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除“四风”，大放大鸣

　　<湖南师范学院、皮名举>

## (皮名举：湖南师范学院教授)

　　群众为什么到现在还有顾虑？为什么不敢大“放”大“鸣”？我认为这不仅是由于群众觉悟不高，认识不足，而是由于我们学院里有一种无形的政治压力的长期存在。

　　(1)首先是领导上专政的威风：湖南师范学院是由湖南大学调整而来的。解放之初，军管时期，是必要的，但是，当时的军管代表及其他助手们都是威风凛凛，声势赫赫，盛气凌人，谁都害怕。他们自命为统治者，征服者，以功臣自居，享有特殊地位。他们看不起群众，群众也不敢和他们接近。他们对待旧知识分子，尤其对一般学文史和社会科学的，都视为反动的，落后的，无用的。在湖大服务多年的老教授或者是排除出去，或者是打入冷宫，或者是改为研究员。其他一些人则在他们的“恩赐”下生活。他们认为看英文书的是帝国主义分子，看线装书的是封建主义分子，甚至有的主张把这些洋书、古籍完全烧掉。这种“焚书”“坑儒”的作法，使我们感到人人自危，在这种专政的威风下，许多人都成了哑巴，也不敢说话了！现在军管时期早已过去，湖大调整为师范学院了，领导上的人事也变动了，但是那专政威风的残余，仍然长期的存在，并在不同的程度上，表现一些党员干部中。它一直阻碍着我院民主生活的正常发展，在目前更成为发动群众，解除群众顾虑的重大阻力。

　　(2)其次是积极分子的歪风：解放初期我们学校的党员很少，领导上必须依靠一些积极分子来和群众取得联系，反映群众的意见。他们在历次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同时也有一些歪曲事实、歪曲是非的作风。他们是领导的耳目，经常反映各方面的情况。对自己的工作习惯于报喜不报忧，对别人的工作却只说坏不说好，他们在平时就看不起人，一旦入了党更看不见人了。党和群众之间产生了“墙”和“沟”，他们应当负一部分责任。在历次运动中，这些青年积极分子(当时有的是学生，有的是助教)曾经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应当特别感谢，但是他们对老年教师缺乏礼貌，采取轻视甚至敌视的态度，却又引起我们的反感。甚至在工会小组学习时，党团员积极分子也经常表现一种特殊态度，或者一言不发，坐在一旁起监督作用，或者手不停笔记录发言，预备汇报材料，或者突如其来，断章取义，歪曲别人的发言，或者提到最高原则，给别人戴上落后的帽子，以致不能再继续讨论下去。有位老教师对我说：他至今还感觉厌恶和害怕。由此可见，积极分子的歪风压力之大，使群众平时就不能畅所欲言，现在当然不敢大鸣、大放了。

　　(3)第三是行政部门的官风：我院行政部门各个单位，都有一定程度的官僚主义作风。群众认为御书楼还好，但忠孝廉节堂两边比较严重，尤其是人事处的衙门官风更为突出。他们说人事处是“法院”、“派出所”，甚至说是“阎罗殿”，因为它掌握了人事资料，操“生杀”之权。大家都害怕到人事科去，假如找他们谈话一定感觉紧张，我也是敬鬼神而远之，采取它不找我，我不找它的态度；虽然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但却是很普遍的，并且直接影响到群众怕提意见，怕算旧帐，怕受报复等等顾虑。人事处的业务到底是什么，群众是不明了的，我认为它的任务应当是正确执行政府的干部政策，作出合理的使用与安排，使人事工作更好地为教学服务。但是最近几年来人事处科的工作，集中在审干和肃反，因此群众把它视为“司法衙门”和“公安分局”，人事处科的工作同志也就习惯于审干和肃反的方法和作风。凡曾和他们接触过的人都有此感觉：人事处科的同志大多是态度异常严肃，面目无情，很少说话，神秘莫测，架子很大，难得接近。加以他们又都是党团员，因此也就加深了党群间的距离。由于行政部门官风的压力，尤其是群众对人事处科感觉害怕，一般职员同志更害怕将来的升级加薪，因此向领导提意见，必然顾虑更多。

　　(4)最后是工作中的偏风：我院成立以来，在各个方面的工作都获得显著的成绩，但错误是难免的，偏差也是很多的。并且有的纠正过迟，有的说明不够，因此群众在思想上尚有疑虑，现在对提意见不敢大胆。只就肃反工作而论，就有些偏差。开始时把历史问题、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都是混为一谈，纠缠不清。后来对肃反打击面过于扩大，在斗争中曾经使用逼迫和搜查，也曾有人自杀和自杀不遂。结束时的善后工作做得不够，以致伤害了感情，反而没有做到增进团结，并且把一些生活细节也提到很高的原则，都成了反革命的言论行动，谁也不能心服。例如，硬说请朋友吃过饭就是组织小集团；借钱给别人就是拉拢群众；主张读资治通鉴就是以唯心主义毒害青年；对苏联电影表示过不同的意见就是反苏亲美的言论；对某某同志所作报告说时间太长就是打击领导的行动。群众在肃反中，情感上的伤痕未愈，脑海中的记忆犹新，在肃反以后，有些人还是惊弓之鸟，漏网之鱼。现在要他们消除顾虑，大胆发言，他们在思想上尚不够明确，情绪上一时扭转不过来。这种工作中的偏风尚未完全纠正，群众的顾虑颇难消除，要想大放大鸣暂时也难办到。

　　以上这些事实，表现在四种作风，综合起来，成为一种无形的压力，压在群众的头上，使他们顾虑重重，那敢大鸣大放。我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本身。只要领导上放弃自己的威风，去掉积极分子的歪风，克服行政的官僚主义，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和偏差，使这种无形的压力，不复存在，那么，群众的顾虑自然容易消除，也就敢大胆地提意见了。现在学习的第一阶段快将结束，第二阶段即将开始，为了更好地揭发矛盾，解决问题，帮助党搞好整风，我认为还要进一步发动群众，解除顾虑，才能使万紫千红在岳麓山一齐开放！

　　 (原载6月7日湖南师范学院院刊)

　　（来源：《社会主义辩论集之二  毒草集(资产阶级右派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10月版，内部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