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平则鸣 我也要鸣

　　<山东大学、徐造平>

　　我不大接近群众，生活在二点一线中间，即是由宿舍到办公室，再由办公室回到宿舍，因而了解的事情不多，仅能谈一些个人遭遇到的不平事。这里面可能存在着个人情绪，因此对与不对，尚望大家提出意见，来帮助我整风。

## 第一次给报社写信的遭遇

　　还在济南华东大学时，驻军部队借华大操场演戏，互通有无，借用一下场地原也无可非议。问题在于驻军部队借用之后，来一个喧宾夺主，不让佩带着华东大学校徽的同志出入校门。事情又恰恰碰到我的头上。因此我就写了一封人民来信给济南的《大众日报》，质问驻军部队为什么不遵守入城条例，当此信转到华大组织上后，由当时总支书记武杰同志(现任中共青岛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找我谈话，指出：“你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按党的组织办事，这便是组织性纪律性，你直接写信给报社，报社中有非党同志，看到此信影响不好，并要我检讨一下写信的思想动机，我当时检讨为故意搞乱影响面，造成不良后果，并保证不再犯此“错误”。事情到此为止，至于我提出的意见是否正确，应何处理，也不敢再去查问。现在党虽一再号召，保护并支持人民来信者，但我检讨之状，记忆犹新。因此我唯恐再遭得要我检讨，一般的来说，很少再写人民来信了。

## “不严肃”的事

　　我本来是个脱离群众者，自己也感到不对，想法纠正过来，有一次我便请了速(成)中(学)的几个教员，到我宿舍中来玩玩，借此可以作为联系群众的开端。事又太巧，到我宿舍来玩的全是团员(我不是说这几个团员有宗派，而是他们想到中山公园开团的小组会，故而一起同来)，待我知道他们玩了以后再去举行小组会时，我想开会的形式本来是可以多样化的，在宿舍里开起团的小组会来，也不算违反组织纪律，便再准备一些烟茶来招待开会者。事后即由党委委员向我指出，在宿舍中举行团的小组会，是一件“不严肃”的事，我只好又低头承认“错误”，并保证永不再犯。从此以后，我也不再找同志们到宿舍中来玩了。假如勉强说是造墙的话，这件事的本身，至少是起到添了一块砖的作用。

## 对党忠诚老实的左右为难

　　党员对党忠诚老实，在组织原则是没有规定专向直属上级，可是在执行的时候，往往是限于对直属上级。但有时也会碰到上级的上级，处在这个时候，要做到对党忠诚老实，便不太容易了。记得有一次，奉速中副校长邵平(党委委员)胡贯之(总支副书记)之命，要我到省里汇报速中同学的情况，当时并反覆交代：“省里要是问起其他的情况，你回说一概不知”。及至我到省里把学生思想情况汇报完后(按提纲汇报)，正告别要走，省里同志又把我留住，再问起速中教师的教学情况，当时我便左右为难，如按照直属上级的指示，我便是欺骗了党，我如说了，那“组织性纪律性”又表现何在？省里同志看到我面有难色，便把问话改了一下，叫我谈谈我对教师教学的看法，当然我是谈了我的看法。回校后我仍是对党忠诚老实的，凡是在省里所谈的话，全部报告了两位副校长，哪知胡贯之同志说：“我早知道你这个同志靠不住(？)，我早就说不应该叫你去，好！到下半年省里不派好的教员来，我们向徐造平要。”幸而下半年中央指示，速中停止招生，维持现状。否则到下半年，省里一时派不出好的教员来，那不知要把我逼的什么样子。从此以后，我那能敢随便说话。

## 如此“酿酿”选举党的总支委员

　　党内选举有一个酝酿过程，目的是通过酝酿，使大家的意见能趋向一致，便于选举的时候票数集中，这个办法是好的。但我说的是带有引号的“酝酿”。速中选举党总支委员的候选人名单中，有我的名字在里面，而邵平、胡贯之同志对我的看法既是靠不住(？)，如选上总支委员后，工作上有很多不便，便把我叫去，说我们“酝酿”一下。在“酝酿”时，胡贯之同志对我说：“你可申请自动放弃当总支委员候选人，我派你当总支委员会的秘书，你同样可参加总支会议，要我好好考虑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 在疗养院中休养连升二级半

　　人家在疗养院中休养，连升三级或是连升二级半，本来与我无关。我有以上经验，何必再去多管“闲事”，何况在级别问题上，等到以后检查思想动机时，什么“平均主义”啊“妒忌思想”啊，说得自己也怪不好受的。在这次整风中，不妨说一下吧。话说有一个党员名叫陈景仲，论起他历史来是1948年参加工作的，到现在为止实际工作时间不到二年(因为有肺病，其中有一段时间每天工作4小时，以二天按一天计算，无论如何工作时间不会超过二年)，而在疗养院和学校中却休养了有六、七年。按理说评薪条件，除德才兼备外，也要参照一下“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的实际工作情况。而陈同志在由供给制改为包干制时提了一级，包干制改为工资制时又提了一级，此次工资改革的名单中又提了一级(后来由群众提意见没有提成，所以我说是提了半级)。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他德的表现。在此仅举一例，某天党委会突然接到陈景仲同志由疗养院写来的报告，意思是：“可能有人(指徐瑜同志和我帮他代领工资的)，可能在一年之前，可能有二个月，可能有一个半月，可能有一个月，可能有半个月，我没有领到工资，请查清其中是否有贪污情节。”当时由校部支部书记张君侠同志找我谈话，叫我回想一下，我当时抱着自认倒霉，过去经验已接受不少，还要多管闲事，帮人家代领工资，这一次赔钱是自己找的，幸好陈景仲同志开的胃口不大，充其量也不过是二个月的工资，我还有一辆钻石牌的自行车，能赔得起，也就心里坦然一些了。同志们一定要问为什么我不辩论一下，我也考虑到这一点，但我仔细一想，我能辩得过他吗？因此便也没有这个勇气了。故我一直在等待着赔偿的通知。但等了又等，直到现在还没有令我赔偿，究其原因，据说是陈同志在疗养院中结识了一个女工作员，那女工作员对陈同志说：“我们传达室里有一笔钱，至今已经有好几个月了，还没有人来领。”因此陈同志便想冒领此钱，但又不知道钱的数目，便只好说出一连串的可能，来凑此数字，时间不妨说可能在一年之前，来掩盖这几个可能，结果因为没有说出具体数字，陈同志非但没有达到冒领的目的，其面子上还有些下不来，为了掩盖自己，便写了几个“可能”的报告，把我作为“可能”的牺牲品。这个事情直到现在还没有过去，我每天骑着“朝不得夕”的自行车，心里老是战战兢兢，而陈同志却在此次工资改革中又提了半级，事情明摆在这里，我那能辩得过他呢！

　　我再补充一下，如说陈同志没有经济观点的话，那他为什么最近连续11个月没有交工会费呢！真是很难令人理解。

　　以上所谈，由于本人水平限制，而且全系牵涉到本人，因此再重覆一下，其中个人情绪是难免的，尚希同志们能提出批评意见，来帮助我整风。

　　 来源：1957年6月8日《新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