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谁去呜咽诉不平！” 　　<湖北、蔡培元> ## [蔡培元：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 ## 一、向谁去呜咽诉不平！ 　　夜深了，万籁俱寂，人在睡梦里，我在怨诉中，怨而今，悔当初，恨报纸，怪整风，搞什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逗得我心痒难挨，不由得我乱炮一通，真是数年默忍的功绩，废于一旦，好吧！既已成了过河卒子，只得拼命向前！ 　　*　　　*　　　* 　　法院油印的介绍信，在填写姓名空白栏后，括上一个员字，本是为了填写党团员用的，有些非党团员同志，计莫奈何，只得填上审判员、更有的填一员或二员，所有这些窘相，都掩盖不了，别人知道你不是党员，肯定的，别人看到这号介绍信，就知道你这号非党群众，当不了家，解决不了多少问题，自己也难堪，别人也谈得不带劲，这个意见，在年关小整风时，我提过了没得到解决，现在我要请司职此事的领导，挖一下思想，法院的工作是否党员能全部包干，是否必须党员，才能搞法院工作，我亲爱的领导同志，这样作没有好处，只会给工作带来损失，只会造成党群间的隔阂，这是宗派主义的情绪，这是党天下，清一色，脱离现实的错误思想(请不要误会我否认党的领导，但不应将党天下和党领导两者混淆起来)。报纸上说×中央机关，已废弃了这种不合理的介绍信，究竟我们怎样呢？领导考虑吧！ 　　*　　　*　　　* 　　解放以后，由于对旧知识分子，没有正确的估价，所以在某些方面旧知识分子是受到了不应有的歧视，旧知识分子沾染旧社会恶习较深，应经过长时期的思想改造，这是事实。但旧知识分子体会旧社会的罪恶腐化，却也最深刻，我在旧社会曾考虑过自己是否有做亡国奴的危险，也曾幻想过能做一个强国的老百姓，该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因我幼年成长在较典型殖民地的九江，看到那些洋鬼子在中国的势力，尤其是对于外国兵舰到了九江，中国兵舰还要放礼炮数十响表示欢迎，我很引以为耻)。解放前和解放后事实的对比，旧知识分子是会算这笔账的，因之应该拥护谁，应该反对谁的道路，旧知识分子是会选择爱国的道途，然而作为体现党的政策的部分领导同志，在思想上老是认为旧知识分子不可靠，立场有问题，我这个旧知识分子对这一点很感到不服气，我为自己解放前的历史曾算过账，我参加过国民党但仅只领过一张党证，既未填表，也未宣誓，没参加过任何会议，无任何具体联系，我曾投奔过解放区，因怕吃苦，未接上关系，中途折返了，这些都是我有愧于党的地方，但我解放前曾参加过学生运动，因我殴打特务学生的导火线(因特务学生阻止我们搞学生运动而引起殴斗)，造成了当时北平的五·二○惨案，数百名特务将学校围困了一昼夜，许多同学被打成重伤，还误伤了一个清道夫致死，这一次事件对在校的一千多同学教育很大，认清了特务的真面目，因为憎恨特务的横行，许多同学饮泣过，当时我的名字在国民党许多大城市的报纸也曾宣扬过，只在武汉将解放的前半年，我因再次投奔解放区被国民党特务捉住，还坐了几天牢，这些事实只能说明我想投革命之机而已，但最少可以说明我在解放前是反对国民党的，而是一个思想愿向共产党靠拢的人了，说到这里我很感到惭愧，许多革命先烈为革命事业铺平了坦途，却默默无语，我这一点只能算得是个人打算的好事，那还值得表功，问题在于那些作为体现党政策的领导者，专好对旧知识分子算旧账，既然要算旧账就该公平的算一下，我为自己算了一下账，是功较大，过较小，两下相抵还有结余。 　　*　　　*　　　* 　　解放以来，只许歌功颂德，不准对领导或对党工作中不健康的现象提出批评，以致六亲不认，见面打呵呵，我看到现在有许多人都学会了说假话(我有时也说假话，因没象别人说得那样多，心里还是不服气)。为的是怕惹是非，为的是便于别人了解自己的思想进步，甚且有的事情竟是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初解放时我对革命的热情很高，对于党真是一股赤子之诚，对不健康现象，对违法乱纪的行为，只要是我见到的，我敢于作斗争，无奈我太幼稚了，太天真了，自己所得到的结论，往往将我与违法乱纪作斗争的行为，看作是反党反领导的行为，这样的打击，叫我如何受得了呢？ 　　*　　　*　　　* 　　我以上放了许多，放的时候倒很痛快，但我在庭内是唱的独脚戏，运动完了，戏收场时，把独脚砍掉，没脚了，看你还唱不唱戏？！关于报复打击的问题，有人提到所谓维妙的报复，我所怕的报复是定身法，合理又合法，只可以会意，不可以言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是党的原则，但掌握原则的，是具体领导的人，在许多领导中，只要有一个人，有不正确的看法，就该你消受的了，对此事我有深切的体会，难道我到现在还只是书记员吗，我早曾定过职，仅未宣布而已，现在又要来一个折中，所以我处在真空的状态，我这些话，是对领导说的，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言者无罪吗，请莫又抓我的辫子吧！ 　　*　　　*　　　* 　　那怕肚子里有天大的意见，最好不要提，有人问我，在肚子里，会闷死人，消受不了，我认为，只要坚持服从领导，不提意见，自有消气维妙途径，而且是釜底抽薪的办法，气消了，且可不再长气，若以提意见批评的办法，当时看来似乎消了气，隔不了多久，会生出更多的气，为什么说不提意见可以消气呢？因为顺从领导，可以提拔可以入党，大问题解决，还有什么意见呢？！我曾说过，十个大炮，十个吃亏，钱院长批驳了我的意见，我还不敢完全相信，我准备再在实际生活中体味一番，有人叫我问问庭内的同志，问问法院的同志，我认为这样问法，不解决问题，官样文章桌面上的话，许多人都学会了，拿我们法院解放后吸收的党员看来，我找不出一个敢于对领导，敢于对工作中不健康的现象，提出真正尖锐批评意见的人，有时看来似乎能提些意见，那是水面打花，为了装饰其有党员的战斗性而已，当然不可否认的，这些同志在过去运动中，表现对敌的斗争是坚定的，在当时情况下，考虑吸收党员，应以此为衡量的主要条件，但今后情况变了，人民内部矛盾，将占主要地位，党员的战斗性，应该表现在，如何能发现不健康现象，而向不健康现象作斗争，请党支部考虑，对你们已吸收的党员，应多教育他们向不健康现象开火，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悲观得很，党员在这次运动中的表现，远远落后于非党群众，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家丑不可外传吗？不！党中央号召，大开门整风，那么究竟为什么呢，我看是想从中捞一把，利欲熏心了吧！我再向法院上层领导干部(庭长、主任以上的干部)呼吁，你们天天作动员报告，叫大家大胆放，大胆鸣，你们领导间没有一些儿矛盾吗，一团和气就是大矛盾为什么不带头放呢，不带头鸣呢，你们若真没有顾虑，写些真东西，贴在黑板报，罗罗们自然围上来了，大道理的动员是没有用的，我认为现在不能真正开展批评，在社会上，已成了一种风气，我认为在解放前的大学生，确有很多敢放大炮的，否则解放前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是搞不起来的，我在解放前，对在校的特务学生，我敢于公开骂国民党，但解放后，我却不敢对不健康的现象进行斗争，但解放前敢说国民党坏话的人，只有在校的大学生，因他们有组织，其他的人是不敢多说，请同志们不要误会，我认为国民党好，应该肯定的说，在本质上有所不同，旧社会骂国民党是诅骂他早日寿终正寝，现在想发牢骚，是希望缺点得到改进。 　　*　　　*　　　* 　　自解放以来，我每次运动，都是积极分子，而且是大积极分子(今年年关整风除外，因为我当时决心，要做修心养性的工夫，所以少开口)，然而结果怎样呢，运动结束后，顺着领导说话的人入了党得到提拔，我这个积极分子怎样呢，被抓住了小辫子，将你往下捺，弄得你透不过气来。 　　*　　　*　　　* 　　我认为领导应该依靠一些积极分子作汇报的工作，但应注意多对证一下，我认为领导上，在过去对于干部，是装了一肚子的材料，但可惜得很，都是些片面的材料，由于片面，被汇报者就倒霉了。 　　*　　　*　　　* 　　我以上所说的，多着重在要摘掉自己立场不稳的帽子，但我应深引以为警惕的，解放后，我确有些模糊观点，如在大镇反运动前，我岳父是一个反革命分子，我没有作检举，五反运动中，对我父亲的斗争，虽然是偏差，我不应该说话，这也是我模糊的地方。 　　 蔡培元 1957·6·6 　　前几天邹副院长，昨晚阮副院长对我说，叫我们同志不要拿旧皇历看事，说这次运动变了皇历，我认为中央变了新皇历，我们这里也发来了新皇历，但新皇历还锁在阮副院长箱子里(因按分工，阮院长是专管整风的)没有挂出来，无怪乎同志们还只能看到旧皇历了，我要请问阮副院长，为什么你知道行政处有很多好东西未放呢？这说明你多少摸些底，你可以写些真东西贴在板报上，行政处的同志自然跟上来了。 　　 蔡培元 1957·6·7早补 ## 二、风评 　　法院党支部公布的“内外夹攻烧三害”材料后，吾不禁为我法院党员耻矣！ 　　所谓“内外夹攻烧三害”烧了些什么呢？只烧了一些“发展党员的问题”、“提拔徐运芬的问题”和谈了几个具体案子，凡属能牵涉到具体领导和稍带一些刺激性的问题都没有提出来，是这些党员同志察觉不到其他较大的问题吗？可以肯定的说个“不”字，因为群众已经烧了几天所公布的材料当不下数十万言，就是跟在群众屁股后面捡碴子也可以拾到个少东西，其所以问题没有摆出来，就是这些党员同志较之群众更善于揣测领导意图，更善于为个人利益着想。 　　前几天还到了三、四级风，经过了法院党支部的内外夹攻已变成了一级风，前几天我所提出的“搞真的搞假的”的问题现在更使我相信是搞假的了。 　　党中央的号召大放大鸣，结果你们跟在群众后面拿出这些骗人的东西，欺党欤？欺毛主席欤？欺群众耶，抑自欺耶，党员同志们自己考虑吧！ 　　最后我要问问法院的党支部和全体党员同志，你们公布“内外夹攻烧三害的材料”用意何在，是否要群众向你们看齐？既然你们已经向群众表示了态度，自今日始，可以休兵矣！ 　　 蔡培元1957年6月17日早晨 　　（來源：《右派言论选集(续编)》（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