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葛清轩在南阳专署科、局长鸣放座谈会上的发言

## [葛清轩，南阳专署秘书主任，1956年前为南阳专区粮食局局长]

　　先说一说地委专署主要领导在粮食问题上极不实事求是的态度。唐河县去年的粮食单产开始上报的是每亩144斤，后来减为118斤。118斤是地委核实了的数字，可是统购时地委只承认144斤的单产数字；南召县分别上报了亩产139斤和122斤两个不同的数字。在这种就高不就低，只顾上不顾下的思想支配下，近几年来我区每年自定的粮食征购任务一直偏高偏重，农民一直难以承受。

　　1953年底第一次搞统购时，由于心中没底，也没有经验，为了完成任务发生了一些打人、死人的事情是可以原谅和理解的，后来不断出现这类事情那就说不过去了。省里给各专区分配下达任务是对的，问题在于，当任务与政策发生矛盾时，任务就必须服从政策，因为这是关系到农民们吃饭和社会安定的大事情。地委主要负责同志认为农民每人每月13斤或15斤留量标准就足够了。照此说法，那党中央、国务院规定的农民们每人每年360斤的口粮标准，就可以收回成命了？所以我认为，360斤的留量标准是原则性问题，是一个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的标准。可是去年粮食征购时孙电如副书记在大会上反复讲，不要按360斤的口粮标准对农民算留量，要按每月十几斤的口粮标准计算农民们的免购点，以至于南阳不少地方农民的口粮标准仅280斤、260斤，甚至更低。主管粮食统购和同时负责安排农民生活的副专员杨祝三非常清楚这一情况，却不向上反映实情，也不解决农民留粮标准严重不够的问题。

　　去年底，省委派一处长带着检查组来我们专区检查粮食工作时，发现了这一严重问题。根据省委检查组的指示，专署办公室的同志立即向杨祝三副专员作了专题汇报，可是杨副专员反而质问我们说，你问一问省委检查组那位处长学过辩证法没有？这里我也问一问杨副专员，你对唯物辩证究竟是如何理解的？难道违背中央规定，不给农民口粮标准留够就是辩证法？在统销工作中，我对明明全吃统销粮地方的农民们每月只统销十几斤原粮的做法，一直想不通，也弄不明白。明明中央、国务院给农民们规定每人每年360斤的原粮标准，原本是落实执行机关的我们，为什么反而带头打折扣？只要任务不要政策？所以，在粮食问题上，我就是要肆无忌惮地鸣一下，放一下，尽一尽我这个近20年党龄的老党员应尽的责任。

　　有位地委领导批评我有“单纯的救灾观点”，好像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错误。我认为，按政策留足口粮救的是农民群众，没有救蒋介石，没有救国民党，何错之有？发现了人民群众生活方面出现了严重问题却听之任之，麻木不仁，这是不是严重的官僚主义？是不是这次整风的重点对象？如果这个问题不整，那这次整风干什么？今年春上，西边几个县粮食问题不太严重，而东边几个县，特别是方城、泌阳、唐河都缺粮情况相当严重。而这些县却是地委主要领导在那里蹲点分包的，大员上前线，问题一大片，这是对某些人“抓点带面”的有力嘲弄。

　　譬如唐河县的统销问题，杨祝三副专员应当最清楚，他在唐河摸底后给我打电话说，唐河县有157万斤粮食和10万块救济款就能够解决问题。结果怎么样？远远的不够么？杨副专员给我打过电话后，唐河县又有两个县委副书记先后给我打电话，要求增加统销粮和救济款的数量。他们说，杨副专员主持召开的县委研究粮食问题的会议上，他们不敢实话实说。在粮食问题上省委倒比地委实事求是得多。年初，专署生产救灾办根据了解到的缺粮情况，经仔细研究后向省人委要4,000万斤统销粮，80万块钱款救灾，省里慷慨答应，先给3,900万斤再说。可是后来地委常委会竟做出决定，只要2,500万斤，不仅如此，还把我狠狠地批评一顿。杨副专员听说省里要给3,900万斤统销粮的消息后，竟说我是“白日做梦”，不该张口向省里要那么多的统销粮。宋绍良专员自然支持杨副专员的意见，亲自给省里纠正说，南阳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粮食，还特别指出原先提出要的4,000万斤统销粮，那只是专署生产救灾办公室的意见，不代表地委、专署。地委、专署的意见只要2,500万斤的粮食。

　　因为省里多给了南阳统销粮，孙电如副书记、杨祝三副专员、杜雪舟秘书长等都埋怨省委有主观主义，低估了南阳各级党政干部的思想觉悟和粮食方面的实际情况。我再去省里汇报生产救灾情况时，省粮食检查组的同志们说，南阳的领导们特别古怪，明明大家一致认为你们缺粮情况最为严重，却给多要少，与别的专区来了个颠倒颠。所以，我认为在粮食问题上，南阳地委、行署的主要领导人只有国家观点而缺乏群众意识。在这种多征购少统销，要任务不要政策，要国家不要群众的偏颇思想主导下，南阳的征购总是连年透底，以至于今年5月底前，全区逃荒要饭的农民已达2.8万多户，近7万人，10多万头大牲畜瘦饿而死。农民买不到粮食只好吃红薯面，还有不少吃糠菜、树叶的人家。

　　当然能够与农民群众同甘共苦，吃糠菜和红薯面的领导还是很多的。农工部李富昌副部长在泌阳县农村检查工作时，就吃了多天的红薯面；省高等法院副院长刘莱在南阳农村检查工作时，也吃了多天的糠菜饭；宋绍良专员下乡也喝过红薯面汤，吃过槐树花。而我们的杨副专员多次下乡，却从未喝过红薯面汤。孙电如副书记在地直机关干部大会上批判说，谁说农民生活苦？谁说农民吃糠咽菜？我无论去到哪里都是天天吃油条。那你是地委书记嘛！你要到哪里去，县、乡干部事先安排饭时自然要找那些生活最好的农户，一两顿饭的问题还不好解决？康方人副专员到南阳市郊区检查工作时因为没有安排好，让他吃了一次红薯面，回来后就把专署总务科骂了一通，随后又给王品三狠狠整了一顿，说是胡球弄！王品三后来批评我说，谁叫你们让康副专员吃红薯干的？副专员难道就不应该吃红薯干吗？要知道，眼下许多地方的农民们连红薯干也吃不上呀！刘莱副院长在向省里写的关于南阳专区缺粮情况的报告中说，前一段粮食问题没有解决好，群众求生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逃荒要饭。今后要是还解决不好的话，要饭也要不来了，唯有给社会秩序造成大乱子了。今春下来，南阳还是向省里要了3,900万斤粮食，70万块钱。在这件事上地委和专员公署的领导们不仅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还受到了省里的埋怨和批评。

　　关于公债的认购原则，我执行的是按工资高低认购办法，这是由孙电如副书记拍板决定的，别人都没有意见，唯独杨副专员想不通，竟把我斥责了一顿。所以专署机关有人说，杨副专员连买个公债的觉悟都没有，却在水利局局长的位置上得到提拔。所以，我认为地委在干部问题上有严重的宗派主义，还有作风不深入，创造出来的真经不多，本事不大的问题。地委领导亲自抓的几个重点乡、社，连省级劳动模范都挑选不出来，弄的相当难堪。后来经省长特批，才弄了一个列席代表。这几年提干的情况是，哪个县的问题多，哪个的县委书记就能先得到提拔；谁会训人，谁就会得到提拔。地委还有包办过多、过细、过滥的问题，就连专署机关干部作息表这么一件小得可怜的事情，我和宋专员就当不了家，非得让地委杜雪舟秘书长过目修改一下后，才能够实行。专署人事科其实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部门，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宗教事务委员会，都形同虚设。

　　地委专署领导们还有只言教，却没有身教，在不少问题上有不以身作则的问题。如动员机关家属回乡参加农业生产问题，地委、专署机关家属都没有走，或者走的甚少。这件事专供销社和市供销社的同志们都问我是咋回事，关廷秀副书记也问我是啥原因，这岂能是我解决的问题吗？“三反”以后，南阳不带头执行上级有关规定的都源于高级干部不身体力行。地委盖房子就是带头不执行增产节约方针的一个突出表现。在地直单位的大会上，地委主要领导严厉批评专区医院乱盖房子，挪用流资搞基建问题。请问，地委机关盖房子的钱是哪里来的呢？专署把财政局拨给南阳市填垫人民会场场地和糊顶棚的专项资金也给挪用了。到底是专、市几千个干部经常在这里开会、人民群众经常在这里看戏、看电影重要？还是为了讲阔气盖房子重要？你们领导上的群众观点到哪里去了？杨副专员几次指示我要向地委的黄宗达科长学习，意思是他会乱抓钱，会违犯财政纪律。不管他怎么说，我是不会学习他的。

　　还有地委、专署领导们的小灶吃粮、吃香油失控问题。现地委、专署领导们的家属、保姆一样地在小灶上跟着领导上享受着高干的待遇，造成了下边干部们意见纷纷。许多干部给我写信或打电话询问此事，我没法回答，只好学电影里遇事装糊涂的“牛科长”。关于地委委员、专员、副专员坐小汽车问题。省委分给地委、专员公署的三辆小汽车是专供党政主要首长使用的，有一次管震副专员下乡时非要小汽车不可，为此我们请示地委办公室，答复是，他毕竟是个副专员，想坐就让他坐吧！综上所述，我觉得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大家齐心协力行动起来，按照党中央的要求，首先把地委、专署两大首脑机关的整风运动搞好。

　　为此，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要求地委今后多提供一些使大家能够发扬民主，畅所欲言的阵地和机会，像今天这样的大民主会议我来南阳多年地委还是头一次，专署党组也没有开过像今天这样的会议。我觉得要克服“三大主义”等不良作风，把我们南阳的各项事业搞好，搞上去，及时地发扬民主，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集思广益还是很有必要的。二是地委纪检会的同志们经常来到专署机关检查干部在执行政策，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给那些官僚主义者和搞宗派主义的人应有的教育。我个人认为，杨林波部长、杜雪舟主任、李富昌、宋子明部长和孙鼎副书记都是原则性很强的领导干部，遇到事情和问题时都是六亲不认的。由他们率队对地委、专署两大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和不良作风进行一次全面大检查，有利于对独断专行等不民主作风实行有效的监督，我们都很放心。三是我申请辞退掉专署党组委员的职务，我是专署党组委员，但却不知道党组的许多活动情况，所以这里建议地委同意我的这一请求。这里还要给地委、专署主要领导同志说一句心里话，整风运动过后我一定要求领导上给我调到别处工作。

　　来源：赵宗礼《1956—1961：南阳反右志逸》未刊稿，2023年2月6日。赵宗礼，《南阳日报》社退休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