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小型座谈会上的发言

　　<北京大学、向达>

## （向达：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6月6日科学院党组由张劲夫、潘梓年同志邀请了哲学社会科学部各所少数高级研究人员座谈科学院的内部矛盾问题。出席的有夏鼐、徐炳昶、向达、贺昌群、严中平、张德钧、汪奠等七人。（梓年同志临时因事未到，由刘导生同志出席）。兹将向达的发言摘要简录如下]

　　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以来，潘刘两先生去我们历史二所很少，院长更不用提了。这回承蒙下问，值得在二所的历史上写一笔账。

　　科学院的宗派主义是严重的，特别是党员的宗派主义更严重。党过去只听党员的汇报，党外人士根本不在眼下。

　　1952年，科学院凭什么权利取消了社会科学联合会？当时在金钩胡同召集的一个会议上，党员方面出席的有胡绳、于光远、范文澜、曹日昌等人，非党人士有郑振铎、陈翰笙和我等人。到会的党员说：“因考古所急需整理档案，金钩胡同社联的房子要让考考古所。”当时有人问，是取消社联呢？还是要房子呢？胡绳说：“不是取消，而是要加强领导，以后各学会要在文津街三号找房子并挂上各自的牌子办公。”又有人问：科学院没有哲学所，哲学学会归谁来领导？”于光远说：“学会可以促成建所的条件。”会后，政法学会为了想在金钩胡同保留两间房子，以致陈翰笙与曹日昌争执起来，曹日昌说：“你若不照我们的办，我们以后就不管你们的事。”曹日昌的蛮横态度，不是学者而是军阀。是逼宫。现在，事实上，文津街三号有那间屋子外面是挂了社联各学会的牌子？而金钩胡同的房子现在却成了科学院的托儿所。当时在那个会议上所说的话，不都是当面撒谎吗？

　　今年三月宣传会议时，在毛主席召集的一次会议上，于光远谈到社联的事，才知道当时成立学会，是为了在学会中物色政协委员的人选。人选出了，学会就不必要了。把我们科学家呼之则来，挥之则去。这不是官僚是什么？真是“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我的史学会的秘书长，为什么从来就未和我商量过这些问题？把我们科学家当成什么人看？我们是在受气，我要控诉。

　　今年四月里，范文澜打电话要我恢复史学会，据说是因为苏联史学家潘克拉托娃提到今年要举行世界史学会，希望和我们有联系。因此，范文澜就想到我这个秘书长了。我当时答复“学会过去无故被取消，现在又要恢复，我怕群众责难，我当不起这个责任。建议由学部去办。”这种忽而取消，忽而恢复的作法，难道是党中央的政策吗？我想这是科学院的宗派主义。要恢复史学会，也许还由于毛主席问过我关于社联的情况，我当时回答主席说：“已经寿终正寝了。”而于光远却说：“并非寿终正寝！而是停止活动。”这简直是诡辩。

　　其次，谈到科学院与高等学校的矛盾问题，这个矛盾是科学院的宗派主义造成的。举例说：

　　解放前，东厂胡同的房子原是前中央研究院的，当时由北大博物馆租用，双方订立了三年合同。规定契约一方要收回或退还房子时，必须在三年合同期满前一年提出，以便早作准备。解放以后，中国科学院接收了中央研究院，权利是接收了，但是也应该承担应尽的义务。中国利学院却不顾合同上的规定，硬逼着博物馆搬家，以致北大很多师生为此而痛哭流涕。科学院做了这些绝事，科学院的人知道吗？

　　还有汤用彤先生当时也住在东厂胡同，也被逼搬家。当时去搬家的干部，态度很强硬，问汤用彤“你知道这儿的产权已经归了科学院吗？”科学院逼出了东厂胡同的房子，只作了现在的第六宿舍，这是合理的吗？

　　1952年，我见到陶付院长与竺付院长，我想到中国科学院以后和高等学校的关系应当搞好，我曾经向陶付院长建议，和北大不妨从长计议，加强合作，而陶副院长却说：“我们要按手续办事，要经过教育部办事（当时高教部还未成立）”，我真奇怪，当时北大校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汤用彤，教务长曾昭抡，难道陶付院长都不认识吗？为什么不能谈谈呢。

　　高等学校是不念旧恶的。科学院向它要人要房子都答应了。象华罗庚、吴文俊以及我们这班人，都是高教系统来的。今年三月，钱三强在毛主席面前告状说：高等学校不支持科学院的工作，我当时就提出了异议。我觉得钱三强自己也是来自清华，到了科学院就忘了本了。我认为高等学校并没有不支持科学院，而是科学院挖了高等学校的墙脚。这种矛盾是科学院造成的。当钱三强在告状的时候，劲夫先生也在场，但一句话未讲。劲夫先生，你为何不讲一句公道话呢？

　　这次郭院长在学部委员全体会议的闭幕词上，对于这些事却只字不提，只说科学院的工作要面向全国。我看科学院这种踢开别人的作法，如果不改变，如何能面向全国？我想到胡绳同志等都是党方负有重望的人，而为了撤销社联竟不惜当面撒谎，这样，如何能搞科学工作？

　　今年三月，我在政协会议上批评了科学院，这是爱护，照理应当受到欢迎的。可是吴有训付院长斥责我不应该在政协会议上提，应该在科学院内提，我当时答以政协会议也是我们的内部，并非外部。我到科学院去提？我去找谁？

　　贺昌群到武汉去接受一批书，杜任之同志问他是否都检查过。贺说：“我抽查了几十本。”杜当时就不客气地说：“抽查了几十本，就可以知道几万册的内容吗？”这真是无知。贺是专家，他能够举一反三，未必几万本书都要一一检查？你不是专家，你就不要装懂。杜任之这种粗暴态度，我们是受不了的。象这样的人应该下台了，不能领导科学。

　　4号下午，谢鑫鹤付秘书长在第三会议室召集一个会，我也参加了。谢很傲慢地问我“你姓什么？代表那个单位？”我见过毛主席、周总理，他们都没有这种态度。我认为谢有这种态度，就去做官好了，不要在这里领导学术。有的是做官的地方，要做官就不要到科学院来。

　　再说潘梓年先生，在二所成立学术委员会时，陈垣先生问潘，二所的第一付所长是侯外庐还是向达，潘当时不答不理。我想不讲别的，只凭陈垣今年七十七岁的高龄，也不应该这样对待他。

　　去年我提出辞职来，潘先生却要侯外庐先生和我谈，推说自己要出去视察。我看这是典型的官僚作风。出去视察又有什么了不起，就不能迟走一天，我虽没有当人大代表，也是个政协委员，一样也出去视察过，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就像今天潘先生不到会就不应该。你既然署名找我们来开会，你就应该来开会。我们并非街头流浪者，不在科学院一样有饭吃，科学院不要象衙门似的，要我们来朝参。这样，我们只有谢谢，再见了。

　　我们要求领导下马观花，不要走马观花，劲夫先生你到我们所里来过吗？导生先生虽然来过两次，也只是在我们所里前面的楼上坐了坐，我们要求党员先生们下所来听听我们的苦处，不要只坐在屋子里听党团员的汇报，也要听听群众的汇报。如去年由蒙古回来的科学家，要向谢秘书长汇报，谢秘书长的回答是现在没有空，要等一个星期，我当时因为里面三位来自南京的教授急着回去给学生补课，就提出只能等一天，否则就不汇报了。这样，在第二天的下午，召见我们了。我就想，你为什么就不能到所里来听汇报，非要我们来侍候官，不客气地说，这种官僚也应该下台了。

　　第三；科学院党委会的书记是谁？党委委员是谁？部长是那位？我们都不知道。所里也有党委，与科学院的党委是什么关系，我们如果要找科学院的党委，也不知道往那里去找，我最近从四川回来，经过巫峡，我因之觉得科学院党委就好象巫山十二峰，尽在虚无飘渺中，这真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我看过“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那本小说，那位党委书记很接近下层，为什么不学那样的党委书记呢？我和郁副秘书长在新疆认识，他当时任省委宣传部长，为什么到了北京见了我就不打招呼了呢？

　　科学院的党委会要下来，不要使人有高不可攀的看法，党委会要领导科学院，科学院的基层组织是所，党委会要领导所，不要专看到院本部，不然，头大脚小，会形成十才子中的“大头鬼”，秘书长们放下架子，重视一下研究所，对所的干部要信任，不要象谢副秘书长就不认识我，我好几年来就是他的部下。

　　宗派主义在科学院一定要取消，范文澜、胡绳等宗派主义很严重，随便取消史学会，于光远就管社会科学，还对史学工作者泼冷水，历史研究工作就剩下范文澜一人，他能担负起这大责任吗？

　　社会科学十三年规划中，史学方面因无史学会，大家无从摸底，不能搞。历史一二所以前没有成立，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有关系。1953年由于陈垣提出为什么只有近代史所，1954年才成立历史一二所。历史一二所是怎样成立的，在什么压力下成立的，党委会可以检查一下。现在史学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的。考古所原有的历史组，一脚被踢开，送到中央民族学院。当时科学院对民族学院说，我们不需要历史组。但一面又对历史组的同志说：中央民族学院成立研究部，要请历史组的人过去。用这种两面欺骗的手段，不是宗派主义是什么？范文澜、于光远、胡绳应该检查自己在史学界的功过。范文澜因为尚钺关于历史分期的意见和他的意见不同，便写信给人大吴玉章，请吴老处分尚钺，这不是宗派主义，又是什么？那有这样蛮横的学者呢？

　　历史一二所弄了二百多人，都是些什么人呢？能写成文章的有几个人呢？有些人都是1956年乱拉来的，应当好好检查一下。

　　办科学不能顺我者生，逆我者亡，认为我们就是街头流浪者，“呼之则来，挥之则去。”那就错了，离开科学院也有地方吃饭。党内如不好好整风，改正这些缺点，我们这些人可以走。

　　郭院长闭幕词上提出科学工作者可以考虑挑选工作，我今天就再一次提出辞职。这不是闹意气，我觉得党如不整风，不搞清问题，我们是搞不下去的。

　　最后提一下文学研究所。何其芳在那里简直是一个小王国。第一，文研所已划归科学院，但至今仍沿用北大的图章，招摇撞骗。第二，北大图书馆对于古典珍贵书籍，概不借出，但何其芳却非要借出不可。这种违法乱纪的特权人物，北大现在管不了他。科学院应该及早让他们搬出北大，不要老留在那里捣乱别人。这样下去，科学院和北大的关系不会好转：只会恶化。

　　（来源：《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一)》内部资料，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