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

　　<中国民主同盟、民盟“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

## 一、关于“保护科学家”的问题。

　　我国目前科学家还很少，科学基础还相当薄弱，要开展科学研究，争取十二年内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保护科学家”，就是采取具体措施保证科学家，特别是已有一定成就的科学家有充分条件从事科学工作，扭转目前科学家脱离科学的偏向，首先要协助他们妥善地解决时间、助手、设备，经费以及合理安排使用等问题，使他们真正能够坐下来，好好安心工作。

## (一)时间问题

　　科学工作者的时间问题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善，特别是去年知积分子会议后，已经有不少科学家能够保证以六分之五时间从事业务工作，但其中有一部分今年又保证不了，至于那些负有行政责任、兼职过多和社会活动过多的少数人一直没有时间进行过科学研究，而这些人又大多是在科学研究上能起领导骨干作用的。

　　我们建议：(1)除少数例外，有领导科学研究能力的科学家，尽可能不担任行政工作，特别是六十岁以上的老科学家，急需传授后代，更应如此。(2)保证每个科学家每年有一定的时间连续从事研究工作。请政府考虑规定教授和研究员的休假进修制度。(3)除少数例外，科学家担任人民代表，政委委员等职务的，一般只限担任一职，地方的不兼中央，中央的不兼地方。(4)由于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需要，科学家对社会活动和行政工作得长期请假。(5)招待外宾，非必要时，不应作为科学家的任务。

## (二)助手问题

　　有些科学家还缺乏必要的研究助手或行政助手。影响工作效率。

　　我们建议：那些有领导科学研究能力的科学家(如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应配备一定的适当的助手，科学家的助手应由科学家自己选择。

## (三)设备问题

　　目前有关科学研究的房屋、图书、仪器、设备、试剂药品、试验材料、标本等问题仍未很好解决，向科学进军的“后勒部”始终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在全国高等学校中，一般设备都很简陋，科学院的个别研究机构(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也是这样。

　　我们建议：应按需要与可能从速予以充实。

## (四)资料问题

　　保密制度过严过死，已成为科学研究重要障碍之一，既浪费人力和时间，又造成学术垄断，成果私有，不能互相交流，以致研究重复，设备浪费我们建议除军事、外交以及新发明外，对于科学家、教授所有资料不必保密。

## (五)经费问题

　　关于科学研究经费问题，目前还有些地方存在着有人没有钱和有钱没有人的现象，今后应当是合理分配，用经费去保证科学工作，使有领导研究科学力量的地方有必要的经费。高等学校目前科学研究难于开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经费。在科学研究工作上，当然要贯彻增产节约、勤俭办科学的精神，但是必要的经费还是不能节省。我们建议在高等学校里设置研究专款，以保证研究计划不致因经费缺乏而不能完成，并设置科学基金，作为机动之用。科学经费，一般应允许跨年度使用。

## (六)“归队”问题

　　凡没有就业的或已就业而用非所学的科学家，应为他们安排“归队”。有的科学家虽在作本行的，但因调动工作，使他脱离了原来的研究环境，而在新环境中短期内无展开研究的可能时，我们认为应重新考虑，适当安排。

## 二、关于科学院、高等学校、业务部门研究机构之间的分工协作问题

　　(一)目前科学院、高等学校和业务部门之间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本位主义，大家都想保存本单位的干部，不愿外调，甚至怕谈合作，怕这样会被拉走了人，影响了自己。有些单位对于少量的必要的人员调动，也张大其词，互相埋怨。因此，在单位与单位之间逐渐形成了一堵墙。

　　为了合理使用人力和协调彼此关系，我们建议：(1)科学研究工作除少数必需集中外，应尽可能把研究工作去“就人”，科学家在那里，研究工作就放在那里。不一定要摆摊子，主要是要把工作真正搞起来。同时也应从全局观点以协商方式来考虑各部门间彼此的需要，予以适当安排，这样才能取长补短，互助互利。并且要用互通有无、互相兼职、互相应聘为学术委员等办法(只兼业务职，不兼行政职)。来解决一部分人少事多的矛盾。(2)分工上，业务部门的研究工作应当以当前业务上极需解决的问题为主，科学院的研究工作应以科学上的基本问题和全国性、综合性的为主，高等学校的研究工作可以是多样性的，面也可以广泛些，包括科学上的基本问题、有关教材上的问题、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等，应视各学校具体情况来决定。

　　(二)为了满足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的需要，新设研究机构有时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过去有些机构的设立并没有经过审慎的考虑，以致性质上有重复，发展太快，兵多将少，缺乏各层应有的技术领导。研究指导力量甚为薄弱。因此我们建议今后建立研究机构应特别慎重。对现有的机构有无收缩或合并的必要。请有关领导部门予以考虑。

## 三、关于社会科学的问题

　　(一)解放以来，由于国家工业化的需要，把自然科学提到最重要的地位，这是完全应该的，正确的。在我国目前情况下，社会科学可以比自然科学放轻一些。但是社会科学并不是不重要。也应该有相应的发展。

　　(二)要发展社会科学。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没有可继承的。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谈不到接受。对旧社会科学不是改造。而是取消。因此，解放以来，过去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科学的人。在情绪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某些学科解放后意被废除。或不成为独立科学。过去研究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的人很多转业了。过去许多课程因为苏联没有就被取消了。有些课程比如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情况、政治制度、国际关系，国际法等本来都是政治学系的主要课程，但至今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些做法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对待旧社会科学应当是改造而不是取消。因此应当恢复的应即采取适当步骤予以恢复，应当重视的就应重视起来。

　　(三)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成客观规律。例如，有些财经上的重要政策问题。如果政府部门的负责人作过报告，学者们也就只能作些宣传解释工作。这样是不够妥当的。开国以来。在政法、财经等方面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不能说每一措施、每一阶段或每一环节都是毫无缺点的。我们认为应该鼓励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政府的政策法令提供意见。政府部门应主动地将有关资料尽供给有关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并帮助他们创造研究工作的条件。只有这样，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才能与实际相联系。才能克服目前理论落后于实际需要的状态。

## 四、关于科学研究的领导问题

　　科学研究工作应该有领导地进行，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这对加强科学研究的领导有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工作进一步加强，并建议有条件的省、市也设立相应的机构。以加强领导。同时，为了加强科学家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应该发挥料联和各个专门学会的作用。国家对于专门学会应给予必要的支持。至于学术领导、和科学研究的“火车头”，我们认为应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形成，不要主观地先行规定谁是领导、谁是“火车头”。

## 五、关于培养新生力量的问题

　　过去在升学、升级、选拔研究生、留学生时，有片面地强调政治条件的偏向，我们认为今后应当业务与政治并重。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射同仁，对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都应当平等地看待。我们拥护并支持国务院关于考选留学生的决定。建议及早规定办法并保证实施。

　　我们认为科学家都应当积极担负起培养新生力量的责任，视为作自己的义务；同时，应尊重科学家选择培养对象的权力。(原载光明日报1957年6月9日)

　　 来源：《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195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