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作协武汉分会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

　　<湖北、姜弘>

　　[编者按：姜弘系《长江文艺》编辑部理论组编辑。这个右派分子，在大鸣大放中是以右派“闯将”出现的，无论在他的文章中，或在他的发言中，都表现了他对党的刻骨的仇恨，他疯狂地对党的文艺方针、武汉市文艺界党的领导进行了恶毒的诽谤、谩骂和攻击。这里是根据作协武汉分会所提供的材料选编的一部分。]

　　我们机关在鸣放中这样沉寂，还说我们是偏激，照这样说来，那么武大、北大、川大、工学院、武汉师专那些人都该杀头了。既然说偏，就是不正确，情绪在那里呢？领导所谓不偏激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所谓“和风细雨”是和“无情打击”对称的，我说话有些形容词，我说作协男盗女娼是实有其事，不是什么偏激情绪。任何个人不能没有个人情绪，每个作家如没有个人情绪就不可能写文章，个人情绪不等于从个人出发。我们不是为了增加两块钱而来提意见，而是为了工作。到今天为止，对待整风的观点、态度，宗派主义还在起着作用，如林焰把材料交给阳云看，支部书记杜能则说：“不要再给人家(指阳云)增加材料了吧！”领导上的整风态度，还要考虑，这算开场白。

　　我自己怎样由墙内人变为墙外人的，是因为触犯了权威。这要先从中南文艺学院谈起，我在文艺学院、市文联当青年团支委，我是站在党的立场说话的积极分子，但从到市文化局后，对李尔重、巴南冈提过意见，因此，我就被指责为“和党不一条心”——这是张云骧加的，“偏激”是李尔重加的。墙内人越来越少，张炎(姜弘的爱人)被推入落后分子堆里，曾经还成为反革命家属。我曾受过“刑具”(引自徐懋庸的杂文“武器刑具道具”)的无情打击，根据材料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总之，认为你还是有问题的，我可以公开告诉你们，我和宋谋玚、刘若等交换了意见，我们原被认为是胡风思想影响分子，后来成为一般分子又成为骨干分子；以后又逐步往下滑，由骨干、一般而又变成胡风思想影响分子了。很多人与曾卓常来常往，为什么不算胡风分子？黑丁不是也和曾卓来往吗？党既把曾卓放到市委文艺处长的位置上，我们为什么不执行他的指示？张云骧是站在我们头上，直接执行曾卓指示的，为什么又不是胡风分子？张云骧这些人作了打手，把我们当成曾卓的工具，其实真正的理由、证据、起因，是我批评了李尔重、巴南冈，试汉一批年轻人碰了墙，触犯了权，肃反就斗争我，逮捕我，没有逮捕证(没有逮捕过)，搜查我，没有搜查证，你们这是违犯宪法违犯国际公法的行为，在世界上哪一个文明的国家里有这样的事情？为了从宗派出发可以保护一些人，迫害一些人，是毫无道理的。肃反有很多欺骗、诱供、诈供、逼供、骗供，什么卑鄙的办法都用上了，把些青年搞的糊里糊涂。肃反干部捏造材抖，在我与宋谋玚之间挑拨关系，使我们互相猜忌，不得不承认一些东西。现在看来，我的材料里绝大部分是捏造的，比如向我诈供时说：你坦白吧宋谋玚已写了你的材料。我不信，老韩(韩柏村)拿了一迭很厚的材料说：你看这不是吗？我一看真有很厚一迭。现在我们拆穿了，原来除上面一张是宋谋玚写的之外，下边都不是。黑丁同志在思想建设时还欺骗，说文艺特质是解放初期提出的，实际上是53年提出的，这是任何小学生的算术也可以算得出的。难道53年等于解放初期吗？其实文艺特质还是胡乔木同志提出的呢。就是这样连起码的事实也没有，就把我们当成胡风分子，造成了追要党的年轻人的痛苦。毛主席的肃反政策是伟大的，作协是不是照中央精神作的？

　　江云的发言是非常击中要害的，关于“党性”的说法精妙之至，“党性”就是听顶头上司的话，提意见就叫大逆不道，悲剧就此产生。李冰在肃反前曾谈过，同意我们认为周扬把文学分为工人的文学、农民的文学是错误的，但肃反中他说他看错了人，我们也痛心自己看错了人。我和董小敏谈了一下，要研究工人文艺的问题，董小敏汇报给老韩，就认为我是反扑反案，我看错了人。王采，我不反对吗？×××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人，我不反对吗？批评了也联系起来看，说我对抗，今天看来，教条主义很严重。姚雪垠叫我有些事情不要说，说我的肩头太窄，担不起事。领导批评说，发稿时我拂袖而去，为什么不拂袖而去？我有问题，骄傲自大，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象我这样的人普天之下何其多也，这样有一半的人就要关起来。领导对有自己思想的人痛恨之至，×××、×××之流唯唯诺诺的却青云直上，都是好干部，不能令人心服。对这些人批判是没有丝毫效果的，这不是抱怨，的确限制了人的积极性。有人说，我要翻身了，我要控诉了，其实我早已翻身了，我要控诉倒是真的。

　　报上关于人事制度的提法我很同意。在中南文艺学院，我因为看了“海上述林”、“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就被批评，写成鉴定装进了档案，好象只准看“王贵与李香香”。运动中我的检讨材料，有些是诚恳的，有些是糊涂的，有些是胡扯的，属于文艺思想方面过去批判的现在看来都是正确的，是符合马列主义的，不过不深到而已。把我要求李尔重同志参加整风的意见，也放在材料袋里，××是党员，材料袋里没有什么东西，人家(指长江水利委员会)就要；李柯材料袋里连打油诗都有(此系捏造)，当然别人就不要了。这些污七八糟的东西、找职业都困难，秘密材料袋今天是不需要的了。今天都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我们又不是俄国的“死灵魂”，为什么一个人的材料掌握在别人手里也不准看？有人说人事科象公安局的派出所，人事干部都是些什么样人？文化局、作协我就知道，让这些人掌握了别人的命运，很可怕！我们是民主自由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是内部矛盾，我们都是公民，有什么必要把材料袋秘密起来？而有些人又可以看别人的材料。

　　我们领导同志是可望而不可及，脱离群众的。对我倒不脱离，什么运动都会照顾到我的。党内党外有一道墙，不仅是这样，一些党员被排斥在外面，一些非党的倒很接近。江云同志说的好，有业务研究的都不是好干部。吹吹拍拍的应声虫，都是好干部。吸收会员，使用干部都是如此。如具有创造性就麻烦了，领导僵化了，“英雄”得势了。黑丁同志对编辑部同志谈起姚雪垠、田涛，对他们印象是不太好了的，似乎接近了这些人都是落后的。领导上编辑部划分开了，使我们不是同心同德，而是离心离德。不是两句话就可以办好刊物的，要允许同志们自由讨论。《长江文艺》，按说我们是主人，可是我们是雇员，同志们自己倒没有把自己看成雇员。我政治上没有问题，拥护社会主义，应把同志看成自己人，领导不要把自己看成奴隶主，经常挥着鞭子的人。

　　我为黑丁同志忧虑。黑丁同志是老作家，兢兢业业，近年来思想僵化，拿不出象样的作品和论文来，我不是讥笑黑丁同志，是替他焦急忧虑。

　　有些人成了文化绅士，不是白纸黑字，而是红灯绿酒。做报告谈话总离不开1968年怎样怎样。陈其通、马寒冰的文章发表后的看法怎样？黑丁同志在美协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把木刻、油画说成是美术的各种流派，对搞文艺理论的，如周勃、郑秀梓等同志不支持，而把张云骧、马汉章、方振益看成红人。我认为黑丁同志的论文是报告，黑丁同志还发誓不给《长江文艺》写文章。老作家无新作。我们为什么不能看参考消息？别的地方的同志都能看，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是什么立场观点？为什么宋谋玚……都能看，我们就不可以看。摆着奴隶总管的架子！市委对文艺工作怎样看？市委书记为什么高不可攀？开座谈会，宋谋玚将了一军，宋书记第二天才来，是不是头一天开猪肉会议去了？作家这样不值钱？意见不值得一听？谈到高级知识分子就提到北京、上海，党把我们拒之于千里之外。参考消息一些文艺理论无知透顶的人还能看，我们反而不能看？过去我搞理论挨了打，受了迫害，为什么对刘真、吉学霈看重，是因为中央看重了，这是宗派主义。

　　作协机关化，机关官僚化。堂堂作协，只有一个田涛，一个洪洋两个作家。成不成立作协，值得怀疑。武大青年认为搞理论是死胡同，武汉市是密加凡这些人和无知透顶的张云骧这些批评家。柏林斯基、鲁迅、高尔基知道会感到痛心的。北京可以把作家送到颐和园进行创作；而我们的作家姚雪垠却被猪肉钩子挂坏了眼睛。可以考试一下，我绝没有作官的思想。田涛想走，我也想老，叶鲁有才华不想搞了，周勃也不想写理论了，刘岱想编连环画，总之搞理论没有前途，过去受压制，现在受冷淡。沈沙说，有的领导同志写的理论文章，稿费应该发给马克思、恩格斯、高尔基、鲁迅……。领导同志包括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只管什么人该用什么茶杯、茶碗，什么人该坐什么沙发，发言时看人家眼睛大不大。由于不懂文艺，居然说我们不要世界观。党能领导文艺并不等于任何党员个人都可以领导文艺。问题是领导干部要学文艺才能领导。领导上不要再红灯绿酒，吃吃喝喝，搞文化绅士、阶级服从这一套了。你们不要再在领导岗位上当盖子，现在是揭盖子的时候了。居然有人说杂文只能写正面歌颂的东西，那么就写社论好了，还要杂文干什么？要求市委和作协领导了解一下，作协是干什么，要求党关怀理论创作，如时间的保证，我最近想写关于“为生产服务”的文章，但李蕤同志冷淡地说：“写吧！”凡事只从科长、处长出发，马汉章、张云骧是十四级干部大官儿，过去我们还责备李文悲哀我们是过渡干部，万金油。武汉的党与柯庆施有多大的距离啊！“桥”编辑部决定选编委了，张云骧这样的人不会被选上是肯定的，听说张准备当四协联合办公室主任。张云骧、马汉章是盖子。

　　（*　　*　　*）

　　宋谋玚这次过武汉，临时住在姚雪垠的房子里，使我回想起姚雪垠的创作环境，田涛也如此。姚雪垠白发苍苍，让猪肉钩子挂坏了眼睛，领导住的安静舒适，市委住的大楼，人与人之间何其不同！李冰的家属亲友可住机关的房子，可以和胡佐才的房子对比一下。你们的所谓“原则”“制度”都是打了引号的，不要说革命道德，连起码的人道主义都没有了，你们不脸红吗？李冰不拿水电、房租，老韩还来扯谎，吹、捧、拍、压，从“人”看一下，够不够格？如果不够，你们再考虑一下，怎样重新做个人，然后再拿党的精神考虑，想要搬到市委去，当然市委很舒服了！为什么别人就不能住舒服的房子呢？人与人之间为什么这样不合理呢？

　　（來源：《右派言论选集(续编)》（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