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管见和忠言

　　<湖南、杨继华>

## (杨继华：长沙市第三中学教员)

## “忠臣要直谏，不谏不忠臣”

　　今天，我怀着“忠臣要直谏，不谏不忠臣”的心情来向党报倾吐直谏之言。目前各地自毛主席的春风吹过之后，万物已逢生，正以劲健姿态，争相竞鸣，争相竞放，这是好现象。但是有些部门的群众还是有顾虑的，怕钓鱼，怕回头整，我看这不能怪群众，而是该部门的领导抓得太死，怕群众形成自发性的鸣放运动，怕乱砣，怕收不得场甚至还有赌狠的扼杀的思想，企图镇压。这是大错特错的。无疑，这是政治上的短见。因此，在这里我们必须喊醒这样的领导，不要小手小脚死搬老一套吧！

　　我们必须在鸣放运动中肯定，今天的鸣放除掉极其个别的反革命分子别具用心，蓄意制造纠纷外，其余绝大部分人的鸣放都是忠心耿耿为了挽救党、巩固人民政权的，谁也不愿意要剥削制度，要蒋介石的，这当无容置辩。因此，我建议各级领导都要大胆放手，人民是理智的，是乱不了的，同时也是热爱社会主义的，正直的人们大家都大胆起来鸣放吧，让我们一同清除三害，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完善更优美。大家都来做一个“忠臣要直谏，不谏不忠臣”的人民忠臣吧！

## 宗派主义是“三害”中的总蔸子

　　我看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突出的现象与事实是极其严重的，国内所揭露出的事实已经引起了广大正直人们的共鸣。一致认为三害必须清除，而三害中宗派主义确是总蔸子，其危害是严重的，也是痛心的。它已经发展到吞噬一切，病入膏肓，严重地阻碍着调动一切社会主义积极因素的程度。如入党本来是件好事，党员是人民可亲的勤务员，但由于宗派主义作祟，好事便办成了坏事，他们吸收党员是按能够对个人忠诚的，政治上可靠便单纯地解成好不好使用，而不是考虑这个人对社会主义事业可靠不可靠；政治水平和政治品质便理解成为毫无异议的“老实”，对领导的唯唯诺诺俯首贴耳，并善于体会领导意图的奴才水平；也把历史清白的人看成胎生的革命者。按这个模子吸收党员，自然便形成一个阶梯式的层层膜拜系统，层层去领会领导意图，层层等指示，把领导神化，故而上面的一个本本便可以念到底，并且作报告时还要申明一句，“如有错误由我个人负责”。这样自然就不会开动脑筋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也就来了，当党的意图在群众中遇有阻碍时，他们便用宣传可兰经(一只手拿可兰经，一只手拿剑)的方式强迫群众接受，帽子满天飞。有了这样的官僚主义者，怪不得有人说：“人民政府的官最好当！”象这样如何谈得上创造性和积极性呢？这群吸收的党员又能起得什么作用呢？所以我们三中去年发展了一个女党员并提拔成为领导后，群众便说：“这是充数的，对我们反正等于零。”

　　在宗派主义者的眼睛里，他们把党员的档案看成家谱，好象只要上面有名字的人，便可以放心让他去当领导，称不称职是小事，反正“可靠”是大事。正因为这样，所以李万铭事件才得以发展成为骇人听闻的今古奇观。也正因为这样，市教育局才在我们学校里把一位群众所深恶痛绝的总务主任调升到二中去当教导主任。这都是那些只看档案不看人的宗派主义者的杰作。象这样发展党员和提拔人，在群众中当然要损害党的威信而筑起墙、挖出沟了，别有野心的分子也自然会垂涎这条入仕得福之途了。宗派主义者完全依靠党而生活，认为只要凭借“党”便可把一切事情做好。因此，用不着研究业务，甚么文化科学，在他看来简直是一文不值。记得省统计局干校的领导有一次对他的教研组长说：“知识分子，没有甚么了不起，不过多认识几个字而已。”后来这个教研组长不服，他便调动他的宗派主义力量，借了该同志生活上的岔子来开斗争会，说她连起码干部的政治水平都没有，总喜欢违背领导的意图，就这样把这个同志整得一直在教研组的工作抬不起头。象这样建立起家长式的宗派统治，对任何有异议敢于独立思考问题的人便百般打击，迎合意旨的人便成了红人。所以这样宗派主义，不但扼杀了积极因素，而且也扶植了一些看领导眼色行事的小人出来了，这样正气如何树立？是非如何明辨？

　　宗派主义在全国也已经泛滥成灾，痛心地造成了许多沟与墙，束缚着人的思想，阻碍着艺术的发展，使举国上下人人的思想都变成了一个模子，大家都说适应性的话，都伴了政治要求做文章。谁也不能提出反对意见，不然的话，就会遭受到利用政治力量来发动的“群众”的斗争。既然是这样，所以举国上下成为了“一致”的声音，自然人也不必再开动脑筋去标新立异了。大家心里的话都怕讲，于是人与人之间也就有了墙，谈不上知心朋友，因为大家都学乖了，如不说适应性的话，说不定运动一来就会挨整，人与人之间既无知心，剩下的便只有赤条条的政治关系了。因此，有老师说：“现在真冒昧！星期六也无朋友家可坐……。”甚至我校有一年青教师，他天真地说：“我不结婚，现在的人都靠不住，白天教书谈马列主义，回家老婆也要谈马列主义，难得伤脑筋！”正因为这样，所以人与人之间很少温暖，六亲不认、长幼不分也就自然而然的了。这样的现象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所以我们有老师说：“难道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仅仅为了吃饭工作和干巴巴的精神生活吗？”但是这又怪谁呢？怪人呢？还是怪制度呢？是人的产物？还是制度的产物呢？怪宗派主义吗？而宗派主义又是那里来的呢？实是令人深思！

## 宗派主义是民主自由的死敌

　　我们知道一个人当他在物质生活得到初步满足后，紧接着而来的便是精神上政治上的民主要求。但是我们有些三害主义者，他就只粗鲁地认为“人”只要解决了面包，其他就不必了，甚至有领导对谈民主还歧视，好象一谈民主天下就会大乱，他专门只习惯了“集中”，或者他说“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民主的，那里还有甚么不民主的呢？”象这样专门只从制度上去迷信民主，而忽略了实际上的民主又有甚么意义呢？如目前我国全国上下的选举是有宗派主义包办作风的，比如人民代表的基层选举是应该让人民行使直接民主的，但结果是党委圈定几个人，然后由选民去在每个名字上用笔筒盖个圈，所以我们老师说：“这样的选举还不如干脆派了的好，名字也可改作派举。”因此，象这样的选举有人就不感兴趣，认为“民主集中制倒也好，甚么都集中了，省了很多事”。但也有的却认为这样的选举，是宗派主义的产儿，包得一干二净。除此以外，至于言论、出版、结社等的自由，在宗派主义者的眼里，都更是不应有的了。

## 宗派主义是一党专政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对人民公敌帝、官、封，进行了几十年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在对敌残酷斗争的过程中，党员是经得起考验和可靠的，人民也曾给予最高的依赖。就是从解放到现在，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那末土改、抗美援朝、镇反、社会主义的改造等胜利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认为在这个时候实行一党专政是完全应该的，也是完全适合国内阶级对比及经济基础的情况的。可是现在的客观现实却不同了，经济基础起了根本的变化，剥削阶级已基本消灭，而再实行一党专政，专谁的政呢？都是劳动者了，专劳动者的政吗？因此，在过去对敌斗争时宗派主义并未突出来。而现在都是人民内部了，再要一党专政，家天下的宗派主义想法，自会不为人民所欢迎，而应是各个民主党派来共理国事了。不然一党专政和一长制不改变，宗派主义又如何不继续存在呢？纵令现在人民起来鸣放了，也清除了些三害的坏作风，而制度未变，到头来说不定又是换汤不换药，虽然这次反掉了，下次仍然来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因此，现在怪不得有人把中国的党派关系比做一夫多妻制，把民革排大房，民盟排二房，民建民进更是姨太太了，我们觉得这样不好。我们中国革命有中国的革命特点，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已把马列主义出色地发展了，大胆地创造了许多新的方法，为何独独在政权性质上，一定又要和苏联一样呢？难道我们适合中国特点采取联合执政的制度就违反了马列主义原则吗？就不应该对马列主义有更勇敢的发展吗？何况事实上目前我国民主党派所代表的已不是阶级而是各个劳动者群了呢？因此，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有无诚意反掉宗派主义，是应从制度上着手的(关于这个问题是涉及政权性质的问题，是我个人见解，希望党报能提交全国人民讨论)。

## 我对整风运动的期望

　　中国共产党在波匈事件之后，能够及时地主动地揭发人民内部矛盾，谋求正确处理并诚恳地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清除造成高墙深沟的根源——三害，这是明智的，尤其是能够非常富有魄力地来大胆放手发扬民主，让群众起来拆墙填沟，这就是人民民主，这就是反教条主义在中国的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辉煌胜利。把人民内部中潜伏滋长可转化的矛盾，作了正确的预见性的处理，这就是万古流芳，传为美谈的好事。可是目前尚有些领导仍然抱着教条主义的灵牌，看见“鸣”、“放”运动就发抖，对于自己早就本该否定的三害行为，还在躲躲闪闪，仍然认为党中央的作法，在他看过的经典中并无记载，这种人就是看不见活泼的新鲜事物。难道匈牙利事件对我们的教训还不够沉痛吗？难道还有象一中校长那样认为“评薪不服冒关系，顶多闹出一个匈牙利事件来”的人吗？试问这种人是究何存心？因此我觉得惟有对匈牙利事件有足够估计的人才会对整风有诚意，才可能产生政治上的远见，变被动为主动，变消极为积极。有人说：匈牙利事件是具有第二个十月革命的意义，这句话是令人深省的，是给教条主义者一副清凉剂。这个说法我是同意的，我觉得它和苏联十月革命具有同等重要意义。因为它更进一步地创造性地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方向，指出了人民对民主的愿望，是有着对面包愿望的同等意义的。因此，我希望党能重视和正视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进一步更诚恳地使整风运动、鸣放坚决发展下去，人民是拥护社会主义的，是有理智的(因为匈牙利事件对人民的教育意义也是深刻的)。我们不要帝国主义者来干涉，我们要用处理家事的态度来解决我们的矛盾，并从制度上来铲除这毒根，使墙和沟再不存在，使党群成为统一整体。

　　 (原载6月2日“长沙日报”，6月4日“新湖南报”)

　　（来源：《社会主义辩论集之二  毒草集(资产阶级右派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10月版，内部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