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历史系座谈会上的发言

　　<北京大学、向达>

## （向达：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 向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合组座谈会上的发言

## （1957年6月6日晚）

　　刚从云南回来，对目前鸣放的行情还没摸清，今天的发言可能有些地方不符合行情。

　　自己过去一直弄不清楚这样一些问题，这几年学校是党委领导的，但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宣布过？是怎样领导法？我自己作行政工作，也参加校务会议，就一直不知道。党在学校领导，党、政如何分法？是党政合一呢，还是以党代政？党政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无明文，不知道究竟是谁领导。校长做花瓶，马老就是一个花瓶。从一些现象来看，以党代政的气氛很浓厚，校长、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一般都有有职无权之感，1954年的一次行政会议上，马老很委婉地说好多同学和教师反映六节一贯制受不了，是否可以再研究一下，党委文重在旁立刻起来反驳。他说：“马老，你的话不对，我们所接到的报告都说是好极了。”弄得马老顿时哑口无言，在场的江副校长和党委书记梦兰都不说话。这表明党委完全同意文重的话。文重就是这样地把校长视若无物。对校长尚且如此，我们当教授的还能发一言吗？实在看不过去。听说文重还是党委会的统战部长，这样还统什么战？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事实上，马老在校务委员会上的发言，常常是受不到党委的尊重。

　　文重所以敢于这样对待校长，也就是因为他一向如此，而党委一概不管，总怂恿、鼓励、包庇他如此做。1952年中关园盖房子，先盖了两栋，让大家先参观一下，大家提了许多意见，我也在意见纸写了“小巧玲珑，俨然盆景”的八个字评语，结果工会出油印报把我扣了一顶大帽子，说我说怪话，有对立情绪。当时文重是工会副主席，我去找他，他回答说不知道这件事，可能当时文重不知道，但事后也应该看一看。可是事实说明，他没有理会我的质问，我的一切抗议都是白费了。市教育工会派人来调查一次，也是不了了之。

　　1953—1954年时图书馆缺少房子的情况很严重。作为一个图书馆负责人，我要求校长办公室负责人下楼来看看。文重同志来了（当时他是校长办公室主任），我对高教部和学校当局不重视图书馆问题，表示意见，他立刻扳下脸来教训我，“向先生，共产党领导的高教部不同于国民党的教育部，你应该知道！”我非常生气，和他吵了起来。难道我是留恋国民党而对现在的高教部不满意吗？这种事情党委会难道没有听到汇报吗？为什么不处理？关于群众言行的汇报多如雪片，为什么对党员的就不问？

　　1955年冬张仲纯副教务长有一次到学生宿舍，学生诉说宿舍的暖气不够暖，每天快天亮的时候往往冻醒。文重当时做副总务长，一口咬定说没有这回事。我才知道文重不但对非党员是这样态度，对党员也是如此。当时江副校长听了就说我们且上去检查一下。及到再去的时候，学生说今天真怪，今天早晨的暖气非常之暖，与往日完全不同，真是怪事。

　　（在选举北大出席教育工会代表大会的代表时，文重只得了一票。可见群众是看得清楚的。）

　　党的领导我们拥护，但如何领导？党政关系如何调节？需要研究。文重完全违法乱纪，但江隆基和史梦兰同志忽视不管，弄得党委会根本对校长不重视，把校长当作傀儡。学报不登马老文章，从各方面看，一定也是党委干的。校长也被文重申斥，我们当教授的谈话还能算数？

　　1955年底的学校工作总结报告，提到学生负担过重的原因，在八条中有六条要教员负责。这不公平。教务处王学珍是怎样写的这报告，把教员的功劳全否定了，还说教员不积极？应该估计教员的功劳。党委会的作风一定要改。象这样对违法乱纪的行为熟视无睹，如何叫人积极？北大的人力物力超过别校，工作效率则不好。党的领导要负责任，应该检查。

　　要办好这学校，一定要爱护学校。但今天的党委和党员则对学校数典忘祖。1955年和1956年举行五四科学讨论会时，根本不提纪念校庆，把北京大学光荣的历史都忘掉了。北大是重点大学，口口声声说北大是中国的莫斯科大学，党委会却连校庆都忘了。

　　首先要把党和政分清楚。党员中有胡作乱为的一定要处理。群众有错误就批评，党员有错却不管，象文重那样的党员不但没有处理，还连升三级，这怎么能行。这次整风如果不首先把这种歪风整好，就不足以振奋人心。

　　×　×　×

　　对于历史系的党组织也有意见。党总支书记夏自强有偏听偏信的毛病，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存在很多问题，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不团结。阎文儒和宿白都是我的学生，但他们经常闹纠纷。夏自强因为宿白接近他，就偏听偏信宿白的意见，以至宿白很快就升了副教授。相反，他对阎文儒就不是如此。这样不仅不能解决阎宿之间的不团结问题，而且造成党群关系上的隔阂，滋长了个别人的骄傲自满情绪。

　　常竟超的入党问题也是一例。

　　夏自强年纪轻轻的，如何染上要人巴结逢迎的习惯，喜欢戴高帽子？

　　考古教研室从1952年到现在一直存在着问题，党一直不管。夏自强还在里面煽风。

　　系内不团结，党没有起好作用，反而起反作用，闹得更不团结。

　　许大龄在座，也可作证，当时在夏自强底下是“奴隶”身分。

　　去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韩儒林到文史楼历史系主任办公室来会翦伯赞主任，我领他推开房门，当时翦老不在里面，夏自强在和别人开会，当我把韩先生的来意说明之后，作为系主任助理的夏自强应该设法接待他一下，但夏自强竟说他现在在开会，没有时间，砰的一声便把房门关上了，根本不理，事后他向我解释，因为他看到有我在陪韩先生，他就觉得可以不管了，这种说法也不对，我是以私人身份陪他来的，系主任或系主任助理接待他是正式礼节，当时里面即使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谈，系主任助理也应该设法出来周旋一番，总不能让别人碰这样一个硬钉子回去。夏自强怎么能摆这种架子？他戴高帽子戴惯了，所以我要说得重一些，把高帽子给它打扁。

　　×　×　×

　　现在再谈一点关于宗派主义的问题。

　　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那么，我们难道是烂泥巴，烂木头做成的？

　　许多人一做了党员就六亲不认了

　　1937年在伦敦我和钱俊瑞见过面，1949年解放后，钱俊瑞担任文管会主任兼驻北大代表，有一次在北池子召开了各校教授座谈会，我也参加了。我进去的时候和钱俊瑞打招呼，谈我们过去见过，他登时把脸拉下来，不愿认我。当时我想一做了官就不认人了。再过几天，他在北京饭店做报告，中途我和郑听先会离会，他竟然查名册，大发雷霆地说：这两个人上那儿去了？这时会上有人告我们的状，说“他们不喜欢听无产阶级讲话”。钱俊瑞立刻嘱咐大公报记者潘静远转告我：“叫他知道，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才能成功”。我要求和他谈谈，他拖了很久都不肯见面，后来叫人送来一个条子，说他要出国，没有工夫，由周扬代见。钱俊瑞这种态度是完全不符合党团结改造知识分子方针的精神的。党进了城，对知识份子应该联系团结。钱俊瑞则是这样公开打击我，后来文重又打击我。钱俊瑞拿我开刀。我无党无派，难道就软弱！

　　检查高等教育的成功和失败，钱俊瑞也应该负责。高等教育犯错误，有目共睹，但钱俊瑞连升三级，可是党对他重视信任。然而群众是有意见的。饮水思源，饮的是臭水。

　　党内的宗派主义实在厉害，留助教、留研究生，毕业生分配，选拔留学生等工作，党组织从来不大尊重老教授的意见，一些党员决定了就算通过了，教研室主任，系主任都不能过问。我要求党要信任非党人士，知识份子只有这样多，每个人的力量都要发挥出来。不应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用宗派主义排挤是不行的。一部分党员以为“今天的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我说是全中国的人民打下来的，共产党在其中占一大分，但别人也占一小分。

　　历史界解放后这样不行，党里负责的人要不要负责？我们非党人士没有拉过后腿，尽力量把我们的意见提出来，但没有被理睬。例如亚洲史，但是，尼基甫洛夫一再反对我们说亚洲史。苏联不取消远东史，中国如何能取消亚洲史？我们一再和他争辩，高教部一再派他来说服我们。为什么如此信奉苏联的一个年青专家？

　　去年做十二年规划时，困难在对历史界的底摸不透，不知到底有多少人，因为史学界没有机构。中国史学会在1952年被党员同志们以非常手段停止了。范文澜、胡绳、于光远对此应该负责。我是史学会的秘书长，他们先不跟我商量，找我去一句话就说把史学会取消了。今年三月十二我们和毛主席座谈提到这事，毛主席当时问在座的于光远，于光远说史学会的作用只是那时要推举政协委员，所以事情过后就解散了。党员把科学家们这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中国历史科学范文澜先生可以包下去吗？为什么对这些人这样不信任？科学院的历史一、二所到1954年才成立起来，这是范文澜在里面阻挠，没有尽推进工作的责任，而只是在打击别人。

　　三害中我以为宗派主义最厉害，由于存在着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才严重。科学院就是宗派主义的大蜂窝，科学院的谢秘书长打官腔，有一次开会，问我姓什么，是代表那一个单位的，派头十足，比部长还厉害。毛主席从来没有这样过。要做官到衙门去好了。党员认为自己高于一切，就不会把事情办好。我们学校里也有这个问题，也很严重。

　　我校党员、党委会的宗派主义，可举一例。说来也许很可笑，每逢过年，我就看到党委会的人只到江校长家拜年，过我住的66号而不打一个招呼，脸扳着直往前走，真是仰之弥高，他们只看见党委书记，党员校长，这样如何能教我们热爱党委会？史梦兰深居简出，来了几年，做报告还有群众不认识他。据说王重民教授只和江副校长谈过一次话，这样怎么建立深厚的同志式的感情呢？在学校做工作，人与人之间一定要有感情。高教部曾发下苏联专家对领导工作的文件，其中说一定要关怀人，有人生了病，校长要去访问，生了孩子，要去送花，等等，当时，学校负责人和党委都学习这个文件，谈过体会。但一联系实际，就会发现，党委和党员关心人的程度很差，简直不能及格。前年汤副校长生了很重的病，住院和医疗发生很多困难，我打电话给党委书记史梦兰，他在电话中嗯了两声，就没有声音了。打电话给文重，文重家里人说他明天一早就是看汤副校长，第二天我到城里去一问，文重根本就没有来。一个校长办公室主任，对一个副校长能这样的不关心，对其他的人就更可想而知了。这样的党委书记，统战部长怎么能做好工作？一定要对学校发生感情，对学校里的人发生感情，这样，事情就好办了。要对人相见以诚。

　　这几年来，给我这样一个印象：就是有些人一入党就六亲不认，变得非常严肃，当上官，更不得了。不论在路上或在家里，都很少看到党员对群众流露出亲切的感情，真正关心群众的痛痒，和群众做知心朋友。这样，党员和群众就难以打成一片，一有事情，彼此就不能很好地互相关怀和帮助。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和人之间应该有感情。党员和群众以及群众和群众之间都需要建立同志式的感情。如果缺乏这一点，要想团结学校所有工作同志，是困难的。

　　我们绝对拥护党委制、党的领导，但党的作风要改，不要高高在上。一定要下来和群众在一起，不能象做官那样，站在人的头上。

　　（来源：《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一)》内部资料，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