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文系教职员第三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北京师范大学、黄药眠>

## (黄药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中国民盟中央宣传部长)

## 一、黄药眠认为：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是不正确的，总是把知识分子当成异己分子

　　我有的意见已和方铭谈了，但是大家要我谈，我谈谈。我来师大，是决心教书的，而没想做行政工作。系主任也很难做，有些朋友做部长也难，有的作了七年副部长在部务会议上没有发过言。

　　我自到北京后，很满意，不满的就是叫我当了系主任，有职无权而拿人当玩具玩一玩。

　　先来谈一下，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是不正确的。解放后丁浩川同志来校首先抓青年的思想工作，搞运动这是对的，“三反”后还继续这样做我认为不对。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它本身没有物质基础没有生产工具。中国的知识分子更特别，虽然绝大多数受资产阶级教育，但因为它受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压迫也想工业化。譬如欧洲国家的工业发达，而当时中国没有工业，学什么工程、医生、会计等都没有出路，尤其是外国人在中国有特殊待遇，譬如清华大学同是教师外国人的待遇就高，中国人的待遇就低，待遇差别，使心里不服，这样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具有爱国主义的思想，所以在民主革命阶段是革命力量，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毛主席估计，知识分子已经或可能在党的领导下，故属社会主义的力量。知识分子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它有其落后一面，但他受的资产阶级影响，没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深，易接受党的领导。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有两个面，可以跟社会主义走，利益没有受损害，可以在政治上倾向社会主义。只是与社会主义思想有矛盾。中国要工业化了，知识分子不得不与工人阶级结合。知识分子应做为社会阶层，不应做为阶级，不应一开口就是知识分子是小资产阶级。我们许多同志根本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

　　另外，在知识分子中也分许多层：有出洋的，有流浪汉，还有中学教师，小学教师，小艺术家，虽然他们有的过去为国民党服务，但很多人生活是贫苦的，他们和一般的人不同，他们是小资产阶级的急进主义。

　　中国共产党有最高的和最低的纲领，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能搞民主运动，到了社会主义他们也不会再依靠地主、资产阶级，而一定会依靠工人阶级。比如茅盾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帮助党搞民主运动，他不知道要走社会主义吗？到社会主义还是可以信任的。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知识分子也在发展，对知识分子要现实的考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不得不向对立的方面转化。不要死记住列宁的个别词句，如念经一样，一提到知识分子就有“对抗情绪”，就是小资产阶级。总是把知识分子当成异己分子。党过去没有考虑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也没有从每个知识分子本身的思想发展去看问题，首先，看政治上的态度如何，这是造成“墙”“沟”的原因。

　　斯大林同志虽然犯过错误，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还是敏感的，1931年他曾经指出知识分子变了，我们应当改变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我们一些党员同志应该很好的学习一下他这篇文章。

　　有些人认为自己是党员了，觉悟就高了，但我认为根本是低能的，是没有政治头脑。

## 二、黄药眠认为：现在是用做官带兵的办法来办学校，把老先生看成满身都是缺点，什么都依靠年轻人，而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又很差

　　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的，是用笔的都是秀才，办学校不是打仗，不能用带兵的方法，它也不是政权机关，不能用法律办事。但我们学校里神秘气十足，什么都保密，又不是炮台、仓库，我们学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公开呢，外边有些事情我知道了，在学校里的倒不能知道。

　　学校是传授知识的，知识有阶级性，而有些知识本身没有什么阶级性，对科学的看法是有阶级性的，教书先生是靠知识吃饭，而不是看级别。评薪时，我一开始就说我评的太高。政治地位可以提，学术地位是靠本事不能硬提。地位提高了也没用。如果人家叫我当作家协会的主席，我就不敢当，因为没有那个能力，人家也不服。评级也应这样。但是我们学校的评级却是用政治力量来提高学术地位，认为好的就一路提上去，这是用作官的办法来办学校，学校应以学术为基础。

　　党在学校中的工作对象是什么？木匠的对象是木头，在学校里是知识分子。对年轻人应当教育，老先生年纪大应当鼓励他们的积极性，说服和批评他们的落后性，而我们的党是否研究了这些问题呢？对象的特点是什么呢？

　　现在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如何呢？学生对人处世的态度怎么样呢？虽然比过去有进步我看是很差的，思想教育工作很差。现在青年是不是敢于斗争呢？有些人话不敢说了，因为怕妨碍入党，这是与马列主义不合的。认为入党对自己有利，进党有好多好处。带着这种思想往党里爬，爬进去可以留助教，可以留学，这叫什么无产阶级教育？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这种思想是相当普遍的，有的同学很能说，但是真正做起事来是不能吃苦的，几年来，思想教育显然是放松了，这是教育的失败。

　　过去对老先生的看法也是不正确的，认为他们满身都是缺点，什么事情都依靠年青人，这是不成的。在10年内，主要应依靠老先生传授知识，钱俊瑞说过用革命办法培养，留校一年就上台，武兆吉就是这样，我还得了奖!这靠得住吗？应该靠老先生。当然苏联专家也可以依靠一部分，但不能全部依靠苏联专家，过去对苏联专家的估计也是有问题的，认为他们万能，在这里我要质问：我们中文系请了二位苏联专家，办了这样一个一百多人的苏联文学研究班，现在成了灾难了，这是谁干的事，是谁教他们来的？盲目冒进!中文系办苏联文学进修班，人来的越多越好，一下来了一百多学生，连小孩子也能算出全国需要多少苏联文学教师。认为专家什么都知道，是万能，究竟是什么专家？我们了解不够。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但不是共产党所有的，我们应当对人民负责。

　　依靠老先生这一点学校是不明确的，我认为在5年、10年以内还得依靠老先生。不明确这一点就搞不好工作。青年助教一年开课这是靠不住的，现在又提倡独立思考，但我认为独立思考要有知识，没有知识那就是胡思乱想。应该刻苦钻研，但是却不懂外文，不会看古书。知识分子有一个长处，听你说几句就知你在行不在行，不要不懂装懂，这是头脑发昏，一讲到知识分子就是满身缺点。

## 三、黄药眠认为：近年来党的纪律废弛，袒护落后，把劳动不好，没有学术的人摆在高高的位置上

　　近年来党的纪律废弛，党由200多万党员发展成1200多万党员，1000多万党员并没有受到革命的锻炼，像小姐一样禁不起风。有的人有功而骄傲，还情有可原，有的人对革命没有功也骄傲起来了，有的人像蚯蚓一样的拼命钻进党里去，他们昨天还是小资产阶级，今天一进去就好像成了百分之百的先进分子，就不是小资产阶级，这些人把朋友也都忘了，而别人也可以从小资产阶级变成工人阶级呀。举个例子，这正如在逃难时抢着过河上渡船，没上船时要人等不要开船，上了船马上叫人快开，快开!

　　比如外语系赵琏升为讲师，是抄袭了别人的文章，党发现后只是批评了一下，并没有把他从讲师级拉下来，这党的纪律何在？盛荃升作风不好，赵琏的作风就好吗？又如我们系秘书李秀云(党员)为什么不服从专业分配呢？这事从来没有和我讲过。做系秘书为什么不到系里来呢？我认为她是不称职的。好像是小姐少爷。

　　我们学校是教育机关，是传授知识的地方，但有的人不是什么好的劳动者，没有什么学术，却把他摆在高高的位置上，据说这是“阶级情感”。这不是阶级感情，不是劳动者的阶级情感，是袒护落后。工作不好的不能照顾，过去有功的要照顾，但不能永远照顾。解放已经八年了，对这些人还是要长期照顾下去，难怪有人说一些党员是凭着光荣称号吃饭的。如果这样的党员多了，党怎么前进？如何能成为先进部队？我们师大党就有这种现象，有些党员不积极也是积极的，工作能力、效果不好也是好的，这是袒护落后，是不对的。

　　党的领导工作作得不好，党团员中有不少的人有相当的升官发财思想，对新党员不抓紧思想教育，而尽是抓一些事务工作，不论什么科什么组，如房产科都摆上一个青年党员做领导才叫做党的领导。他们不称职却升得很快，群众不平，你工作没我好，却升得快，工作情绪就消极了。这些不称职的青年同志由于升得快，自己也飘飘然了。这样再搞下去，资产阶级思想会从内部来腐蚀你的。何书记如何也有资产阶级思想？从那儿来的？它可能在你不知不觉中溜进了你的脑中。

　　现在还有一些党员说为什么要群众参加整党，这是没有常识的表现，应当把党员置之群众监督之下。列宁在革命胜利以后曾领导过“清党”运动，当时每一个党员都要上台作自我检查，群众也一个个上台指出他的缺点，当时就发现一些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清除出去了。清党就是在群众监督之下进行的。

## 四、黄药眠对人事档案制度很不满意，说人事室不懂教学，用政治力量硬提拔干部

　　关于人事室的工作我非常不满意，全校留助教一定要他们来决定，他们懂什么？只能掌握历史。我们所留的是要培养成为高等学校的师资，是我们的接班人，这需要有一定的天资和才能，研究的越高深，越能看出才能来，根本否定了这一点，就是违反巴甫洛夫学说的。我想作高尔基，但我没有那样才能，汪毓馥留下做助教，我是不同意的，她只是当过小学校长，在师大进修过一年，但彭慧一定要留下她，这就是用政治力量硬提拔的表现。这是没有好处的。李少明(党员)从中学调来，我说要升为讲师应该补一篇论文，我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事室突然通知我们，他们已经决定升她为讲师了。你们的根据是什么？对他升讲师我没有意见，我认为应该有一定的手段。我们是唯物论者。有人提议蔡澈(黄先生的爱人——整理者注)当助教，我是坚决反对。关于李少明的事情我曾打电话问张斧，他说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有的意见我们提了，下次还是这样。这种事层出不穷，自以为是马列主义，这真是不知羞耻!人事室来条子派乔静贞出国的事是根据什么？据说是汪毓馥决定的。汪毓馥凭什么可以决定乔静贞出国？汪有什么本领，一个小学校长就能评定一个人出国吗？很使人愤慨!出国是要国家拿出外汇来，派出去的一个人回来要抵两个人用，如果培养出来的是废料，我们怎么对得起人民。我要求彻查，根据什么派她出国？教育系发生的左企云和孙岩的事，首长我们要尊重，为什么连首长的老婆也得尊重。我要求迅速处理这件事，如不处理，我要以人民代表的资格到人民代表大会去控诉！

　　49年我到师大，到53年这三四年间，在档案里关于我的坏话的材料听说有两寸厚。幸而过去我批评过胡风，以后对我的坏话就少了点。人事室对我的档案材料有很多，我要求看看，到底说了我些什么坏话，不给我看，我要通过人大常委会调这批卷宗来看，方铭说没有，也没专为我开会，工作时交谈。

　　党团员的汇报，部分是真实的，大部分是不真实的，有的人汇报时是迎合上级的看法，另外有的是由于青年教师受了老教师的批评，有一定的矛盾(如升级等)，他们不满，抱着怀恨的心情说老先生的坏话。有的是不了解情况，曲解了老先生的话。而领导者又是高高在上，不调查不研究不找谈话，只有一个耳朵，主观、片面常常做了不正确的结论。

## 五、黄药眠眼中的党委负责人和中文系的党员干部

　　我们的何副校长事实证明也是党性不强。关于李文保的事情，我曾经跟他谈了，他不处理，关于彭慧的事我也跟他讲了，他总是敷衍了事，和他接触感到他有小市民气味。张斧碰到我，找我谈话很神气，颇有威胁之势，说我的话对，但却没实际行动，我虽不学无术，但政治感觉还是敏锐的。我们和黄教务长的接触更少，教育实习的事，他们说学生理论和实践不结合就应实习两次，这种说法证明他是外行。我们所说的理论和实践结合是看学生对所学的东西能否融会贯通，是不是消化了，能不能与生活结合。同时，实习问题争论不休，但实习对老教师、年轻教师、学生、实习学校究竟都有些什么影响，他不去了解，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这与柳湜部长的坚持有关)，就决定为两次了。

　　对系里面的意见，所谓“彭黄事件”本没有什么。1953年留助教，我曾提出留盛荃升，我觉得他业务很好、能思考一些问题，后来虽了解到他作风不大好，但政治上没有问题，我还是认为可以留下来。但这件事反复不定，在我去青岛前夕彭慧来找我谈，说盛的作风不好，说我泄露了留助教的秘密，说我和盛的关系不正常。当时我很不痛快，我要求学校彻查这件事情，必要时可以隔离我们，后来听说党内批评了彭慧，党让她和我来谈，但是她说些转述班上的意见，自己没这意思，我感到很不满意。转述而不否定，就应负责任。在系里彭慧常指点我如何如何办事，像对小孩子一样，后来她还向一些人说过我的坏话。我知道，彭慧在民主革命阶段并没有什么功劳，还有一套相当完整的资产阶级思想，她判断什么都从主观出发，而不是从客观出发；不是从工作出发，而是从个人出发；不顾及到客观效果，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东北和人搞不好，在北京也和人搞不好，说我、谭丕模、王汝弼、杨占升、匡兴都不好，但这些人又都存在着，那你应怎么办呢？如果彭慧当权，我们这些人都只好一刀杀尽。实际上我们都是有优缺点的，多少能做些事情，那么就应合作。但是什么人对她不利，她就不择手段进行打击，甚至造谣。我与她虽闹得不好，但是《文艺学习》找编委时我还向周扬推荐彭慧，我不满，表现在当面，我对彭也不是一笔抹杀。彭慧还有些流氓气，有时说了话又说没说，有时痛哭流涕，有时装病。彭说李文林是为闹恋爱而装病，我也可以此心度彭之腹，你的病是否也是假的，彭慧并不是一无是处，但却有着相当完整的资产阶级思想。

　　彭慧同志对人的态度，对不如她的人是看不起的，对与她差不多的人也是看不起的，因为她对自己偏高，对别人偏低，对比她高的人是嫉妒，结果只有她一个人行，只有她一个人能办中文系，只有你好，世界上有这样的事吗？如果承认我是你的老朋友的话，你就冷静的想想吧。

　　谭丕模先生一来，讲义马上付印，太仓促，有神秘性，一来我就觉得他是个党员，在系务会议上他常叫困难，说教研室里老先生不团结，助教不合作，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总没有办法，是不是自己作风上有毛病。我认为他是个老好人，也有人说他是个伪君子。

　　汪毓馥留下来做助教是不对的。解放以来有一种暴发户，一连升上来。听说儿童文学还要成立教研组叫她做秘书，我不赞成。她还做了积极分子，她们编的资料还得奖，为什么我们编的就不能得奖？这件事的过程要搞清楚，在总结会上要交代。她这样小的年纪，就有人奉承她了，这样将来要走到什么地方去？她还不老实，比如儿童文学的研究生向我反映了一些教学问题，我问她则说“很好”。我要求了解汪毓馥革命的功绩是什么？哪年进的党？应该公布出来，不要带神秘色彩，否则我们不佩服她，不能服从她的领导。以后从校长起领导人都应当公布有什么革命功绩。

　　李筠这个人很朴素。但是有许多事根本不告诉我(比如肃反的问题一学生自杀的事，一直没告诉我，只是到人民代表来视察时，才跟我说了几句真话)，有时他告诉我的情况是假的，有些事告诉我也是隐隐约约的，有些事是用得着我的时候才告诉我，比如老先生有矛盾时，讨论教学大纲时，迎外宾时等，自己不懂了，才告诉我，要我出主意。有的事情是已经办完了才来告诉我。我索性对他说，有事情你放手办吧，不要告诉我，因为问了我，我出了主意又不照办，我要生气的。萧主任可能积极了，每天都到学校，但我知道的事情他还不知道，如陈仲瑶调动工作的事。这些事不能全怪李筠，这与党的整个的领导和制度有关。党委负责制到系里就更麻烦了，李筠是党总支书记，又是系主任助理，是系主任领导主任助理呢？还是主任助理领导系主任？是鸡生蛋呢还是蛋生鸡呢？

## 六、黄药眠说，他不愿和先生来往，和学生接近，是因为没法解决问题和怕出毛病

　　我自己事情多，身体不好，对先生、助教、学生接触得都很少，但也不完全如此。我不愿和先生来往，因为我没办法给他们解决问题，比如高向夫、杨敏如先生有情绪。我知道了也难过，但也不能给他们解决。我还怕和人多往来，说我有小组织，拉拢人，想要保住系主任的江山。助教我也最好不认识，从盛荃升事情后，我不留助教在家里吃饭，怕人说我以小恩小惠收买助教，我说：“我要吃饭了，你们走吧!”。学生我也很少接近，因为我不了解他们的情况，不知道说什么好，说话又掌握不住分寸，很容易出毛病。与大家都保持一定的距离，我觉得很对不起大家。

　　最好让我教书，不要叫我做系主任。叫我黄主任我觉得很不相称，在美学上内容与形式绝对对立时，就成为滑稽了。有些事情要我去讲，又怕篡夺领导权，我是处在困难的地位，如学习八大文件时，有一次开会要我做主席，我依李筠的话讲了几句，会上党委委员、工会主席都不来，大家没精打采，事情是已经决定了的，只是形式上做给我和萧先生看的，这还不如打个电话通知我，说已经决定了好呢。匡兴的事彭慧非拉着我谈清楚不可，李筠来了也说了几句，弄得没有结果也就散了，好像党内意见不一致在我面前就不能谈似的，既然如此又何必把我叫来呢？这样做叫我很不愉快。我的时间是很宝贵的，不愿意这样的浪费掉。你不跟我统战，我教书教得很愉快，我们学校统战“统”得人很不愉快，使人心里烦燥，这样的统战还是少做的好。黄彦平同志是统战部长，汪毓馥是统战委员，但他们做了些什么工作呢？这样的统战官，要么不要挂这些头衔，要么好好做。

## 七、黄药眠对师大整风信心不大，说“我等着瞧”

　　希望这次整风能真正做到有话全都说出来，有的青年说，如果我把什么话都说出来，那我就不准备入党。我对这次师大整风的信心不大，整风的结果如何，我是等着瞧。

　　（来源：原载《师大教学》1957年156期，原题为：“在1957年6月5日中文系教职员第三次座谈会上的发言”。牛汉、邓小平主编《六月雪》(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