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肇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中国科学院、杨肇燫>

## 简历

　　杨肇燫  男　58岁  四川潼南人。地主出身，本人成份自由职业，1918年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得硕士学位，1922年回国，任东南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校教授，科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杨在1951年4月参加九三学社，1953年为中央常务委民，兼任九三学社科学院支社主任委员。

## 一、在人事制度上首先向党展开进攻

　　1．杨在6月8日“九三”中委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建议：“对于一些重大问题九三学社可以组织名义向共产党中央提出意见，比如人事制度问题，普遍认为这个问题很大。好多单位人事科都是党、团员，人事制度应该由党掌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些很能干、公正的非党人士也可参加一些。如科学院尽是些大知识分子，那么一些毛孩子怎么掌握？这个问题九三学社作为组织向党提出。值得严重考虑。否则，就是整了风，官僚主义还是没有办法。”(录自6月9日人民日报)这里，显然杨认为官僚主义乃是社会主义人事制度本身的产物。

　　2．杨在编译出版委员会的座谈会上发言说：“人事工作搞的相当粗糙，也很普遍，科学院也不例外，宗派主义常常出在这上面，这是不是抓的太紧了？这一环如处理好的话，许多问题可不发生，关键是搞人事工作的人是否能胜任。”又说：“到今天还有什么不可信任的？!古语说：用之不可疑，疑则不可用。而解放后这么多年了，还常常把人当成贼来看待。”这里杨竟然含沙射影地污蔑人事部门就是专门监视非党知识分子的。在一次科普的整风座谈会上，也竟恶毒地说：“你们不要把科学家当成怪物!”

　　3．杨在6月15日出版社部、室、处级以上的负责人座谈会上也说：“人事部门很少和我商量。人事部门掌握材料是应该的，但一个人是否称职，应和本单位领导多商量。”他的发言显然是歪曲事实，对党攻击。

## 二、攻击党的政策，泄露机密

　　1．大约6月20日左右，杨对科学院哲学所右派分子许良英说章伯钧等六人在大鸣大放起来以后，去找周总理，说如何收拾这个局势。六个人提出了三条方案：第一个，是武装镇压。当然这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是继续大鸣大放下去。当然这也不能再继续下去；第三个，是民主党派上台，收拾这个局面。”作为“九三”中央委员的杨肇燫，他一方面把这个机密消息向许等泄露了，一方面把右派分子这个丧心病狂的阴谋鬼计扩大了场。

　　2．整风期间，有一次城外各研究所“九三”成员开会，提出了所谓“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问题。杨说：“社会主义要有领导，但要看是那种领导。”这个问题是意味深长，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3．5月20日杨在“九三”小组会上说：“就是这样(指党在肃反问题上)，他们斗错了人，不肯公开承认错误，怕降低党的威信。只是个别道歉。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杨还认为三反搞糟了，因此对他三反时担任审判员说：“真是后悔，不该当。”

　　4．杨认为储安平的发言本身是无问题的，并说他熟悉储安平，储一贯好出风头。讲人家不敢讲的话，这次以储为对象，是冤枉的。假如把储发言中的帽子(即党天下清一色等帽子)去掉，其发言实质及情况都是事实。又说：储安平可能是想语出惊人，不一定有什么其他坏意思。杨还为钱伟长、孟昭英等辩护，说是冤枉了他们，不相信他们是右派分子。

　　5．杨说大家对高教部都很有意见，把大学办的太差了，数学所的一位大学毕业生连高中生都会解的方程式也解不来，并说华罗庚也很不满。大学生质量太差了，不如解放前，现在是图数量，不管质量。杨认为解放后科学工作不如从前，“现在科学家拿不出著作来，正说明解放后科学的贫乏。”还说科学院行政管理工作“效率奇低”，不如国民党中央研究院。

　　（6．在党提出“百家争鸣”方针不久，杨曾愤然而歪曲地说：“过去压得太厉害了!”杨还在与过去曾受到批评的生物学家朱洗面前说思想改造的付作用很大。）

## 三、利用“九三”，阴谋篡党的领导

　　1．在科学出版社派兵遣将，把持编辑部。

　　在科学出版社编辑部内除杨兼副总编辑外，在五个编辑室中杨还兼任第三室主任，“中国科学”“科学记录”室副主任。其他编辑室中，除一室主任原系九三成员外，在近一年中又把二室主任右派分子黄宗甄发展为九三社员，只是四室二位副主任是党员，室内无九三成员，因此他极力拉拢品质极为恶劣，最近曾揭发出大量右派言行的第四室编辑辛田，想把他发展为九三社员，在第四室建立据点。此外还力图将右派分子，九三社员黄瑾拉来编辑部任负责的工作；又毫无原则地将编辑部中他认为“能干的同志拉入九三”。

　　另方面，杨对在编辑部的党员和党员负责人则多方排挤。杨在编辑工作上极少与党员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赵仲池同志商量(非党社长长期病休)，独断独行。杨对党员王××同志任三室副主任多次表示不能信任，一定要巳是一、二室主任的九三成员，再兼三室的副主任，宣传说王不懂科学，公开表示要王做行政事务工作，而要第一、第三室秘书(九三成员)多搞业务，并且背后拆王××的台。杨还多方阻挠党员××同志进入第一室任副主任，即任秘书也不同意，既至艾决定调一室副主任后，还对一室主任(九三成员)说：艾说话靠不住，要注意些。

　　2．抵抗党和上级的领导，抵抗出版社社务的改革。

　　杨在编辑部里发展、布置了这许多“九三”成员，多方排挤党员，目的是培植他个人和野心分子黄宗甄的势力，对抗党和上级的政策的贯彻，阻碍出版社工作的改革。党、院部和编译出版委员会提出出版物的稿件应由作者“文青自负”，出版社应当“企业化”，稿费应当减低，并布置检查出版物质量以及其他改进工作的措施，杨和黄宗甄欺骗社员，动员反对，造谣污蔑，以至蛮横地说：“我不赞成书刊质量检查，我不做!”“院本部和编译出版委员会要求出版社企业化是官僚主义透顶!”他们平时对出版社社务会议通过的决议视为废纸，抗拒出版工作的计划化和社务的改革，独断独行，目无组织。

　　3．以“九三”为资本，大肆招兵买马。

　　在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杨在“九三”小组会上声称：“九三”要在科学院发展一倍到十倍。一年来，根据杨的这一“指示”，在出版社大肆发展组织(由二人发展为十人)，连肃反中尚有问题未做结论的，也拒绝党支部的意见而吸收入社。对有些人则采取请看戏或其他不正派的办法，拉拢诱惑入社。

　　在整风期间，杨认为时机到了，他以“九三”支委会名义发出通知(由杨口述由黄瑾笔录的)，要各小组拟出发展组织计划，并要“九三”组织注意整风中的“积极分子”作为吸收的对象。

## 四、利用“九三”，到处煽动点火，妄图“取而代之”

　　1．杨曾以“九三”组织名义，质问科学院党委郭沫若院长在最近学部大会的报告和院党委书记田夫5月1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科学研究机关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他们自己作的还是院党组(委)的意见。显然，其中有极大的挑拨党群关系的阴谋。

　　2．杨企图夺取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的领导职位未遂，又挑拨党和陶孟和副院长的关系，说是把编译出版委员会的任务强加到陶的身上。

　　3．6月7日，杨篡改和歪曲党组的意见，以“九三”科学院支社名义向社员发出了一个通知，向社员提出五点要求，发动鸣放，其中有一条专门要求从镇反、三反、五反到肃反几次运动来提意见，并另外通知九三各小组要求在党整风时期在“九三”内部建立汇报制度。

　　杨在5月30日“九三”小组会上，一再动员社员“打消顾虑”，“吐苦水”，并声称要为肃反时被斗过的人伸冤。于是过去被斗争过的钟元昭就在会上诉说了1952年在人民大学镇反时被关了几个月的情况；曾被追查过问题的孙怀祖也诉了“苦”，最后杨要他们把这些事实写成书面东西，表示要向上报告。事后还催问过钟元昭几次，问他材料写得怎样了。除了出版社，杨还在中关村“九三”小组会上要大家“吐苦水”。

　　4．杨一方面把持着整风时期编辑部大组座谈会会场，另外还向人表示说为了更好地鸣放，最好由民主党派来领导；又露骨地说：群众还有顾虑，赵、张二位副社长(党员)可以不参加座谈会。

　　杨同时又秘密召集某一些“九三”成员开会，会后向人表示说群众认为目前提意见还只涉及到一些中级干部，还未打中要害，应该用一下心，好好攻一下赵仲池(党员副社长)。至此，杨的阴谋已经暴露无遗了。

　　（来源：《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一)》内部资料，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