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南农学院园艺系研究生右派分子郭昌华在小组会上的发言

　　过去我不想讲，怕人家说落后，不配团员称号，现在消除了顾虑，还是讲了好。

## 1、绪言：

　　解放后我自己对政治非常消极，想离开学校，生活在一个僻静的乡村，尽量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去为乡村的人做些好事，想把自己的一生消磨在荒无人烟的僻壤里。

　　在俄语教研组时，我对工作就感到没有兴趣，后来曾经对做研究生甚感兴趣，但由于政治情绪低落，厌倦了政治生活，造成对研究生的学习也提不起劲来。这些原因是由于解放几年来的感触，和所看到的一些现实，使自己由积极到消极，从朝气勃勃到暮气沉沉。

## 2、对党中央的政策发生怀疑：

　　党过去工作有错误，但党总是不肯承认共产党的政策有错误。

## ①肃反运动

　　我对肃反的看法是：运动本身，只是抓住一点不可靠或不完整的材料，就用粗暴的办法，斗争出“反革命”来，这是全国性的错误，这是对人民采用斗争的政策，既然这些被怀疑的人都还不能确定他们是反革命分子，那就不能采用斗争的手段。

　　肃反在人民内部进行，党没有考虑到会伤害人民，斗争的根据是很少的，有的人只要认识一个特务，或者同住过，就要被斗，我虽然没有被斗过，但是很可怕，随时都有被斗的危险。

　　恐怖的斗争伤害了我的身心，每当我想起无辜被斗争的人，在肃反中被弄得家破人亡的人，我为可怜的青年妻子和还没有长大就失去父亲的孩子不知流过多少次同情的泪，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给他们带来的不幸。

　　在东北时，学校展开肃反运动，全校学生在肃反中有两——三周失去自由，早上起来就坐在教室检查思想，一直到晚上。我曾想公开破坏，反对这种违反社会主义民主的做法，或者在教室内拍抬大骂，宁可去坐几天监狱还比这种精神的折磨来得痛快得多，但考虑到自己又是团员，曾经举过手宣誓要做党的助手，自己不但没有积极支持这个运动，反而起来破坏，我想到这里，我懊悔我自己是一个团员，致使自己没有反对这些不人道运动的自由权利。

　　从东北到广州旅途经过北京时，我顺便到我弟弟的学校去一趟。他校的肃反被中央批评没有任何的斗争性，结果重新再搞，刚开始不久，一位年青无辜的青年就自杀了。

　　这说明：北京是毛主席所在地，也是同样的做法。

　　在农学院我听了杜院长的检讨，知道所斗的人有10几位是错了的。由此看来，斗争的准确率是非常之低，斗错的占绝大的比例，而毛主席却说：我们的肃反斗错的是有，但不多，只有一点点。这无非是用主席崇高的威望来掩盖错误，模糊人们耳目的做法。由于肃反错误的普遍性和不可避免，这充分地说明是政策带来的错误，绝不是个别党员的错误。

　　在肃反中有被斗错的人来对党员申诉，得到的回答是：“在伟大的运动中，个人的委屈有什么了不起”。最初我觉得很有理由，我也学了这一套，还对一个同学说了，可是讲完后，又觉得这不是真理，如果抗美援朝战争，受伤了，自己看到伤痕，会想到自己为人民而流血，可是当自己想到自己的血是流于无辜，这在思想上是很难磨灭的。

　　我怀疑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如果是偶然性的不可避免的错误，那是可以原谅的，但是肃反这些政策的错误，是不能原谅的。这一点没有被斗过的人是很难体会到的。

　　农科所一个青年技术员发牢骚，说怪话，反映出社会的真实情况，这才是真实的。可是在党团内是不能发牢骚的，否则就被扣帽子，由此可见，党团员是不能反映社会现实的。

　　这个青年技术员的同房有一个特务，结果两个青年技术员都被当特务来斗争了，而且两个都无辜入狱了，他们很愤怒，其中一个在狱中绝食，结果饿死了。我内心很难过，这种责任是谁负的呢？而党总结却说：“此人无罪，只是在狱中病死了”。

　　人的脑子不是铁，事实在脑中是永远不会磨灭的。我认为党中央决定这种不人道的政策是不应该的，故意这样做，认为做错了再认错，预先布置好肃反后就来平反，安慰安慰，这是两面派做法。一切在肃反中犯过罪过的党员，甚至毛主席也要为他所领导的党在人民中做下的罪过流泪致哀。但可怕的事，是政治把人离开了人性，人类的怜悯和同情已经在党员身上逐渐消失，不但没有为自己的罪过而悲痛，相反地用种种的大道理来为自己的罪过辩护。

## ②三反及思想改造运动

　　肃反运动后，我思想起了很大变化，引起了我对解放后党的全部工作从新估计。三反、思想改造运动，是用人格上的污蔑，是用强制的手段来进行思想改造，当时毛主席对进行思想改造的英明理论为什么无影无踪呢？整风一开始就搬出一大套毛主席的创造性理论——“和风细雨”，这说明党对别人残酷斗争，对自己则“和风细雨”。马列主义用来说自己的时候样样都对，讲到别人时样样都不对。我认为每一个还认为自己是人的党员，在运动中打过人的，应该自己自动地跑到被打过人的家，要求他还打；要到死者的家，承受死者家属对他一切的责难。人性在我们的国家毁灭着。

　　三反、思改中，首先布置工人，学生说：“请你脱下裤子，洗个澡吧”等许多侮辱的话，来侮辱受人尊敬的长者，斗争时点老师的名，要老师低着头。现在党整风，说毛主席英明，搬出“和风细雨”的办法，但是思想改造却用粗暴的压制的办法，强迫别人承认，使被斗争的老师不得不夸大缺点和错误。

　　事实上在人们思想中起着根本变化的不是三反而是系统的理论学习，三反运动造成了解放几年来产生学生对老师的普遍不尊重。

　　记得抗日时候，有尊师星期日，学生自动上山检柴给老师烧，帮老师克服困难，替先生椿米，挑水、挖地种菜等。这是国民党时代，在资本主义与殖民地国家的华侨，当他的老师回国后都经常将他自己薪水的一部分寄回来给先生用。

　　我怀疑是否所有的老师都不好呢？不值得学生尊敬呢？而是学生的党团员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许多学生见了我，还是我先向他们点头，学生认为老师是按劳取酬，教得好坏反正是赚钱，教学生是老师应分的，这有什么值得尊敬。祖国几千年来尊师的传统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受到了最大的毁灭。当我在俄语教研组工作时，曾经数度发生过如下的事情：将近期考时学生以班会名义讨论通过，要求教研组或授课老师停课，给他们温习其他的功课，这真是气死我。到底是班会领导教研组还是高教部领导教研组，那些学生认为自己思想进步，可以指导老师，还说这是班会讨论通过的（有的早在15周就提出这个要求）。

## 3、国家的政治制度还有许多问题

　　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国家中许多制度都是不合理的。

## （一）民主制度：

　　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是用捏造、欺骗、夸大的手段来进行歪曲现实，使人们看不清事物的本质；我们国家的报纸，采用强调好的一面，典型的一面，坏的一面一律不讲，同样地也是使人看不清事物真实的情况。

　　记得在哈尔滨时，党委为了使学生了解解放后农村生活提高的情况，作为证实农村合作化的优越性，最初首先组织一批党员干部到哈市郊一个最典型的社去参观，这批人回来后就大谈优越性，说一个合作社里有许多农民有收音机，生活水平又多高，工分高等等，许多使我致疑的地方。我自己是在南方的农村中长大的，我绝不相信土改后农村生活真的就有那样多的改变，求知和辩明真理的欲望使我积极的争取，终于得到到该合作社去参观的机会，结果呢？东北的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南方的一样都还是非常之低。生活的提高并不是那样的理想。同时发现了一个真理：“单靠合作化不可能根本改善农村生活的水平”，在社中发现如下事实，和党团员宣传的完全两样。

　　（1）生活水平很低，吃粗粮，没有青菜，一年都吃不到几次肉。他们用玉米粉做皮，内包豆沙为馅，用这又粗、又酸、又不好吃的东西作为迎接我们从城市来的贵宾。

　　（2）工资分高，比单干户收入多是从那里来的呢？政府用给合作社以全力支持，对单干户置之不理的做法来显示集体化的优越性。肥料贷款，单干少 ；冬季，政府介绍合作社的马车到基建工地去“拉码头”，而单干户没有享受这样的优先权利。这一方面的收入是非常大而有利的。事实上农产品产量的提高和副业收入尚没有显示出很大的集体化的优越性，政府分配给他们种的甜菜面积很大，而单干户只准种粮食。

　　（3）农业生产存在严重无法克服的困难：（a）蔬菜栽培：种包心白菜采用“直播不灌溉，撒下种后等收获”的做法，虽然面积不小，但可以肯定是徒劳无功。（b）副业生产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养猪业表面看发展远景不错，规模大，但按技术力量配备的条件和技术员的水平来看；将造成严重的失败，瘟疫开始，农民只好站在舍房看牠死，也无办法。养鸡，以购买小鸡的数目来看很多，三、四千头，成活率是千分之四、五，多的千分之几十。他们买了三批的小鸡回来养，每批都一两千头，但饲养员指给我们看第一批的（最大者）只剩下几头；第二批只剩下几十头，当中还有得病临死的数头；第三批2千多头，刚买回来的，每天以几十头的死亡率发展着，要根本解决农民的生活水平，在技术力量的装备没有提高和加强以前，仅仅是一个幻想。

　　（4）那样多收音机那儿来的呢？没有一架是农民在生产上的收入购买的，是儿女在外工作，从城内买回价极低廉的日本式旧收音机。

　　（5）再看农民对知识分子的感情，离别时有些农妇拉着我们的女同学哭，是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呢？不是，她们看到我们的姑娘活泼可爱，穿的好，住下几天就给他们一元一元的大票作为生活费，他们看到我们的钞票成叠，看到城乡生活有天地之差，我们走了就不会有更多城里人再来了，他们的痛苦生活就没有谁知道，没有人会同情。他们哭是为了诉苦，她们哭是为了怕我们不知道他（她）们的苦。我们上车时，全村的人都出来送行，事实他们是来看热闹、看汽车。

## （二）刘少奇说过，我们认为说农村的生活比城市生活低，只不过是由于住在城市中的人喜欢吹牛。广州市郊农民每家都有一架单车，这不是真正农民的代表，希望政府组织真正的民主人士下到真正的乡村去看看。报纸中所登载的农村情况，不是真正的情况，只谈农村发展的远景，没有谈发展中存在严重问题。可怜的农民没有一个人为他说话，他们住在原始的生活中也不知道如何地向政府争取自己的利益。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里许多虚伪的东西掩盖着农民的痛苦。

　　（1）报纸不登载反面的东西，不登美国、国民党的文章，我是同意的。但是人民中相反的意见都没有发表的机会，对政策反对的意见没有发表，真正为农民痛苦的呼声绝迹。光明日报最近发表一篇“教授治校”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的隔离立即布置一篇反对的意见，这些都是说明了我国吹嘘的社会主义民主。

　　（2）民主党派是在共产党控制下的，没有独立政治见解，只是举手拥护共产党而已。民主人士也这样说：“我们是帮助党工作的”。对国家的政策，过去没有一个民主人士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过意见，其实有很大意见到现在才揭发出来，这是我国多党派国家的实质。为什么没有一个青年人想入民主党派呢？这是因为这些党事实上不是党派，而是共产党对不同的各阶层人民的教育机构，是学习党政策的机构。

　　（3）许多国营农场中的场长、队长、组长都是党员，其实什么也不懂；学校中每系都有一个党员秘书，名为协助系主任，实则是说系主任思想不成，需要一位党员在思想上来领导系主任工作，造成党团员的优越感。

　　（4）国家教育制度存在着非常可怕的现象。初中升高中没有考试时就进行调查，家在什么地方，如果有地方劳动生产，就不能考上高中，如果有一个学生说：“考不上我回家生产”，那个同学一定考不上，城市中干部的子弟，不用考就会保送，中央干部特别设立一个子弟学校，其实里面的学生有的根本就不想读书，书念得很糟，但因为他们是要人儿子却有书读，同时还要教员保证他们书读得好。我怀疑这是上级布置的，农民的子弟很困难上学，农村的小学很马虎，很糟的师资都在农村，经费少，学生的质量很低，很难和城市比较。因此农村的子弟不能上中学，这就等于排挤农民子弟一样。初解放时农民的子弟能上一些大学，而现在就要逐步陶汰，虽然权利均等，实质上是农民子弟的升学（小学——初中，初中——高中）存在很多困难。看样子，农民的子弟，子子孙孙只有拿锄头耕地了。

　　农民的子弟在升学的竞争中被赶出门口，农村的人口众多，但农村中的学校数量远远地落后于城市中学校的数量，难道农民是还没有开化的中国人民不需要读书吗？这难道是公平的待遇吗？

　　合作社劳动力大量过剩，技术很低，副业生产有的地区发展很困难，有的根本不可能，小学生、中学生动员到农村去，认为是知识分子下乡，事实上劳动力又弱，以他们的知识水平又能解决什么问题，这些绝不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不但没有知识，连常识都无。我怀疑中小学生到农村去会起些什么作用，甚至最简单植物常识都没有，造成什么小麦和蒜头嫁接都是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在农村中搞的笑话，如果要使中小学生真正地在农村起作用，必须改变目前的教育制度，在中小学设农业课，或者由农学院学生去作校长，同时要大大减少普通中学。在农村中大量设立初等和高等技术学校才会对农业生产起很大的作用。

　　如果估计不能全部升学，则将普遍中学改为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后即刻可以起作用，否则中小学生毕业后不能升学，到农村，一方面没有体力，二方面在农业常识上不如一般的农民，又怎能起作用呢？

　　（5）粮食政策问题。农民吃不饱，生活水平高的人才能吃得饱。按中央布置下来，从北到南，大家一样，必然会使人吃不饱，因为这种的做法是反科学的。

　　粮食政策本来是节省粮食，达到计划供应的目的的，但是粮食只在集体机关有浪费，农民一般是很少浪费的，他们是关心五谷的。粮食政策下来之后，浪费的还是浪费。

　　粮食不能用来喂猪喂鸡，违反的可以用办法来处罚，用粮食政策来解决是不好的，这就使人吃不饱。

　　这种政策措施，本身存在着严重地反科学的地方，这些不合理的政策措施给自己的人民送到饥饿的边缘，这说明政策的制定是由主观、宗派、和不民主所造成的。我要求以后重大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要通过全民投票通过，人民对政府没有充分的监督权利，最终吃亏的还是人民，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加强人民对政府的监督，是杜绝错误最根本的措施，只要有完善的民主制度，三害才能及时的扑灭，整风只不过是给改进错误指出方向。改革才是杜绝三害的根本。

　　（6）猪肉供应问题。广东猪肉最困难的一段时间，首长曾经做过报告解释供应困难的真正原因，其实我认为主要原因并不是他所讲的那些，在苏联展览会时，港澳人士回来参观者很多，为了造成一种政治上的影响，这时供应特多。是不是真的有那样多的猪肉供应呢？其实广东猪肉并没有条件那样供应的。当时是动员人员到广州的邻县去收购，规定有100斤的都要拿来卖，以保证广州的政治影响，展览会结束了，能够杀的猪也都杀光，不能杀的还没有长大。这样必然造成猪肉供应的紧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以实际的生活水平来显示，为了政治影响又何必虚伪地夸张呢？这不是实事求是。

　　（7）劳改问题。周恩来在报告中谈到劳改问题我很同意，写信给我弟弟动员他，（他是劳改的）他来信骂我，骂我可笑，说我在学校中根本不了解事实。表面的理论对他没有任何的帮助。有一次我有机会到劳改农场特地对劳改问题作了深入了解。我所看到的一切和周总理报告所说的完全两样。食的很不好，过度劳动，劳动不好要强迫去做，劳改的很多要逃跑，逃跑的追回来就吊起来打。病了，生活等许多条件都非常坏，更谈不上什么教育。干部对劳改犯态度很坏。

　　劳改场我过去认为是犯人的学校，在这里学习，教育他们，报纸也说得很好，说替他们找工作，这我是很怀疑的。好人在各个城市中失业还很多，这些人民政府还未能照顾，那有这样好替劳改犯找职业？

　　马小彦事情，在全国各报大吹大擂，请问究竟象马小彦这样的劳改犯有多少呢？是否能找到职业呢？现在听说要将劳改犯遣散回家（其实别人一看案情，看见是劳改犯就不要），这说明只是共产党的宣传而已。培养典型，拿个别的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的。其实在北方的劳改农场冬天冻死的、病死的更为普遍。期满了释放出来仅剩下一个驱体，染上满身内病的就算是幸运了。

　　我现在看文件、报纸就都要估计一下，能真正反映现实情况者有多少？调查调查看看，有空就下乡了解一下，其真实情况如何？在我院教工中生活就有很多等级，教授的生活很好，又有纱窗。到第一宿舍的公共厨房看看，苍蝇极多，其福利差这么远，同样是学校干部，家属，生活的待遇就有很大的差别，农场工友的生活条件就更差一等。

　　有次造林，我到一个农场工友家去食饭，我食饭非常勉强，苍蝇很多，工友的生活也没有人照顾，好象领导的眼睛永远都是朝上，下面的东西不闻也不见。学校的领导干部稍为向下看看就可以解决。农场的积肥方法非常不好，从没有加盖。第一教工宿舍还不能照顾，农场工友更加没有照顾了。

　　在我们国家中，看来有些人似乎是注定该死的一样。深入了解农村生活的人也是很少的。

　　（8）民主制度（补充）。在党内也是有问题的。党内有些人的思想是有分歧的，有些人认为要稍为照顾农民的，他们的论点从没有在报纸上发表，在党内发表了就扣帽子说有些人要想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究竟这些人是否真的企图否定社会主义工业化呢？谁也不知道。在党内也一样，很显然，跟几个执政的头子有反对意见也是得不到在党内自由发表的地位，就算要工业化，但是对农民也应该要注意一下的。

　　对这些不同论点的人的文章从无发表，这可能是他们从乡下出来，见到城乡矛盾大，相差远，才提出这种论点，他们也不是不要工业化这么傻的。

　　对斯大林功过问题也很简单的讨论，其内中问题完全不知，只发一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就要人家承认斯大林的功是七过是三的说法。听说斯大林曾在苏联实行过象法西斯一样的手法，很多共产党员也拿出枪毙，只简单的来讨论讨论，这使人的头脑简单化，没有独立思考，从文章读了一遍，就重覆文章中的几个字大发表感想。多说英明的人，就认为进步。

　　（9）不进党。我听过基督教，后来找不到真理，后来认识党，要求进团，但是不想进党，我不能无条件执行党内错误的东西。

　　以前我认为整风没有什么搞头，提提意见，检讨检讨就了事，因此不想提意见。见杜院长讲话后还有一点决心，所以这次才稍稍提些意见。

　　（10）我对这样整风有意见。我对整风有如下意见：群众提意见是帮助呢？还是监督呢？党是执政的党，它的错误殃及全民，过去的错误又是严重的，如果人民对自己的政党没有监督的权利，今后吃亏的还是人民自己。

　　（现在看起来要钻牛角尖了，对大问题不敢争论。）

　　是否要“教授治校”，我认为要看内容而定，但是要提醒注意，必须内行人才能治校，不能打游击几年的人才能来治校，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就压下去了。

　　目前党员的水平很低，必须加强群众监督才行，过去也反过3个主义，但是都被压下去了，只有把群众对领导监督的制度充分地完善起来，才是真正杜绝3个主义的根本办法。

　　 （华南农学院院刊副刊1957年7月5日）

　　来源：华南农学院整风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 《与右派分子郭昌华论战记》（内部刊物·注意保存），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