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武汉大学张守正的信

　　<北京大学、余敦康>

## （余敦康：北京大学研究生；张守正：武汉大学哲学系职员）

　　守正、福霖：

　　你们两人的来信都收到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那几封信竟成为你们整风运动中的一支小插曲，在我的本意，只是一种自我发泄，我不能不写不能不向你们表示我的激动和感受，信是匆匆的写成，匆匆的发出，以至现在我再也想不出我讲了些什么，接到你们的信后，知道我那些自我发泄在你们中国引起了我所意想不到效果，我当然是高兴的。

　　但是，我觉得，我这封信以及我以后给你们的信不要再用这个方式来发表了，我不想说太多的理由，本来理由也不多，我只是感到这样做不够好，不必要，而且和我的本性不合，这样做将束缚我的自我发泄或自我清白，要是我和你们只保持通常的朋友间的讨论，谈心的方式，我想我是会谈的更自由自在些的，这一点，我想你们是会答应的。

　　这些时来，北大的运动是走上了低潮了，所谓低潮只是我个人的估计，说得更确切些，是前些时的激昂的情绪逐渐低落了，理智的人们都在考虑一些原则性的严肃的问题,少数的人们在进行着要不要社会主义的争论，既然谈到要不要社会主义，有什么更多的话可说呢！难道过去还谈少了么？这次运动中，确实是出现了一些不要社会主义的言论，也出现了一些似乎是不要社会主义的言论，也出现了一些要社会主义但也可以作不要社会主义来理解的言论。但是，在要不要社会主义的争论声中，一切的，复杂的问题被简单地分为两类，百家争鸣变成了两家争论；于是，一场伟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扬民主和争取民主的运动转化成了早已解决了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谈起这种情况来是并不愉快的，过去流行的各种奇妙的逻辑出现了，而且然占了压倒的优势，如果说真是把反社会主义压倒了也还可说，问题不在这里，那些奇妙的逻辑不仅没有压倒反社会主义，反而把真正维护社会主义的也压倒了，理性的声音是微弱的，他们都大多数沈默下来了。

　　本来我一向就厌恶听两种调子，一种是带有阶级仇恨的反社会主义的调子，一种是为现存的一切（包括缺点在内）作辩护士的卫道者的调子，前一种人把人民用生命和鲜血争取来的优点说成是缺点，后一种人把人民所深痛恶绝的缺点说成是优点，在运动开始的时候，我听到了一种和这两种不同的健康的理性的声音，我兴奋激动，为它欢呼，但同时，我也预感到那两种调子是会来扰乱它的，因为，在运动开始的时候，这两股燥音就已显示出了，在一定的时机，他们是会把，健康的理性的声音压倒的，现在果然是压倒了。

　　但是话也说回来了，人们好容易盼到了这次的解放运动，一切有爱国心的善良的正直的人们是懂得这个运动的真正意义的，是懂得怎样扭转这个运动的偏差，使它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所以，虽然目前是走上了低潮，虽然目前两股燥音甚嚣尘上，但也不同真正的理性的呼声，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一些冷静探讨问题的长篇论文，是枯燥的但却是最吸引人的，那些大喊大叫式的东西已经不吃香了，人们宁愿在烈日下面站几十分钟看这些枯燥的论文，我且抄了几个论文题目给你看看，如：对肃反运动的估计研究提纲（附有所引资料详细注解），论人事档案制度，论整风运动的实质，三害产生的根源探讨，我觉得，人们要是能在这问题上展开争辩，是不难找出为多数人同意的真理来的。

　　但是又是一个但是，这种理性的雄辩是太少了，少到没有，有的只是那些奇妙的逻辑，那些我的全部的憎恶来诅咒的奇妙的逻辑，老实说，我对这次运动的发展前途的估计，信心是不足的，这在我前封信中就已经表示过了，那还是在我的热情激发的阶段，而现在，这种信心不足更明确化了，我想，我说这些，守正是会责备我的，一定是会责备我的。但是我愿意听到责备，因为，你的责备可能加强我的信心。

　　谈到这里我想起当我去天津时守正给我的信，信上说我们需要信仰，这话很对。我们是需要信仰，这在任何时候是如此，特别是在有风暴的时候，我有信仰吗？有，我有理性吗？有的，但是，在我的生活史上，我的信仰和理性会几次三番地欺骗过我，受欺骗是痛苦的。但更痛苦的是我因此而怀疑起我的信仰和理性，以至怀疑起我整个的人，在这一次，我是极力信仰党中央是有决心把运动搞彻底的。但我也怀疑，在目前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的争论之中，会给三害分子安排一个温暖的安全的庇身所，群众起来直接干预政治生活，这是根除三害，保证民主的唯一途径，可是在党中央看来，群众的行动顾然是超出轨道了。如果规定群众在划定的轨道上行动。那么，同样是顾然的。整风运动一定会被庸俗化为一场生活检讨会，由上而下的发扬民主，实际上等于恩赐民主，这在知识分子来说，是得用巧妙的方式来争取，但广大的农民群众呢？农民是善良的，能容忍的。没有受过近代民主生活的训练，恩赐的民主难免不打几层折扣，实际上还是和从前一样。

　　我的思想很混乱，而且有着表现了我的怯懦性的懮虑，我不想对你们隐瞒这一点，但我希望能听到你们的批评。

　　我的正面的看法是：在喊共产党万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前提下再喊三个万岁，理性的原则万岁，民主自由万岁，社会主义的法制万岁，我反复的考虑过，我究竟要什么？我觉得，我所要的东西都包括在这几个万岁中。要有两种要法，一种是积极的争取，一种是消极的等待。现在，我走的是消极的等待的路线。因此，我很不满意我自己，我觉得我的青春和热情似乎是不存在了，要是在过去，特别是在五年以前，我是不同于今日的。

　　北大有一些人会到清华作过宣传，也会到南开作过宣传，宣传的效果不甚。因为宣传者本身有很大的缺点，而同时也有人暗中阻扰，宣传者是以个人名义去的，（去清华的二十九人，去天津的六人回来后，有一批奇妙逻辑的使用者写大字报严厉质问：是何居心？中文系有一个张元勋，大概你们是知道的，和其他几个同学办了一个铅印刊物，广场，刊登运动中的有代表性的文章、刊物还未办出来，各种的阻力便出来了。刊物选登的文章是有点片面（或者说是偏激）但基本上是正确的，但现在有人公然指责，说是带有反社会主义倾向，真不知话从何说起，我已订了两份，是责备寄给你们的。

　　这些人有缺点，特别是思想方法有些不哲学，但是他们那种精神和他们的正义感都是我所佩服的，我比不上他们，但同时我还根本没，有想要去比上他们，因此我是更不满自己了。

　　从各地一些大学的情况看来，多年来郁集的闷气一旦暴发是有一种危及现存秩序的可能，非对抗性矛盾向对抗性矛盾的转化，界限本不易分清，是要社会主义呢还是不要呢？提出这个问题来让人们想想是必要的。但是，要了社会主义连同三害也要了过来，事情未免就不妙了。

　　希望你们来信，比较长一点的。

　　祝好

　　 敦康57年6月9日

　　（来源：《武汉大学右派言论汇编》（中共武汉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办公室，195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