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复旦大学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

　　<复旦大学、孙大雨>

## （孙大雨：复旦大学教授）

　　昨天我参加了外文系的座谈会，今天未来之先，有人劝我不要来算了，怕我身体吃不消。响应党的整风，我就是走在路上跌交、摔死也要来的。

　　听了毛主席两次讲话的传达，我体会到有两种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今天，敌我矛盾已经不占重要地位，因为封建阶级已经消灭，地主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企业已经公私合营，资产阶级也在改造中；抗美援朝战争在三八线上宣告停战后，对敌斗争也告了一个段落。内部的反革命通过1951年的镇反和1955年的肃反运动，现在已经基本上不多了。是否没有反革命呢？还是有的，不过数目没有那么多，有一两万或几千个，不算稀奇，内部坏分子也还是有。

　　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现在正在整风、整领导，有些是思想、作风、品德上的毛病，这些毛病从轻微的到严重的，但基本上是好人；还有的是能力差、知识不够，经验差；还有是制度方面的问题。

　　今天整风整三大主义，三大主义是不是仅仅内部的呢！我看外部和内部有时是结合起来的，外部敌人有时有内部，我们分不清，他跟内部有些人的种种缺点、毛病结合起来，就会造成种种问题。敌我应该是很分明的，可是他们有密切的关系，一定要分开，有时可能，有时不可能。

　　有些暗藏的外部分子帮助内部的好人(党内的和党外的)制造三大主义。那些坏人有些是混入党内的，有些是包围党的，他们利用三大主义，扩大党与群众的矛盾。很显明的，从匈牙利事件中可以看到。霍尔蒂分子统治了20多年，他离开了以后，留下来的有的混入党内，有的在党外扩大党和群众的矛盾，使得党和群众对立，到那时候一哄而起，群众就反了党。中国毫无问题有这样的情形，只是没有爆发出来。毛主席很英明，看得很清楚，与其闹大民主，不如开座谈会，来搞小民主，好象搭七巧板一样，搭起来排排队，把问题分析清楚，就可以搞出问题来。虽然是内部问题，有些是真正的内部问题，有些是外部的人藏在内部搞出来的。他们用各种方法拍马、诽谤、造谣、诬蔑，对好人排挤、打击、伤害，把自己的人捧出来，钻进党。

　　上面谈的是原则性的意见，现在要谈谈复旦的具体问题。解放前，复旦有个公馆派，这是CC在复旦作为培养CC走狗的根据地，在章益底下培养了一批人。这些人有的离开了，有的至今还在发生作用。还有一个文摘月刊，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搞的，性质是反苏反共的，复旦有一些人在其中做编辑等等。公馆派和文摘派是差不多的东西，但是有区别的。公馆派不一定是每个人给文摘写文章，文摘派也不一定是每个人和公馆派对的，但是有密切联系的，都是以章益为头子。这是历史问题，要讲历史唯物论，一定要讲历史，检查过去，方才知道未来。

　　再讲高教局陈其五局长。我起初对他没有什么成见。我从认识复旦前党委书记李正文起(他本来是解放前大学教授联谊会的7个干事之一，后来是9个干事之一，我也是当中一个干事)，我感到他在解放前基本上还是好的。解放以后，有具体事实，这些事实可以谈10小时到15小时。1952年思想改造前，在2月1日到10日，开华东高教界思想学习代表会议，复旦大约有30个人参加。今天在座的还有不少人。李正文在这个会上勾结了公馆派分子章靳以造谣、诬蔑、搞阴谋活动。我和陈子展、张孟闻等其他一些先生把他们勾结、造谣、别有用心的阴谋揭露了。他们造陈望道校长的谣。说陈望道在重庆带领特务逮捕进步学生。我说如果有，陈望道不能做副主任委员，如果没有，要章靳以对质，一对，证明是造谣。李正文和章靳以是勾结起来的。后来，李正文来复旦领导思想改造，重点的重点就是张孟闻、陈子展、孙大雨。最近市政协调查徐汇区打击报复的事情，说没有证据。打击报复的人是不会说自己打击报复的。李正文就是打击报复，过去对公馆派有意见的，和革命有若干关系的都被打了，被戴上了莫须有的帽子。

　　1954年9月24日，华东统战部召开会议，因为华东行政区要撤消了，还有是党中央发现了高饶反党事件，所以要大家反映意见。在会上我就揭露了复旦的情形。当时参加会议的分成文科、工科、理科小组。我在会上说：复旦在李正文领导下，反动残余复辟(去年12月20日，我在市政协会议上曾举了很多例子，说李正文和高教局主任曹未风如何勾结(曹未风和军统特务王芃生有关系)，进行打击报复。思想改造中，对革命的人都打，对公馆派、地主恶霸之类，都保护过关。他们一面对好的人穷打，一面对有问题的人——肯定是文化系统的特务而包庇过关，并以这些包庇过关的人来打好人。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有一些分子很震动、很惊恐、如果他们没有问题，为什么惊恐呢？问题从复旦公馆派开始，但是问题不仅如此，我当时说，这个问题很严重，和上海整个高教界有关系，李正文虽然是代表军管会来接管复旦的实际上是代表自己接收复旦的公馆派的反动集团。这个时候，陈其五的面貌还不太清楚。

　　1955年2月，我写信给陈市长。因为我在协商会议上，看到市人民委员会的名单，我有意见，就写信给陈市长，揭露潘汉年有问题，他搞一个丑恶分子集团。上海统战文教工作搞得很不好，潘等应负责，如人民委员会的某某人等，就是丑恶分子集团中的人，是潘汉年扶植起来的，陈市长在2月9日邀我在文化俱乐部谈话。当时在座的有柯庆施、刘述周、陈其五。陈其五一见我就说：你反党、反政府！你跟张孟闻、王恒守、陈子展反党、反政府！陈其五并且不止讲了一次，讲了四五次，我可以要陈市长和柯书记作证。我说：“这问题很严重，你有什么根据？”他说：根据很多，现在不可以给你知道。陈市长当时也批评我很厉害，柯书记说我钻牛角尖。陈市长最后又对我说：我们是朋友，我今天代表党来批评你，是很温暖的。将来绝不会有任何人对你打击报复。

　　1955年7月1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潘汉年是反革命分子，我叹了一口气。我早认为潘汉年是反革命分子没有错，我坚持了。可是，在肃反中，把我和张孟闻、王恒守都当为重点的重点。陈子展没有参加肃反运动。张、王两位都是在华东统战会议上揭露潘汉年的，王恒守揭露潘汉年在解放初在国际电影院说：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全杀掉也没什么。我记得，这件事张孟闻在大组汇报的时候都谈的，并说曹未风和复旦的宗派有关系。就因为这样，我们三个人在肃反中变成了重点的重点，变成反革命。这个重点是在党委书记杨西光副校长主持下搞的。

　　8月20日，外文系党支部书记通知我要我检讨。在8月10日肃反学习小结时，我曾说：对系里的有些人，如杨岂深、全增嘏、李振麟、龙文佩，大家是否提些意见，帮助帮助他们，他们有点宗派关系吧！结果不是帮助他们，反而帮助我了。8月23日，曾经帮助了杨岂深一次。系内宗派分子之一索天章在思想改造时曾经坦白系内有小集团，是杨岂深、全增嘏、李振麟、程雨民等。现在外文系可不止这些人了。帮助杨岂深是放在橱窗里的点缀品的。开会前党支部书记提出约法三章，第一条就是今天提意见，对系主任杨先生不许人身报复，假使有人进行人身报复，主席有权制止他发言。党支部书记说话的时候声色俱厉，完全是法西斯面孔。当时王零同志也在场的。王零同志就说：这三条不当，大家可以自由发言，高级知识分子有人身攻击完全可以讲出来的，不要有什么限制。从这证明党支书谢受康的威势，当时大家都不敢讲话。

　　第二天，对孙大雨帮助了，从早上八点帮助到晚上八点。事先布置了很多人，开了很多次预备会议，收集了很多资料，歪曲捏造。打手是助教党员龙文佩，造谣污苏。比如说孙大雨讲中国共产党认为统一战线不要了。我没讲过这句话。又说孙大雨曾经说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很高，共产党内只有周恩来总理有资格与他讲讲话。谢受康还说孙大雨讲苏联专家造的发电厂发不出电。事实是这样的，54年我视察污水处理问题，污水处理厂旁边有个无线电台，那里造厂是不适当的。人家说这是苏联专家讲的。我问：苏联专家知道这里有无线电台吗？回答说：他不知道。我说：那是你们的错。肃反中徐燕谋来我这里，说这是打击苏联专家。去年年底市委书记魏文伯同志说，肃反里搞你反对学习苏联，你基本上对的，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他们错了。徐燕谋和党支书串通了，说我讲这样的话。我早知道这集团已超过公馆派，上海各方面都有这集团的人，复旦也不止一人。到了10月中旬，我由于身体不能支持，大便出血，不能睡觉。我知道这个集团如何打击我，我也不制止他，让他报复霹五、六次。9月初陈望道先生从北京回来，问王零同志：孙大雨的检查怎样了？王零同志说已经结束了。这是他公开代表党委会说的。但公开说的是一套，党委会内还有私的一套，那就是杨西光书记指使谢受康做的，在9月中旬又重新搞我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态度问题，搞了六次。我就去看杨西光书记，问他：“肃反是党委会领导的，我要请问这样做的目的要求是什么。”他说：“就是要你检讨。”我说：“什么原因？我已经检讨两次了。王零同志已经说结束了。”他说：“陈毅同志要你检讨。”我说：“有过的，是2月9日要我反省，那是因为我对潘汉年提了意见。可是一两周后，陈毅同志在一个会上曾说：党外同意对党内提了些意见，这做法是好的，党内外同志互相切磋，将人民的事情搞好。可见陈毅同志要我检讨的说法早已修改。你可能不大了解，不然可以问问柯庆施、刘述周、陈其五等同志(陈其五可能不知道了)。”他很窘，过了五六分钟，又说“陈其五同志也知道的。”批评了潘汉年也不算什么罪过，潘汉年在7月16日已被宣布为反革命，潘汉年已经不是党的人，而是反革命。杨西光书记就又说：“群众对你有意见。”我知道当时要我再检讨，群众已不发生兴趣。他所说的群众，是群众中的几个，是他自己。我就说：“我的思想水平到此为止，当然不够前进。我要求你布置下去，要杨岂深、全增嘏、李振麟、龙文佩等人都作深刻的检讨，到群众满意为止，我可从中学习，再作检讨。”你们不会想到，杨西光书记马上转成笑脸，说“孙先生肯定是我们的朋友。如果你说差不多了，那不要你检讨了。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和王零同志直接联系。”我要杨岂深等检讨，他就不要我检讨了，因为杨岂深等是公馆派，一检讨，群众发动起来就收不住了，不得了的。于是孙大雨本来是敌人，也变成我们的朋友了，也就不用检讨了。

　　思想改造后，院系调整时，薪水从折实单位改为工资分。有一些人包庇过关的、做打手的，都加了薪，从几十分到一百分。其他也有加三、五分，十分、八分的，点缀一下。

　　去年评薪评级中，大家记忆犹新，其中有很大的不公平。凡是集团里的人都提高一级。凡是反对这集团的人，都降低一级。敌我立场站得非常明确的。第三种是他要拉拢的，也不是他们内部的，只好不高不低。虽然陈毅副总理在55年2月9日曾经在柯庆施、刘述周面前保证过不打击报复，但到杨书记手里又打击报复了。而要他所保护的人作检讨，他就不打击报复了。

　　这些事情，今天讲的一部分材料我在12月20日上海市政协会上发过言。有些人说我错误的。这里有几种人：第一种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者，被坏人包围了，欺骗了，蒙蔽了。第二种是坏人，起来反对我，我受的压力很大。我早已有决心，将我的生命贡献给中国人民。我的生命不值钱，但我只有一个生命。而我，多大压力也不怕。3月8日，毛主席讲仁人志士很可贵，以章太炎为例。王恒守先生刚才讲到李云扬司长认为硬骨头要不得，但毛主席认为硬骨头是对的。当时批评坚持学习苏联结合实际的人不好，我看这样的硬骨头多些，人民的事业就会好些。再谈打击报复的事情，去年8月间，张孟闻先生大人民代表大会上透露了一点消息。解放日报的集团分子就和学校内部的集团分子勾结，(我相信解放日报也有这种集团分子)对张孟闻围剿。其中有教授，有学生：有职员。写信的本人如何我不大清楚，也许是好人(在没有证明是坏人前，应该说是好人，但被用作工具了)。这件事就不能揭露，揭露了潘汉年，在肃反中就受到打击报复。这些读者来信据说是学校里邹剑秋搞的。新闻日报9月份有篇社论讲王恒守(没有指名)主张教授治校是反对党的领导。新闻日报内部也有这个集团的分子。这些都是有人有事，逃不掉的。

　　(解放日报编者按：孙大雨在这里说的集团分子，是指什么集团分子呢？他曾在去年12月的市政协会议上发言时说：陈其五、李正文、杨西光、曹未风以及章某、漆某、杨某等人都是反革命集团分子。因此，他所指的解放日报内部集团分子也就是反革命分子了。这些反革命分子控制了解放日报的一些工作。如他所指的，解放日报发表了批评张孟闻的读者来信，就是这些反革命分子活动的结果。)

　　整风要很彻底、挖到最后的根。党内党外的都要挖出来，要对人负责。新闻日报说：有人将人民内部的事情说成是人民外部的事。漆琪生还说，对我的发言要到法院去控告。我等到这个时候还没看到他控告，希望他早些去控告。上海的事情很复杂。马列主义要看全面的。最近揭露文化领导有问题，也不简单。宣传会议上有人想将这个掩盖起来，这只能骗天真的人，明眼人看得清。刚才两个人说到复旦的命名问题，院系调整时我就提过这问题，合并这么许多学校，应该叫上海大学，不应该叫复旦大学，现在看：这是有原因的，校庆改在5月27日也是有原因的，复旦是陈立夫培植特务走狗的地盘，5月27日是特务对复旦进步学生大打出手的日子。要反革命，就要这名字，就要这日子。

　　我的讲话可能是片面的。只有上帝才能全面。真正的全面很难做到。我的发言只能代表我一个人。。（这是孙大雨在复旦党委会召开的教师座谈会上的发言，原截6月8日解放日报）

　　 来源：《提高警惕 粉碎右派阴谋》（195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