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统战工作中的问题是属于制度问题

　　<重庆、金绍先>

## (金绍先, 　民革中央团结委员)

　　[编者按：金绍先，男，解放前新疆国民党省党部代主任委员，伪迪化市市长，立法委员，与反动头子朱家骅、吴宗信、盛世才、陈立夫等有密切联系，一贯反共反苏。

　　金现为市人委参事室参事，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解放后，金对土改、肃反、司法改革等政治运动，一贯仇视、诬蔑，十分反动。

　　鸣放中，金写了这篇文章，坚决要求重庆日报发表。在这篇文章中，金别有用心地对统战政策进行歪曲，把统战政策同总路线、党的领导、干部政策这样一些根本性质的问题对立起来，企图在所谓“全面发展”统战政策的幌子下，来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总路线，反对干部政策的政治方向。]

　　我认为，在今天以前，统一战线政策，表现在民主党派工作上，它们的作用一般地局限于或者说是停留在组织形式方面；表现在国家机关工作上，也只保持着统一战线的形式，党与非党之间普遍存在着“墙”与“沟”，党外干部有职无权的现象普遍存在，党与非党之间共事合作关系普遍有问题，党外干部的力量普遍得不到合理的使用、培养与发挥。根据最近全国各地揭露的材料，证明以上这些现象，不是一时、一地、某一部门、某一领导干部存在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其所以如此，我认为不只是若干共产党员的思想观点问题，而是党的组织领导制度和干部政策问题，是党的统一战线没有得到全面发展的问题。也就是说，过去统一战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是过去只着重组织形式的统一战线政策规定下来的，至少是不曾用力加以防止的。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不抓住问题的关键来解决——从政策制度上来解决，光靠整风，是不能解决问题、至少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

## 政策能不能争鸣

　　最近我在中共重庆市委召开的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提出了以上的意见，有的同志认为“党的政策是不可怀疑的”，有的认为“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只是制度上有问题”，有的还表示“思想上认为制度有问题，但过去不敢说”。这牵涉到政策能否争鸣的问题。最近全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公开争论政策性的问题，例如学校党委制、赎买政策等等。我感到，政策性问题的公开争论，有利于加强领导，加强人民民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更重要的，沟通政策思想是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主要是指政策方针上的监督，为什么有关统一战线的政策问题不可以作为互相监督的内容呢？我们不是单纯为了“怀疑”党的政策而争鸣，而是为了通过争鸣，沟通政策思想，使党的政策更加正确，使党的政策更为人民大众所衷心接受；政策的争鸣，不是为了削弱党的领导，而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使党的政策进一步得到贯彻执行。至于政策和制度二者，是不可严格区分的，有时制度是政策的具体化，有时制度的本身也就是政策，谁能说学校党委制或国家机关的党组制不是“加强工人阶级领导”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谁又能否认如果只有空洞的政策口号，而不采取具体的措施见诸行动或没有具体的制度加以保证。

## 统战政策须要全面发展

　　谁都承认，统一战线的政策思想，贯串着毛泽东思想的全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的发展。毛主席的统战思想，不仅是全面的，而且在不断发展着，表现在各个时期他的各项重要著作和言论上，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更明确地宣示“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一直到党的八次代表大会进一步宣布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重大方针，我们有理由说，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鲜明的。但是党的统战政策的内容，亦即是政策所预期的和用制度来保证的统战作用，是随着国家形势和国内阶级状况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的，在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是用“三三”制保证统战作用，在解放战争末期到八次大会以前，主要是用民主党派的组织形式保证统战作用。总的说来，在过去，统战作用一般地是从组织形式上体现各阶级阶层，主要是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治活动中的代表性上，当然从这里也派生出其他种种作用，例如团结和发挥民主人士的力量、共同搞好革命和建设工作的作用，在过去也不是没有，不过从政策体现出来的这个作用，只是摆在从属的地位，经常被其他有关政策所代替、所抵消、所排除。这样的政策，在过去民主改革、建立革命秩序期间，不一定不对，但是今天的问题，正出在这里。如果今后要求更多地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从而赋予真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意义，就须要在政策制度上贯注一些新的内容，作一个全面的发展。关于怎样使民主党派参与决策以及使人大、政协发挥名副其实的作用，各方面已经发表了很多意见，这里我只着重从另外两个方面说明我对问题的看法。

## 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的实质是党团员享有特权

　　首先是干部政策问题。党的干部政策，是德才兼备，适当照顾“资”。表面看来；这样的政策，并不排斥党外干部的使用、培养与提拔，但在实际上，这一政策是为“依靠工人阶级、培养提拔工人阶级干部和它们的知识分子”的总政策服务的，在许多具体措施上，不能不使人感到这一政策采取了和团结党外干部不应有的对立态度。所谓德才兼备，德更重要，而德主要是指政治条件，党与非党就必然成为重要衡量标准，中年以上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入世深，历史复杂，首先输了一着。组织观点和群众路线也是德，而组织观点更重要，老干部习惯于过去贯彻组织布置冲锋陷阵的经验，又不善于鉴别工作中的不同意见是否有利于改进工作，因而把唯唯诺诺看作组织观点，其结果是“无才便是德”，思想的懒汉也是德，具有较多政治社会经验的民主党派干部，这又输了一着（我们虽曾看到不少德才兼备和多才的党员干部，但用“无才便是德”的眼光，作为鉴别干部、吸收党员的标准，也所在多有）。加上“资”的照顾，党团员干部包括技术人员在内，一般是经常晋级，很多是连升几级，非党团员干部的晋级提升控制在极小的比例上，从地方到中央都是如此，这就使人意味着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不仅是党团员享有特权的别名，也正是政策的精神实质所在。由于强调党的领导，采要一杆子到底，即使是处、科级领导干部，一般也不使用民主党派干部，甚至研究生、留学生的选派，基本也以党团员为限，最近高等教育部把选派留学生的办法改为自由报考，这当然是一个贤明的措施，但是我们不能说这只是选拔留学生政策的执行问题，而不是政策的改变问题。由此可以说明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在过去曾经为一系列的清规戒律所代替，在实际上，我们不能不认为这些清规戒律构成党的政策的一部分。如果不是这样，那末，党对民主党派的干部政策，可以是“德才兼备加上统战政策”，国家机关的干部政策，除“适当照顾资”以外，不妨也加上“适当照顾统战政策”一类的内容。

## 党章体现出的有关政策有时排除和代替了有职有权和搞好党外合作共事关系的统战政策

　　其次是组织领导制度问题。突出地表现为现有的制度和党与党外人士之间搞好合作共事关系、要使党外人士有职、有责、有权的要求，不相适应，实质上也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党外人士有职无权，主要表现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不从行政职务来区分，而从党与非党来区分。应该看的业务文件看不到，应该参加的会议不能参加，应该负责的事情不能负责，这都是我在法院工作期间所亲身经历的。李维汉部长虽曾在1951年全国秘书长会议上作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机关内部统一战线工作报告”，一般地明确了一些问题，这一报告，经过国务院批准，应该看作是一个政策性的文件，但在一方面，诚如原报告所说，由于“时间短、经验少”，它的内容远不完备和具体，不能起到政策保证作用；另一方面，不仅“政”的政策习惯地不被看作与“党”的政策同等重要（这就是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的道理），而且如前面所说政策相互间的代替、抵消、排除作用，表现在党政关系上特别显著，因而这一政策就不能得到贯彻执行，只是“一阵风”地过去了。由于统战政策着重组织形式的代表作用，被安排在各级国家机关负领导责任的代表性人士，虽然不少是相应地具有专业知识和领导能力的人，而更多的是职、能和年龄、精力不相称的情况，加以掌握代表性的标准，有时不免使人感到神秘和诡辩，缺乏有职、有权、有责的客观条件，要实现有职有权，就不能在人事安排上偏重代表性，要偏重代表性，就不能实现有职有权，这就是统战政策本身的相互抵消作用。由于遵守党章是共产党员的最高义务，党章又较一般政策具有更高的权威，因而从党章体现出来的有关政策，有时就排除和代替了有职有权和搞好党外合作共事关系的统战政策。党章明白规定“党组的任务是在这些组织中负责实现党的政策和决议”，既然是党组负责实现党的政策和决议，而党又是国家工作的领导核心，虽然不应由此得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结论，而一般国家政策由党层层布置下来的现象，显然不是某一部门革一领导同志的问题，而是党的政策制度问题。“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是党员十大义务之一，既然没有相应的规定，提示业务机密和单纯党的机密的区别，对职务无关的人保密和对职务有关的人不应保密的界限，那末要想实现让党外干部“与闻一切应该与闻的事情”的统战政策，就很困难，其结果必然不尊重党外干部的职权，不让党外干部负责。虽然党章也曾规定，党组有“加强同非党干部的团结”的责任，个别作得好的，可以是也曾经是邀请党外负责干部列席党组会议；但在“党组负责”的前提下讲“团结”，前者是制度，后者则是任人捉摩，一般地不能不是把党组决定提交行政会议走过场，起到一些形式的乃至庸俗的团结作用。对于中级以下的党外干部的职权，当然更不在话下，一般是被隔在深沟高垒之外。这样的组织领导制度，不能达到统战政策的要求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体现党性和以党为领导核心的组织领导制度与统战政策之间的矛盾的统一，是统战政策全面发展的重要关键，而这个矛盾的统一，在过去阶级斗争期间，要达到完满的境界，也许有困难，因而造成工作上的损失，也许是难以避免的。而在今后阶级矛盾基本结束、国家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新时期，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技术决定一切，不但自然科学应用科学是技术，经济计划、行政管理也是技术，而这一切是老干部所不熟悉，新的党团员一时还难于掌握，新培养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还不能在很短期内付诸实用，从革命利益出发，须要把旧社会遗留下来党外人士的知识财富加以充分利用，这就须要把过去政策制度上的一些矛盾加以合理的调整，象党章一样定出具体的法令规章，把统一战线政策推进到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 总路线公布后，党群关系不是变好了，而是变坏了

　　一般都说过去统战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党内宗派主义在作怪，我却认为妨障统战政策全面发展的思想基础，如果都看作出于排他、利己的卑鄙的个人主义范畴的宗派主义情绪，不是实事求是的，恰恰相反，一般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是忠心耿耿的，他们主观上还是贯彻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他们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须依靠工人阶级领导、依靠工人阶级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领会为妨碍团结和发挥党外力量的教条，从而毛主席的统战思想不能变为全党的思想。党内90％以上的人在这方面思想不通，我想也未必完全没有党中央的人在内。我们检查过去几年的党群关系，在，总路线公布前，虽也有问题，但不如总路线公布后那么突出，不少党外人士是在总路线公布后开始有被一脚踢开的感觉，只是被养下来。许多事例证明，以总路线为界线，党群关系，不是变好了，而是变坏了；统战作用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这显然是在教条主义地理解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使统战政策溶化到干部政策和组织领导制度上去，进一步受到阻碍，因而在下级的贯彻执行中愈离愈远。这也是过去长期党内阶级教育的结果，他们把阶级教育看作教条，而不知把作为阶级政策的统战政策结合运用；它同时又是片面组织观点的反映，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组织性与自觉性分离，就必然是教条主义，远远地离开了党的利益。据我过去在司法机关工作接触到几位二、三十年党龄的高级负责同志就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这样的思想作风。由此可见，尽管他们当中也存在宗派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有难解难分的关系、甚至也有不少人对统战思想不通是从宗派主义出发，但从全党来说，统战工作中的问题，主要不是宗派主义，而是教条主义，如果说他们是以宗派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其根源仍然是教条主义。如果把病根找错了，就会影响治病救人的效果。

　　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对资产阶级可以采取和平改造政策，我们可以有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这都不违背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难道把统战政策具体贯串到国家机关的干部政策和组织领导制度上去，一面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依靠工人阶级，同时切切实实地让党外人士各尽所能，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就违背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吗？如果不能这样，又算是完美的统战政策、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吗？寄语全国共产党员——中国的优秀儿女，请你们在整风运动中，彻底放下教条主义，从全国六亿人民出发，与党外人士搞好合作共事关系，充分利用一切积极因素，力求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各项工作中，“不要象过去在革命斗争中翻那末大的筋斗，付那么多的代价”。以1956年的国家经济工作和其他若干工作为例，就栽了不必要的筋斗，付出了不必要的代价，虽然是前进中难免的困难和缺点，但也值得警惕。

　　 （原载六月十三日重庆日报）

　　（来源：《重庆市右派言论选辑第二集》（内部文件，只供领导同志参考，请勿外传和翻印），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办公室编印，195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