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委制是‘三害’的温床”——林楚君教授谈高等学校改制

　　<中山大学、林楚君、南方日报记者>

　　“党委制的缺点不在干部能否胜任，而在这个制度本身。”——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林楚君在座谈会上说的这句话，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在一个幽雅的客厅中，记者访问了林楚君教授。

## 问题在制度，还是在人？

　　一说明来意，话就谈开了。林教授首先说明，他认为党委制在解放初期是有好处的。解放之后不久的期间，国家最重要的任务是稳定和巩固政权，保护革命成果。大学由于过去同其他机关一样，在反动派手中，存在很多旧的东西，人也很复什；解放初期，要把学校变成新型的大学，就要进行思想改造、院系调整等一系列的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那时候不是用党委制加强集中的领导，而相反地大“放”大“鸣”，那是同人民的利益不相容的。

　　林教授一口气说下去：但是，今天国内敌我矛盾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大学中进步力量已经生长起来，党委制的存在就值得考虑了。

　　他说，他认为目前党委制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各个学校、各个地方都出现像龙潜、徐懋庸这样的人物。不能完全用个人品质来解释，这是在一定的制度下面的产物。如果不是事事都由党委决定，他们即使存在，也不会发生那样大的偏差。龙潜等是不是好干部呢？是。假设有一天有什么将动摇了社会主义的基础，他们一定是个保护社会主义事业的好战士；但是现在，他们既不了解知识分子的情况，思想本来有些主观片面，又事事要他们决定，事情就弄糟了。在国内敌我矛盾基本解决之后，就更加暴露这一点。因此，与其责备他们本人，倒不如认真研究改革制度。

　　他又说，有人认为，共产党是正确的，是想做好工作的，只要除了“三害”，工作就可以做好。他不同意这个看法。他得出结论：党委制是“三害”的温床(虽然“三害”的来源很多)。必须改变党委制，才能做好工泎，发挥群众的积极性。

## “三害”怎样产生？

　　他从三个方面说明他的论点。

　　第一，实行党委制，就会机构过多，产生官僚主义。他说，实行党委制，问题由党委决定，行政机构就形同虚设，但是党委决定又要通过行政机构实现，机构就显得重重叠叠。同时，从今天来说，党委委员多数不是一向办学的人。能否吸收一些办学的人入党呢？可以，但是他只是普通党员，不能参加党委会。党委不能依靠自己办学的经验，只能依靠组织机构进行工作。许多事情办起来，都要通过许多机构。例如，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系主任之下只有一个女秘书。他们都是内行人。全系的问题都可以解决。我国大学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不相同，不能相提并论，但是我国大学行政人员却多得多。每系有系主任、副系主任、秘书、党的专职干部、干事等。机构层次多，一个人不能决定问题，工作效率就降低，还不用说互相产生的牵制作用了。官僚主义就是由此而生。

　　第二，实行党委制，只靠汇报来决定问题，就产生主观主义。他说，党委对旧知识分子的特点不了解，对办学的业务不熟悉，自己没有直接的经验，但是又一定要作出决定，这就不能不依靠汇报，依靠别人的间接的经验。别人的汇报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可是少不免带有片面性，特别是一些年青党团员的汇报，会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决定问题的时候，主客观就会不一致。主观主义就由此而生。比如中山大学评薪，少数人为此开了一百次会，不可谓不重视；但是仍然出了这样多偏差(不是完全错了)，就是了解情况、主观片面的缘故。

　　第三，实行党委制，不免会产生宗派主义。他说，党委领导人大多数不是从业务工作中出来的，势必要假手于人去了解情况和进行工作。假手于谁呢？当然假手于自己认为好的人。哪些是好的、对工作能够胜任的人呢？就会从周围自己最熟识最相信的人当中去找。但是一校之内这样阔，对于经常见到面的人，讲好话的人，就了解，就信任；对于不常见的人就不了解。一个医生说，解放以来自己埋头工作，领导上一直不知道。这样的人是很多的。这样就自然形成宗派主义。

## 改善作风能否解决问题？

　　他继续说，如果党委领导人的作风是好的，能够去接近群众，可以减轻“三害”；但是不能完全消灭“三害”。因为他们对业务不熟，不是“行家”，而教授是做学问功夫的，他们对教授的甘苦也不明白，就很难谈下去，很难打成一片。他说，要知道谁是反革命分子还容易些，要过细了解一个人，成为知心朋友，就困难了。这不是谈几次话就成功的。当然，好的领导能够接近群众，也可以通过一部分内行人了解一部分情况；而居功自傲的人就毫无办法了。

　　退一步来说，如果党委中有一个好的领导人，对办学又是内行的，实行党委制好不好呢？仍然不好。因为共产党决定的东西拿到群众中去实行，群众就会觉得这是党的事情，自己不用管；那就会依赖党委，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当家作主的精神就受到限制，积极性就不能发挥。群众提了意见，如果不被尊重，其甚者会产生雇佣观点，最少也会有作客思想；如果对群众的意见比较尊重。能够博访周谘，那当然好一些，但是被访问、被谘询和自己决定问题是两回事，仍有主客之分。“礼贤下士”仍然是“下”，而不是平等。党委作了决议，再拿去行政上讨论，党员的意见也就一致，人们有不同意见也不敢提出来。如果不是党委先作了决议，党内外的人就能够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同时，既然问题是党委决定的，群众意见只供参考，这也会助长脱离群众的作风。

## 怎么改？

　　他认为，制度一定要改，但不是立刻全部改，可以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有步骤地改。怎么改？改为民主办学。

　　他说，许多人对这个问题有误解。第一种是以为取消党委制就是取消党委。一个单位，既有党员就要有党的领导机构，这是不能取消的。但是党委制是一种制度，就是规定党委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决定一切问题，然后才交给人办理。作为一种制度是可以取消的。

　　（第二种误解是，以为不要党委制就是削弱党的领导。这就是不了解什么是党的领导，什么是加强党的领导。领导不等于党员发号施令，而是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和群众结合起来，发挥群众的积极性。）

　　实行民主办学，党的领导就不用简单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进行工作，而是用深入细致的工作方法，用党员起模范作用的办法，用党员参加民主办学的机构(例如校务委员会)，在这机构中提出党的正确主张，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的办法，去实现党的领导。这样做，党员是难做得多了。但是，这样就能打消官僚主义，就能使人心服，使人了解党为什么要这样做，觉得自己提的意见只要合理的就被接纳，群众当家作主的精神就会大大发扬，雇佣观点就可以克服。这样，党的领导就大大加强了。这就是好的领导；反之，依靠发号施令的领导，则是失败的领导。如果采取民主办学的办法，那么即使有像龙潜这样作风粗暴的人，在校务委员会上只能提出意见，不能个人决定问题，也就不会产生过去那样的偏差了。

　　或者有人这样想，假如党提出正确的意见，群众也反对，怎么办？这是不了解今天国内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有它的统一性。统一性表现在：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没有问题不可以用说服批评的办法来解决的。

## 把知识分子作为朋友

　　最后，话题转到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的问题。他说，中山大学党委的缺点，主要是脱离群众，不了解群众，没有积极主动地同群众联系；妨碍大家工作学习的情况则是没有的，对老教授还是照顾的，这点比其他地方好。可是，党委有许多人是很客气的。客气同打成一片，是两回事。客气仍是把人当做“客”，中间还有一道墙。

　　他说，党的领导人应该有两重身份。他一方面是党的领导人，一方面又是群众中的一分子。有些人只记得自己是领导人，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有些人只记得自己是群众中的一分子，迁就群众；两者都不对。领导是一种艺术，既要领导群众，又要同群众呼吸相通。为什么一些人一入了党就同过去的朋友发生隔阂呢？原因是他只记得自己是党员，记得自己特殊，不能迁就群众，而不记得又是朋友。只要把知识分子作为朋友，有缺点也是可以批评的。人总是人，总可以讲知心话。中国旧知识分子有他的生活习惯，如果对此不加理会，就很难真正接近，做到水乳交融。

　　他又说，人是很精细的。如果只看表面，就很难了解一个人。尤其对高级知识分子如此。有些党员常常从一个人偶然的行动和小节看人，这样了解一个人，像考古一样，拿了原始人一颗牙或者一块骨头，就想像整个人怎么样。加上制度的问题，影响就不好了。他建议党的领导上把这个问题整个地解决。他说，目前真正接近群众的领导人很少。陶铸同志还好一些，没有官架子，谈话赤裸裸，没有摆得四平八稳，好像自己完全正确的样子。他认为这种作风要推广一下。

　　他说到这里，又补充了他所作的结论：官僚主义有从制度产生，也有由个人品质产生的。

　　 来源：《南方日报》1957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