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阳专署机关科、局长鸣放座谈会纪要

　　1957年6月7日下午，南阳地委召开专署机关科局长座谈会，地委书记林晓在会上要求与会者要畅所欲言，争当帮着党整风的骨干分子。参加会议的专署机关科、局长们不负地委领导的厚望，积极揭露问题，帮着剖析原因，围绕着南阳的焦点问题进行了大胆鸣放。

　　一、高征购问题一直是与会者集中批评的主要话题。专署卫生科副科长张顺勤、民政科科长林中青、专手工业管理处副处长何文轩、税务局长李荣和专署机关党总支副书记张竞洲先后在会上查摆了高征购表现和造成的危害，认为南阳地委在粮食征购工作中一直偏“左”，只顾上不顾下问题问题相当突出。1955年夏地委召开的全区统购会议上，因为达不到地委规定的征购目标，就延长几天会议专门批判“片面的群众观点”和“保护农民利益的错误思想”，虽然完成了征购任务，却挤走了群众的许多口粮……

　　专署粮食局采购科副科长董贯岑批评说，1956年夏季，地委以为麦子都出芽了，小麦大减产了，麻痹大意了，使国家该征购的粮食没有征购上来。到了秋季，又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中央要求农民每人平均的年口粮标准是360斤，去年我们全区农民年平均标准只留到280斤，有的地方还达不到这个数目。征购完成后复查核算，按政策需立即退返给农民5000万斤粮食，省里本已经同意如数返还，可地委又说红薯折粮要由原来的5斤折1斤的比例，改为4斤折1斤的比例对农民重新计算，说这样的话可以多计算一部分粮食，少返销甚至不返销粮食。这一主动折腾，本该返还给南阳农民的5000万斤粮食就泡汤了。由于该退的没有退回给我们，或者该退多的粮食却少退了，今春不少地方都出现了农民严重缺粮情况。虽然采取了多发救济粮、款进行补救的办法，仍出现不少讨荒要饭的。现在随便走到哪里，发现人们都在议论粮食问题，都在埋怨地委。由于连年征购透底，人、畜用粮问题缺口越来越大，农民们养牛的积极性日益下降。方城县独树区独树街第四农业社第二包产队原有耕牛24头，现在只剩下6头了，泌阳县太山庙第一农业社去冬就减少大牲口100多头，运输和耕地没有了大牲畜，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

　　二、地委、专署领导的特权思想、开后门行为和脱离群众问题是与会者批评的一大话题。地委宣传部宣传科副科长惠子珍说，地委副书记孙电如几次命令市电影流动放映队到地委机关大院放映，违背了省文化局下达的电影流动放映队不能在城区放映的明文规定；孙电如副书记每次看戏都得要最好的座位，特别是让专文化学校保送自己的女儿升学的事情，更不应该。

　　专署秘书科副科长黄宗达说，地委常委、副专员杨祝三下农村调研一天三顿饭净吃油馍，不在农民家里吃饭，明目张胆搞特殊化。康方人副专员去年在内乡检查肃反工作时，每走一步都让通讯员和内乡县有关领导保驾护航。在内乡和西峡县两个戏院作报告时，让通讯员拎着张着嘴的盒子枪站在他的身后，虎视眈眈地看着台上台下所有参会的人；到各分会场听取情况时，一只手拎着笔做记录，另一只手插在衣服口袋里紧握着手枪，在康方人心目中满眼都是敌人。康方人不是地委委员，下去检查工作只能骑地委配给他的自行车，可他几次打电话非要坐小汽车不可，这让办公室的人非常为难。

　　专署财经办公室副主任邱洪范在批评地委违反财政纪律盖房子问题后，又对地、专领导乱吃补药，乱打补养针搞特殊的事情提出批评。他说，由于地委领导们经常打补养针，许多重要紧迫的会议不能按时召开；更由于经常打补养针成了习惯，以至于地委常委、工交部长孙黎光把“会议结束”说成是“打针结束”；地委专署的领导每个月请医生给他们看病的出诊费，就相当于6个干部的医疗费用……

　　邱洪范还批评了地委常委、副专员杨祝三的霸道作风问题。有一次为一件小事杨祝三竟把南阳县委委副书记栾培泽痛骂的长吁短叹，差点儿大哭一场，几个科员也常常被他无端训斥的直哭。在专署中灶食堂上吃饭，杨祝三速度慢，我们速度快，他就骂我们说：“你们这一伙人吃饭就跟一群小猪一样，三下五去二就吃完了”；他和中级法院院长刘康研究法院问题时，不准别人插一句话，谁对他的决定有半点意见，他就拿“我是地委常委，错了我负责”的话来压人，差一点称“朕”了。当时杨祝三就在主席台上，没有弄懂“朕”的意思，纳闷地对坐在他旁边的专员宋绍良说，差一点成“真”了？什么意思？明知道是假的为什么还要往外说？成了竞相传播的一大笑谈。

　　来源：赵宗礼《1956—1961：南阳反右志逸》未刊稿，2023年2月6日。赵宗礼，《南阳日报》社退休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