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人民内部矛盾谈到大学生问题

　　<武汉大学、邓鉴坤>

## （邓鉴坤：武汉大学中文系学生）

## 一

　　目前全国很多报刊都把主要力量放在刊登高级知识分子为了帮助党整风所揭发的『三害』现象及其恶果和评论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这是应该的。但我们大学生也同样是衷心地拥护党因而也愿意帮助党整风的。我们中也有过不少人受过『三害』的打击，也有不少人对人民内部矛盾有些不同的看法，但是关于这方面的报导很少，这是不大恰当的，现在我想谈谈这方面的问题，并希能抛砖引玉，引起更多人的讨论。

　　我对人民内部矛盾的看法是这样，解放八年来，我们经过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每次运动固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每次运动也都产生了不少的缺点。对每次运动的优缺点，中央固然都有适当的估价，但在许多党的基层组织就变了卦，他们单纯地强调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因而对自己的错误，只是轻描淡写，或避而不谈，更不愿对整错了的人表示道歉，而以『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搪塞过去，这样，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就历次地积下了不少的怨愤，一直淤积于腹，无处发泄。

　　对党内来说，就养成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恶习，有的机构竟形成了一整套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系统，并且深入到各个底层，许多人都在有意或无意地为迎合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领导，在各级负责人员中，排斥非党群众，使他们无职无权或有职无权，许多人的争取入党，也只是为了不受整，为了保住地位以往上爬，在这种遭遇下的人们，有的生活惯了，有的呢？越来越多地滋生着不满情绪。这样就引起了严重的后果。

　　这种恶果是多方面的，我觉得主要的有两点：一点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走僵化的趋势，另一种比较严重地妨碍了科学和文艺的发展，而且这种恶果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和社会主义事业的矛盾。在这种基础上，党一方面向人民提出了『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的方针，另一方面配合这一方针也在党内展开了整风运动，前者是发展科学艺术事业，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党群关系）的必要手段。后者是为了保证更好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是对科艺事业的领导的关键。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党与非党群众之间的矛盾。而且这种矛盾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明显，但在本质上和人民与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是不同的。前者是非对抗性的，后者是对抗性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后者是革命者与反革命者之间的问题，前者则是革命者与革命者之间的矛盾，问题在于领导这一革命的政党的内部有一小部分人在推行党的政策时，有意或无意之间妨碍了革命人民利益。就其整个政党来说，还是一个坚强的革命政党，能够领导我们搞社会主义事业的，这点必须首先弄清楚。

## 二

　　为了更好地分析『三害』和我们同学之间的关系，我想首先分析一下我们同学中的情况。当然大学生中间思想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我在这里只根据自己的了解提出三种因三害的影响而过着很不正常的精神生活因而进切需要安慰和教育的人来。

　　第一种人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过不着真正的政治民主生活，因而在内心深处淤积着越来越多的对三害不满情绪，这种不满突出地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在学生工作中排斥非党群众的干部。这主要表现选举工作上，我们以前的选举都是由党团组织一手包办的等额选举。并且首先以拥护组织决议为名，在党团内部的大会上讲好要党团员大家选的。当然在选时，负责人还是冠冕堂皇地说：『如果你不同意，可以另选』。其实这只要是稍有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是骗人的。这样，某些很有材能的同学因为和个别的三害分子搞不好便始终地被压在底下，不得出头，例如我们班上以前为了补选一个锻炼小组的付组长，都是经过团支部提名的，其他说可想而知了。另一方面表现在非党群众不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主要表现在毕业后的分配工作上。在我们这系有一部分成绩很差而又不甚读书的人之所以留下来当助教，而有些成绩较好，水平较高的人，反而分到中学去，关键就在于是不是党员。所以有很多同学因为自己表现不好，就丧失了作科学家文学家的信心，随波逐流，吊儿郎当，一般说来，这种人中间的大部分同学都是比较有天资、有才干、有思想的，正因为如此，有许多人所以不甘被压，因而在很多不对头的问题上表示不满，所以他们往往又和『故意捣蛋』『异端邪说』联在一起的，在肃反过程中，不少人被背寃枉，就是很明显的例证。反之有许多不学无术的党员，却喜欢装腔作势，敬训别人。例如我们系里以前有一个姓姜的党员，他的马列主义只打了两分；而所遇到的题目又正是党的性质问题。其他各科的成绩当然就不言喻了。但他有一次，公然召集部分系里同学作关于共产主义道德问题的教育。

　　面对这样的事实，叫人如何满意？！

　　第二种人主要是因为享受不到起码的物质生活，因而对三害分子表现出严重的不满：例如我校以前有同学在冬天里仅仅穿着一件满是窟洞的破棉袄御寒，或者下雪天打亦脚，有同学热天由于只有一套单衣，在衣服洗后未干的时候，就只够躲在浴室里，或寝室内用帐子罩起来。还有同学用袜子当面巾，至于几个月没有钱理发，一期上头没有钱买牙膏牙刷的人更是不言而喻了。这些人根据党的政策，是应该得到救济的。但由于三害的作祟，致使事实不然，怎能叫人心服？

　　这种人往往和第一种人一样，还背有不白之冤，他们往往和不忠诚，不老实是联在一起的，例如我系有一个同学家里每月只有他父亲独驾小舟每月弄得20几元，但由于当地政府说每月有70元并且还诬为请了一个工人，我们的官僚主义分子就坚信不移，这个同学冬天只穿着一件价值两角钱的破棉袄和一件汗衫过冬，并且赤脚踏雪。他们不仅不首先解决问题，然后详细调查事实真相，反而要这个同学真诚本质，以至于使这个在学习上很有特长的同学，无心赞研，过着很不正常的精神生活。

　　(按：以上所述的『情况』都是右派分子邓鉴坤所编造出来的，文中『只有他父亲独驾小舟』指的就是他的父亲，『冬天只穿着一件价值两角钱的破棉袄和一件汗衫过冬。指的是他自己，但事实究竟如何呢？请看吧：邓鉴坤他不仅享有甲等助学金，还享有甲等生活补功费，他说没有衣穿，但是他却从学校里领到了新的棉袄，绒裤，以及三件单衣………党和政府是无微不至的关心学生疾苦的，即令如此，右派分子还是恶意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因此，问题就很清楚了，右派与人民是站在两个不同的立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不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忘恩负义，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了！）

　　第三种人是由于长期以来得不到三害分子除了开会，个别谈话以外的真正帮助，使他们逐渐流懒成性，以至于思想疏隋甚至麻木。这种人一般都出身旧家庭，他们这种思想僵化的趋向，突出地表现在缺乏理智。

## 三

　　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除了学校里的『三害』以外,和他们在家里受到当地干部的歧视也是密不可分的。目前我们学生中出身于旧家庭的很多，他们又很多都在乡下，由于很多地方干部他们不了解党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对地商子弟的教育政策。往往把情感当政策,把地商子弟与他们的家长等量齐观，这是很多青年学生感到消极悲观，对前途丧失信心的重要原因。由于很多人对这点重视不够，为了更好地说明我的论点起见，我不得不多举两个例子。

　　我住在湖南省华容县城，当地政府对旧家庭出身的学生子弟是怎样对待的呢？有一个姓刘的地主子弟；为了升大学卖掉了土改时允许他留下来的房子，可是当地镇政府却无故扣压款项，不让他作升学之用。有一个姓李的同学，初中毕业后,表示考不取高中就愉快地就业的，谁知结果真的没有考取。当地政府己答应替他找工作，但由于他姐夫有反革命嫌疑，就马上拒绝了替姓李的同学介绍工作。还有一个住在乡下的同学，因他父亲抗日时，当过日寇洋行的经纪人，就不肯替他打投考大学的介绍信。使这个同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郁郁苍苍，精神恍惚，有一次半夜三更做梦，由院内爬过高堤再爬到河边上，他当爬到了水里面去了时，纔发觉不妙，又往回爬，往返半里多路。他原来很有天资，很有才气，但由于他受的精神刺激很厉害，以至性格变得冷酷无情，而且有着极端严重的悲观厌世的思想。再以我自己来说吧，我在投考大学后，为了打一个家庭经济情况的证明条子。前后跑了半个多月，受尽了所有的歧视与冷眼，为什么？就因为我父亲是一个工商业地主，我原来表现不坏，是土改时入团的老团员，可是从那次以后，我就隐隐约约地觉得象我们这样的人，要在社会上找到前途，的确不是一回简单的事情。

　　成分不好的固然受到歧视，就是成份好的有许多也免不了被人瞧不起。我们江南的农村不比西南西北的边区。有时一村子根本就无人识字。所以当合作化运动需要会计、记工员的时候，有得个把高小生、初中生就视如珍宝。我们江南农村进高小初中的人固然不多，但读过几年私垫的人的确不少，他们这些人大都熟悉于珠算、记账之类的事情。在工作上不需要他们，而这些学生又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当然就会被农民特别是很多干部瞧不起。当然我这样并不是说农村中不需要知识青年，而是说目前由于机械化没有化起来，这些青年学生回乡后所能担负的会计之类的工作已经有人，体力劳动又不行，当然就会被瞧不起，这些高中大学的同学回家后，固然不是参加农业生产的，但当地干部有很多似乎是自己革命、别人享福一样的妒嫉甚矣。所以我们班上假期同乡的同学包括很多贫农子弟都对此表示不满。我们华容在武汉地区的同学经常碰在一起谈到故乡时，大家都表示我们爱故乡，我们愿意经常听到关于它的一切好的和坏的消息，但我们不愿意回华容去工作。

　　当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和知识分子本身的心境狭窄也是分不开的。关于这点关系到知识分子的特性等许多理论性的问题，我就不再饶舌了。

## 四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三害对于我们同学在精神上所造成的严重创伤，以至有时明文规定自由参加的会议或活动，也不敢不去，不知有过多少沈默寡言的同学受到过无理的怀疑，也不知有过多少心直口快的人受过公开的批评和斗争……为了恢复他们正常的精神生活。为了协助党整风，必须大力发动同学们起来向三害进行澈底的斗争。

　　为了更好地鸣，为了更好地放，首先必须加强领导。目前有些学校的鸣放领导机构的部分重要负责人就是反的重要对象。试问把这些人放在领导地位让他们来发动群众整自己他们会干不会干。正因为这样，再加上整套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所以有很多同学有顾虑，怕以后反过来整他们，更怕在将来分配工作时，报复他们。因此目前有很多人仍然敢怒而不敢言，特别是老教师和小职员，为了发动群众起来斗争，我认为必须做好上述两项工作，否则即使搞了，也不会澈底，因而也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冷酷，另外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冷酷无情的现象是与三害分子分不开的。我要向反驳我的同志们再重复一句，我是说在三害分子的领导下，形成了许多冷酷无情的事件，但并不是说全国各地的冷酷无情是主要的，也不是说在每个问题上都是冷酷无情的。

　　（来源：《武汉大学右派言论汇编》（中共武汉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办公室，195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