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个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徐中玉>

## （徐中玉：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编者按：右派分子徐中玉的真面目已经揭穿。在前天的上海文学界反右派斗争座谈会上，许多作家一致指出徐中玉有一篇反党的纲领——〈三个问题〉(后改为〈积疑三问〉)。徐中玉在座谈会上狡辩说：“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它没有社会影响，不该批判”。这是什么话？徐中玉有反党言行是铁的事实，前些时候徐中玉为传播自己反动见解曾四处投稿、讲话，在群众中播下了火种。这篇反动文章是他反党思想的集中表现，为什么不该批判？这显然是徐中玉想蒙混过关。

　　徐中玉真的不想发表这篇文章吗？不是的。他在此文的“中玉附记”中说：“此文写成于6月4日。大约在6月5日分两分寄光明目报及上海盟讯。”这个右派分子的政治嗅觉应该说是很灵敏的，他以“发觉错误”为由，在“6月14日分函索回修正。”怎么“修正”呢？“把第一段作了些修改，意思基本没有改变。原想继续改下面两节，因已发现整个看法太片面，决定作废，就未再改。”请注意，这样的反动言论，徐中玉说得多轻俏，只是太片面！徐中玉为了掩盖他的反动言论，曾经在索回的原稿上涂了又改，文中()内的字，就是他涂去或涂改过的字，这些字有的看不出来了，只好以(××)表示。]

　　我爱共产党。没有共产党。不可能有今天的新中国，也不可能有明天的更美好的新中国。但几年以来，我对共产党的某些工作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原为疑问)。很想提出来，可是往往话到嘴边，仍旧吞下去了，原因也简单，其一是惟恐片面，自己考虑也许用不着大惊小怪。其二是不知所之的“棍子”和围剿都已挨过既如此之不易，犯不上重蹈复辙。不过自党中央宣布展开整风，各方面开始鸣放以来，非但胆子壮了不少，具体情况也较前知道得多了一些。我想，自己既有疑虑，就应当提出来询问一下，即使连一得之愚都没有，大概总还可供参考，以作讨论或批判的材料，所以决定(以上这段原稿取程涂去)现在就把下列三个问题先提出来，谨供党作为整风的参考，

## 一  某些偏差从那里开始产生？

　　常常听说，党的一切决定都是完全正确的，工作中如有偏差，那是“个别党组织”或“个别党员”的责任。我也认为，解放以来党所决定的大政(原稿为总路线总方针)无疑(原稿为的决定的确)是完全正确的，例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对资改造、肃反运动、工业建设等之，都是如此。但党的关于执行方法的一切决定，却就来必都是完全正确(的)。何以见得？例如思想改造中的利用学生和助教像贫农斗争地主那样的斗争老教师，例如肃反运动中的往往以近似乎“莫须有”的(罪名)事情对有些无辜者大斗特斗，这两种很(原稿为极)大的偏差，难道也都可以说是“个别党组织”或“个别党员”的责任么？很明显，这不是一校一地的偏差，而是全国性的偏差。这两种做法，却是大伤了知识分子的感情(我想无疑各地各校负责执行的党员同志当时也有不少人已能看得出来)，真是一件多大的事情，在严格遵守组织纪律的党员负责同志和基层党组织是(怎么)决不敢擅作主张的。现在看来这两种做法(都)必是奉行上级党(原稿为中央)有关方面的指示，(下来)所以各地各校才如此步调一致(的)，偏差一段。又如在工作上和在各种待遇上党内外往往不够(是一律)平等，把“德”字看得过是狭窄，几乎成了党员的专(利品)有物，这(无疑)也是全国性的偏差，这种偏差难道就和上级党(原稿为中央)有关方面的(总的)想法与安排没有直接关系么？

　　偏差有两种，一种确实是“个别党组织”或“个别党员”的偏差，另一种则确实是全国性的偏差。因此负责者也有两种(人)：一种确实是“个别党组织”或“个别党员”，另一种则应当是上级党(中央)的有关方面。我感觉直到今天为止还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即把分明是全国性的偏差说成只是局部的个别的偏差，分明主要应(当)由上级党(原稿为中央)有关方面负(主要涂去)的责任(的)却不大公道地(原稿为含糊笼说的)一律要各个基层的党员负责同志去承认下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道这样做人们就看不出来？难道这就是维护党有关×面威信的好办法(涂去)？

　　(事实上，人们早已看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党员负责同志，或党组织(大概)是(因为)“有苦说不出”(只好代人受过)，而由于不过是(不过×)“代人受过”决不会真有(×头)苦头吃，乃是一种“心照不宣”式的认错，所以他们尽(×)管在运动过后曾把偏差的责任一揽子包下来，(好)人们的感觉(印象)都始终是(好)“你(都)倒轻松得很”，因为认(错者)本来(胸)心里有数，(并无切肤之痛)大不了换个工作单位称数(涂去)沉痛不起来；人们(×)时常看到：运动过后这些干部中有的从甲校(的)调到乙校，或丙校的又调到了甲校；(这些干部)他们都(××地)当众认过错，说是一切责任都归他负，(他们×好像都要或准备吃些苦头，不料)可是事实则是(×)在调来调去之中他们大都升迁几级了。(×××××)请问这样的认错怎么能服人？(解决问题？)这(那里)似乎不能算是老老实实的态度。

　　已经有人正确地提出过，不能强调(  )党员(×)是“特殊材料”作成的了。“特殊材料应该是(×)结果(绝)而不是(×说)原因。同这的道理，上级党(中央)某些执行的方法的决定也很可能是不完全正确(或完全不必正确)的。党的智慧当然比任何个个人都强，但智者千虑(或)有一失的道理对党来说恐怕也还是适用(×党)的。党的威信决不会受指于千虑中的一失或几失，只要其他九百九十九虑或(绝大多数×虑；九百九十都完满成功就非常了不起了，(笼统地说要人们承认)党的一切决定都(是)完全正确(的)，稍加(有)怀疑便(给)扣(上)人(反党反人民的)大帽子，这不能说服人，并且也全无此种必要，因为这样做只有害处，没有益处。

　　上级党(中央)的某些方面如果真已在某些工作中(是否)造成了全国性的偏差，我以为，这些方面的组织也好，负责人也好，就应主动(承认自己才是真正的主要负责者加以说明，再也不要借着组织纪律之类，而且(真要)上级党(中央)也要使人们(真正)看到(办错了事的)所谓负责乃是真负责)为人要再让有些人(只是嘴上说的漂亮甚至办错了事还能升级。

　　党的传统精神是老老实实。千千万万人民的眼睛时都看着党，党的每一疏忽都会对社会风气发生巨大的影响，说会使热爱党的人们产生一些(不)原可避免的疑虑。说真的，难道执行方法上的有些偏差不是经上级党(中央)就已开始产生了么？

## 二  为什么官职要越设越多？

　　解放以来，特别是近两年来，有种非常突出的现象，即任何机关学校团体里的各种官职却越设越多了。在不少基层单位里，已出现了“官多于民”的现象，譬如说，科长多于科员。我曾经推想过官职为什么会越设越多的原因。摊子大，事情多，需要较多人来分工负责，这大概是最主要的原因吧，可是也不尽然。不是现在已有许多名义上的“首长”在诉有职无权的苦么？既然实际上仍只有一两个人在官大摊子，而且并非一定管不了，那(么)又何必上上下下硬(要)安上一大串的“首长”(呢？硬安上—大串首长，不但是浪费人力，又造成了劳逸不均，有职无权，或公文旅行等等的矛盾，真是何苦来。

　　然则这样是否为了统战？大概也是的。在目前，非党人士想做官，做到了官便认为己被尊重的人，的确还不少。为统战而多设官职，对于这些人虽然能够有些团结之效(的)，可是这个办法究竟好不好？是否这样能收到全面团结，真正团结之效？该团结的人很多，就是再多设些官职也还是不够的。纯用官职来统战，官职越多就越不稀罕，原有官职之欲望不断提高，难道官阶也可以漫无限制(继续不断)的增加，提高么？何况，统战本来不能也不必要利用官职。对于绝大多数非党知识分子来说，我相信他的所要求的乃是足够的信任和必要的工作条件，使他们能够充分发(展)挥所长，为祖国效力，并(×)不(是)在于官职，至少主要并不在官职。以为“给你官职”就已尽了统战的能事，由于到底不能有那么的官职好给，也由于不适当地看待(低)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愿望，结果反而会达不到统战的目的。

　　这样做有时的确还是为了便于酬劳。对革命有功的人当然不少，年资既深，有才能的因(×)要提拔，成绩一般的似乎也非照顾一下不可，甚至对革命有功者的眷属，似乎也非照顾一下不可。这就得有更多的官职才能配给裕如。这样做反对那些没有功，却有苦劳的人自然是一种安慰，但也有不少副作用。显著的一点便是才职未必相称。居下位的往往比领导者更能做了。于是一方面滋长了可以靠革命吃饭做官的思想，(极×)另一方面便产生了“用人唯亲”的牢骚，以致影响到工作的积极性。结果是安慰了一些(××)人，也(却)疏远了许多人。

　　看来，由于事繁责重，官职需要多设一些是肯定的，但却决不需要象目前这样重重叠叠一大堆。“首长”越多，官僚主义就会正比例的增加，内部矛盾也会尽出不穷。我以为，也再不能用官职来作为统战的唯一法宝和酬劳的礼品了。当看到某些会议增加了若干(代表×××)代表或委员(×数)而被说成是民主生活不断扩大的明证”时，我时常想不透这句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算是说了什么问题。值得注意的倒是历经批判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向上爬”正在越来越多的人头脑里(缓)重新滋长。这不能否认和官职越设越多的(措施)做法有密切关系。说真的，难道这种做法不能证明党中央在贯彻执行统战政策和干部教育方面还是相当形式，办法很少么？

## 三  入党的首要标准是什么？

　　解放七年多来，共产党发展很快，听说党员人数比前已增加了一千万人。共产党的力量是越强大，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越有保证。但在迅速发展当中，人们有时会感到究竟什么是(人们)争取入党的首要标准还不明确。

## 这里谈的在实际上不够明确。文件上当然是很明确的。也只是谈知识分子圈内的见闻，别方面的情况可能不是这样。

　　人们感觉，党在知识分子中间似乎宁愿(×)要这样一种人，唯唯诺诺(唯命是听，千依百顺)的人。(历史单纯的人，业务不错的人、而在这中间)，唯唯诺诺似乎已成了入党的(×)首要标准，真正的革命觉悟和必要业务能力则似乎已成为(×)次要标准。当然，绝不能说凡知识分子入党的都是唯唯诺诺的人，此中确有些(不少)是(××)值得别人钦佩的，但这种人似乎还不够多。唯唯诺诺不等于组织性纪律性，乃是一种察言观色，奉迎唯恐不周的表现，他们对组织或在党领导面前是(以)低声下气，唯唯诺诺，回到群众中去却可以摇身一变一成凛不可犯，神气活现的老爷。这些人的所谓革命觉悟实际只是一(大堆)嘴好听的名词和教条，业务能力往往很差。

　　人们看到，那里都有忠心耿耿，埋头苦干，业务能力很强的人，只是因为他们敢于大胆的对党的工作提意见，对某些党员领导提意见，因此就绝少能够入党的。也许他们已申请入党几年，可是不但没有批准，甚至几年中连理也不理。也许他们心愿入党，因为看来党并不欢迎这样的人，(申请)为免徒讨没趣，所以也不申请。这样的人有时可以被统战为什么代表什么委员，好像很尊重，给人的感觉却是“敬而远之”、“高高挂起”。

　　难得也有提了些意见仍被接纳入党的人，可是往往在入党之后他们就开始默默寡言了。使人感到朝野之别竟如此判然。

　　说真的，这几年来党虽开始接纳了若干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可是由于上述情况的存在，在群众中的影响其实并不如理想。(也许，恐怕)固然(只是)多了一些人，可是有时却也相应地多出了一些墙(而巳)。入党的要求一般似乎远不如前几年那样迫切了，“这样子不入也罢”，这就是不久前我听到一位曾经迫切要求入党而当未成功的同志的话。我知道这位同志(×忠)无论在那方面来说都要比某些已入党的(高明)强得多，(决不能说)他的这种想法决不能说是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又在抬头的结果。他的唯一“毛病”就只在于向党员领导的缺点提意见。

　　为什么唯唯诺诺的人很容易入党，为什么忠心耿耿(的人)，竟竟业业的人只因敢提意见就不能入党呢？难道实际上的入党(的首要)标准不应该和文件(上)所载的完全一致么？

　　(××疑)三问已了，可能是非常片面，不正确的。问的意思却在于热望党的工作做得更好，党的力量更加壮(强)大。(我深刻地体会到帮助党的整风)，党的整风无疑将给我们国家各方面的工作带来种种改进，共产党在我们生活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只应加强而绝不可以削弱。而我们每一个人的严肃的责任在目前便是实事求是地大胆地帮助党的整风。

　　 六月四日

　　（来源：原载1957年7月25日《文汇报》；《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195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