是旧中国封建意识残余的反映；②它也是过去在党内形成的所谓王明路线的阴影。王明路线是典型的教条主义，它自然须要宗派主义的保护和官僚主义的镇压。王明路线虽然受到了批判，但是它的魂灵不死，也就是长期没有得到彻底的克服，所以也就一度一度的或缓和或严重的表现出来。为了克服三大主义，就必须从根源上来克服。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想党内的人一定会有更正确的看法。

　　我们肯定的说，整风是国事而不仅是党的家事。因为今天的整风与42年不同，那时党还没有掌握全国的政权，而今天党已经成了全国的执政党。党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二行，党的—法一令一政策都直接联系着人民的利益，任何—个错误对人民都有很大损害，党和党员作风的纯正与否直接关系到6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再肯定的说：整风是关于6亿人民的幸福生活和伟大前途的国事，而不仅是党的家事。

　　党代表人民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也就无所谓党的利益。党中央教育党员，不能因夹杂任何个人成分而使党中央的政策受到歪曲，使人农民蒙受损失。尤其是今天，许多党员，甚至是一个系，一个教研组里面的党员，都掌有生杀的大权，如果作风上有缺点，犯了错误，那么对于人民就一定有很大损失。如果党员真能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们就能为党做好工作，为人民谋福利，而得到群众的拥护；相反则会使党群关系恶劣化，使党脱离开群众，这样党便会没有力量。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别的利益，如果不能符合人民的利益也就不能称为共产党，党员也就不能称为马列主义者。

　　可见整风是家事，又是国事，二者是统一的。也只因此人民对整风是无限关怀的。

　　六、对整风如何看法：党中央发现了报喜不报忧的情形，并通过侧面了解知道了下层的一些情况，因而感到有必要整风，这个决定是相当英明的。但是党中央对三害的严重程度是否估计得十分充分呢？我觉得不然。基层组织的一些党员的极恶劣的作风，可能会使我们伟大的毛主席听了后大吃一惊。现在已经揭发了大量的缺点和错误，很多是极严重的，党中央必须表示坚决的整下去的决心。当情况超过了原有的估计，现在就更要坚决的把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搞下去，匁匆的收兵是没有好处的。

　　从人民日报上可以看出来，在运动的最初阶段党中央是积极推动的，后来曾一度停滞，最近又有了提高。这是波浪式的前进。党中央必须坚决的整下去，不然于党于人民都是不利的。

　　仅仅有了决心是不是就够了呢？还需要另一方面的力量，这就是人民群众的觉悟和监督。42年的“关门整风”是没能彻底解决问题的，今年的“开门整风”，也就是在群众中进行整风的决定是英明的，这种方式方法是好的，这样做才能使那种“层层蒙蔽”着的情况得到揭发；因为人民群众所揭发的情况比起党内所能揭发的要深入得多，广阔得多。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党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在整风中把人民群众放在什么地位的问题，也应该在这里得到明确。

　　整风是关乎于6亿人民利益，关乎党的根本威望，关乎党是否得到人民拥护的大问题，但我们党委的做法仅仅是口头鼓励而事实上不鼓励。大家提了很多意见，但在很多具体问题上看不到党委的鼓励。而且只做到鼓励还不行，只让大家提提意见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做到在群众的监督之下改正错误，这是最主要的一点。只有这样才能使党和人民间的血肉关系巩固下去，于党于革命事业都有好处。

　　上面是谈我在整风中的一般性的观感，下面想谈一谈我们学校内部的情况：

　　党委在整风运动中是犯了一连串的偏差的。我不同意我们学校是所谓“有计划、有步骤的逐渐开展”的说法，这彷佛我们领导得非常正确似的。下面便是事实：

　　在前三次党委扩大邀请民主人士和教授参加的座谈会上，有人提出了如何整风，揭露矛盾的意见，被教育系党总支书记原封打回。以后陶大镛教授建议扩大会议，使所有教授和副教授都能参加，党委表示同意，但当时王文枢的发言却全部是背诵人民日报的社论。接着在中文系、俄语系联合的座谈会上穆木天教授提出了何副校长的事（这件事我们就不说了，说了怕对校长也没什么光彩）之后，启功教授发言说：“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加以解释”。启先生的用意是让王占鲁教授和穆木天教授就争吵的事解释二人不同的意见，但何副校长却利用启先生的这句话而站起身来解释开了。而且提起了二位教授吵嘴的事，我不知道何副校长的用意何在，但这是不能鼓励人“放”的，只能起相反的作用。而且后来张斧在报告中、也不是站在马列主义的、党中央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宗派主义的包庇的立场上来辩解的。另外，在朱启贤教授的问题上，张刚利用“师大教学”一贯发表对他有利的资料，这是严重的宗派主义。在总务科党员郭琪的风流事件中，两位总务长却做了“保镖”，这也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不是站在共产主义原则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个人的、宗派的立场上。

　　这一切表现了党委认识很不明确。但这对党委也不是一无好处；党委正是因为有着重大的思想意识的缺点和错误，才在此次整风中暴露出来问题，才在群众压力之下被推动起来了，不得不面对现实来认识三大主义的危害。我们可以说，我校的运动不是在党委有计划有步骤的领导下进行的，而是群众自发的斗争和监督的结果。

　　这就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在这种现状下要怎么整下去。现在的问题是：不但应该整，而且党、团员应该很好的考验自己。目前揭发的工作作得还很不够，有进一步开展的必要。这就需要给那些敢于揭发矛盾的，有正义感的人以时间，物质的保证，以及精神上的支持，而决不能给那些“保镖”的人以保证，以支持。不然运动就不要开展了。而这里的一个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考试与否的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同学们学了一学年不考试便不能取得成绩，这对毕业分配是有一定影响的。而且真正的严格的考查和适应我们现在情况的考试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复杂的。这要求我们要把我校运动发展的现阶段的具体情况，与考试考查问题结合起来考虑，而不是一般的考虑考试考查问题。“两不误”的方针，是要在运动进行得“非常正常”的条件下才有可能的，而那首先就要求运动是自觉的，有计划的展开的。而今天我们的情况并不是如此，我们的运动是群众自发起来的，它表明了群众的积极性和无比的热情，这便是我们的实际情况，便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如果只看到党中央的指示而无视具体情况的话，那便是教条主义，机械主义。党委必须在考试问题上进行很好的考虑。

　　在俄语系减轻了学生的课业负担，给同学以最佳限度的时间保证。考试能压缩的压缩，能改换方式的改换方式，但是还不能把困难完全克服，例如“教育学”，  “心理学”我们便处于无权决定的地位。

　　现在的问题是：是否把群众的自发的运动挡回去，如果不是，党委便要考虑如何更充分的揭露矛盾、错误，使运动健康的发展下去，而不是“半途而废”。我现在提出总的要求：党委应真正的按照自己的话行动，团结起师生员工，给他们以物质、精神、时间等等一切保证，把运动搞下去，今后的问题不是何副校长如何在大饭厅做报告，而是党委究竟做什么？党委要拿出具体的行动办法来。马列主义者有句名言：“不是看他说什么，而是看他做什么”，只有具体的行动才能保证大放大鸣，才能超积极的作用。

　　(本刊特约“后浪社”记录并整理，原载“师大教学”128期)

　　来源：《“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真相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