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蝉噪居”漫笔 　　<中国科学院、徐懋庸> ## （徐懋庸：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研究员，原中共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回春是其笔名之一） ## 序 　　给自己的工作室起了一个雅号：“蝉噪居”，意思有两个。 　　过去从没有做过科学研究工作。据做过的前辈说，这工作是需要一个清静环境的。现在，我也算是研究起科学来了，环境却是极其热闹，玻璃窗外，天天是一大群孩子的争鸣。确也很分心，但没有法，只好锻炼自己的神经，闹中习静。“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古诗人既然体验过这种境界，那么，我也该是达得到的。习了几个月，渐渐的似乎有些工夫了。 　　此外，由于别处的气候的关系，我已经有好几年不作声了，真是“噤若寒蝉”。今年到了北京，却很写了一些杂文，在百家争鸣的空间散播了扰人午梦的噪音。明知扰人午梦是不识趣的，但为气候所感，欲罢而不能，而且螳螂没有来追捕，所以还是要叫下去：“知了……知了……”。 　　配合着窗外的孩子们的争鸣，独自在窗内信笔漫写，这也算是生活，但“科学”，恐怕是不会出来的。 　　“居”名是雅的，也切实。但把孩子们比作蝉，很抱歉；不过，我把自己也比成蝉了，请原谅罢！我在“人格”上是给了他们平等的。 ## 一 学习 　　党中央一贯重视干部学习，近年来尤其抓得紧。但我常常听说，许多高级干部，甚至于自己办学校、领导别人学习的干部，总是叫忙，对于学习，心有余而客观条件不允许。那些高级干部的客观条件，我是不太清楚的，我只相信他们实在忙。但是，我也相信毛主席和许多中央同志一定不比任何人闲，而从他们的言论看起来，他们似乎学习得不比任何人少。这是为什么？ 　　翻翻“资治通鉴”，有这么一个故事： 　　初，权(孙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呼！” 　　据说，拿封建时代人物的事情来给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作教训，是不应该的。我不想给任何现在的马克思主义者介绍教训，但对于这故事，我却不能不感到很大的兴趣。孙权和吕蒙虽不是值得歌颂的人物，在这个故事里，孙权的意见却很好：第一，他认为“当涂掌事”，即现在所谓负领导责任的人不可不学；第二，他认为读书不是为了做教条主义者，而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第三，他认为忙人也可以读书，而且“大有所益。”吕蒙也是有意思的，听了孙权的话，居然学了起来，结果是“非复吴下阿蒙”了。 　　现在的高级干部，当然比吕蒙甚至比孙权还忙得多，客观条件实在也对学习太不利。但现在的有些高级干部毕竟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那“才略”，是非凡的。我看到，有些不读书的人，却极善于领导别人的读书，而且极善于批判读书的人从读书得来的言论，而且还要作结论。…… 　　据说，他的依据，就是地位！ ## 二 “思”和“随” 　　说不应该用封建时代人物的事情来教训现在的马克思主义者，好象也不是绝对真理，因为毛主席是常常这样做的。例如，他在“反对党八股”的报告里，就引了距今十一个世纪以前的韩愈的话：“行成于思”，叫我们要用思想。 　　韩愈的那话还有后半句，叫做“毁于随”。这里的一个“随”字，我看也是很有意思的。 　　现在有这样一种人，自然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领导者，地位不很低也不太高。他们的行为的特点，可以这样假定地来形容：在文艺创作问题上，有一年，他是主张“无冲突论”的；过了一年多，苏联反对“无冲突论”了，他也就大张旗鼓反对无冲突，把“无冲突论”者批评得体无完肤；又过了一个时期，他又来反对暴露阴暗面了；但最近，他又是毒草也可以大放的坚决主张者。 　　自然，人的主张是可以变的。修正错误，服从真理，是优点；也不妨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但是，这种马克思主义领导者的特征，是他们的理论虽然几经反复，却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曾经错过，他每一次的一百八十度的转向都是正确的，所以，他也从来没有与自己战过。战是有的，而且很激烈，但战斗的对象是别人，他经常与外化在别人身上的他的昨日之我战，而不直接与他自己身上的昨日之我战。一外化，我就不是我了。 　　这种人的思想的特点，我看就是“随”，也就是自己从未思想过。 　　他自己随随，是无关紧要的，但他是领导者，于是被领导者们可吃苦了。他们，一则，忙于跟着他向左向右的转个不完；二则，每一次转，都要挨他的对于前一次的批评：苦极了；而且，可真是慢慢地“毁”了。 　　法国的拉·梅特里说：“有多少迂腐的学究，辛辛苦苦了四五十年，被偏见的重荷压得弯腰驼背，比被时间压得还要厉害，看起来什么都学过了，却单单没有学会思想。” 　　我所说的那种领导人，思想呢，看来似乎也没有学会。但说他是“迂腐的学究”是不对的，他辩证地灵活得很。他的偏见呢，不在于对问题的本身，而只在于他永远自以为是。 　　但他是永远不会“弯腰驼背的”。他虽然“随”，但永远不会“毁”，永远是英明的领导者。 　　为什么呢？据说也还是由于地位！ ## 三 根据 　　前面所说的那种一味“随”的领导者，他的每一次理论的大转向，是主观随意的么？不是，他有客观根据的。我知道一些秘密。 　　上一个星期天，一位带点亲戚关系的青年，做资料员的，到“蝉噪居”来闲谈。他说他的首长，要研究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了，叫他找资料；指定的范围，是马、恩、列、斯、毛的有关的言论和“人民日报”上的社论。资料员动了一下脑筋，问：“报纸上所登的许多座谈会的发言，要不要剪贴起来？”首长答：“不要！那是牢骚，乱七八糟，对研究问题是没有用的。” 　　这就是秘密之一。“人民内部的矛盾”，题目是时兴的，而那种惯于“随”的领导者，其言论的根据，却只限于经典著作，党的决议和社论，至于实际资料，那是“没有用的”。他所根据的文件，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对于这些文件，他也有他的处理法。例如，关于某一运动，决议和社论里，本来提得很全面：反右必须防左，反左必须防右。但是，我们的领导者，却认为反右时一定要左得彻底，反左时一定要右到极端。他每次“随”的是文件中的一面。但是，据说这就是党性强，是对上级领导意图的贯彻。 　　另外还有一个秘密。高级干部是常常有“秘本”和“秘闻”的。我也知道一些“秘本”和“秘闻”的内容，其中许多只是供参考，并非决议和指示。但我们的有些领导者，却以此为最可靠的根据；把他的价值看得远在决议之上。往往看到里面一两句在他以为是新方针的东西，就拿出来指导工作。所以，这种领导者，在群众中的威信，确实是很高的，因为他常常能够根据“秘本”和“秘闻”说出一些群众在报纸上看不到的话，使得群众相信他的葫芦里真是灵丹妙药。 　　群众只知道实际资料，但又是片面的；顶多，也只加上公开的文件。但领导者，却因地位的关系，还掌握着秘密。他的根据是这么坚强，所以他虽然不思而随，但能永远不毁。 　　有些地方，甚而至于连科学研究上必须用到而不关什么机秘的材料，也由极少数领导人或大专家秘藏起来了。那么，在科学上有成就的，自然只能是这些极少数的人。别的研究者，恐怕也只好“随”而“毁”了。 ## 四 再谈根据 　　曹操由于误会，杀了吕伯奢。陈宫责备他，他不肯检讨错误，反而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秦桧杀了岳飞。韩世忠质问他：“岳飞犯了什么罪？”他答道：“莫须有！” 　　曹操和秦桧，在戏台上都是以花脸出现的，但整个说来，我对曹操倒有一些佩服之处。在这两件事情中，我对曹操也有某种意义上的喜欢。 　　试想一下曹操的处境，他当时的反对董卓，是以伸张正义自任的。但他被追捕着，时时刻刻有亡身的危险。为了保全自己，给正义得以留下力量，在紧急关头，一时没法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对认为迫害自己的人们采取果断的行动，事后才发现错了，这本来是情有可原的。历史上这样的错误多得很。但曹操抛开了现成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说，偏偏要说出“宁可我负天下人……”的人生观根据，所以是“奸雄”。但“奸雄”说了“奸雄”的本色话，我倒喜欢他的老实。 　　秦桧的杀岳飞，不是没有根据的，还可以说完全符合于“充足理由律”。因为从他的立场说来，他要卖国，而岳飞确确实实妨碍了他的卖国，为什么杀不得。但是他不敢说出他的真正的根据，却用“莫须有”三字来搪塞，他不老实。自然，历史上的最坏的人都不敢在公众面前说老实话的，现在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也如此。 　　我只喜欢曹操的老实，但并不赞成他的人生观；当然，老实也是人生观的一部份，但在曹操，仅仅是次要的部份。对现在的革命者，我们首先要求人生观——世界观的正确，包括老实在内。而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中，老实却占头等重要的地位。一个人，尽管“拥护社会主义”等等讲得很响亮，但若不老实，那么，他的整个世界观的正确性就值得怀疑。老实的人，即使犯了主观片面的错误，但能老实地检讨、改正，可见他的世界观基本上是唯物的。但是世界观基本正确，就是说一片好心，不见得就绝对不会做出坏事。黑格尔说：“一个好的根据(譬如指导行为的一个好动机)可以产生某种实效，也可以不产生某种实效，可以有某种后果，也可以不产生某种后果。”这实效与后果，决定于思想方法之正确与否。许多老实人的悲剧，就是由于思想方法上的某些错误，所以产生在某些事情上的动机与效果的矛盾。 　　批评别人的错误的人，动机也有好坏，眼光也有客观或主观、全面或片面。许多人动机好，真正想治病救人，而对于有些人，却作出否定一切的判断，那只是他们的思想方法主观片面之故。至于另一种人，如我听说的一位领导者，千方百计，捕风捉影，发动群众，统一认识，严逼另一个人承认一个极大的罪名；当那人问这个罪名的定义的时候，他说：“那定义——可是经典著作里面也没有根据呀！”经典著作里面没有根据，那么，可以不成立了罢？但是，偏偏一定还要成立，这是创造性。等到后来群众觉悟了，事情弄清了，轮到领导人自己整风时，他检讨道：“我对党对同志是忠诚的，不过有点儿主观片面；而且那时中央还没有提倡和风细雨，所以方式难免有点儿生硬。但是我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同斯大林一样：七与三之比。还有，那时是你们群众要求搞他的呀！” 　　说这位领导人是秦桧么？绝对地不是，但他学了秦桧的“莫须有”。说他是曹操么？也绝对地不是，但他不及曹操的老实，敢于说出他的真正人生观的根据。前前后后，他总是乱扯于自己有利的根据，连斯大林。自然，这种人在今天是很少见的。 　　猫吃老鼠，是不讲任何理由的，但在哲学上，却有“目的论”的根据。假若一只猫要吃另一只猫，这是同类相残了，似乎得讲一点理由，例如：“你反对我的领导，群众要我吃你………”之类。说来说去，一定要吃。但到底却只有一个根据，就是“一定要吃！” 　　黑格尔又说过：“诡辩派教人寻求足以解释事物的各种不同的观点，而这些不同的观点，也正是根据。”对极了！ ## 五 袭人的本质 　　我这才知道：花袭人原来是个奴才！(旁边有人说：“袭人是奴才，‘红楼梦’上说得明明白白的。你现在说才知道，不是梦话么？”) 　　但是，我说的不是袭人的身份，而是她的本质。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和他的社会本质，不一定是同一的。有的人，论身份是奴才，但他的精神是独立的、爱自由的，如古罗马的斯巴达卡斯；有的奴才则就是奴才。有的人，身份是自由民，甚至于还是主子，但其本质却多少带奴才气。 　　对于袭人，连贾宝玉都觉得她既可恶，又惹喜欢；“红楼梦”的许多读者也如此。但有的人，如批“红楼梦”的“脂砚先生”，却说她是“贤女子”，甚至嫌作者的有些描写是“唐突我袭卿”。到底怎么样呢？我这回读了列宁的一篇文章，才知道袭人确是一个奴才——一个“细致”的、“巧妙”的奴才，一个属于“具有文雅的外貌和适当的风度”一类的奴才。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奴才气”一文中说：一，“奴才一定是出身于极端贫困的阶层”(袭人！)；二，“奴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爱人民”，这可“对老爷们也有利，因为这使他们能够‘举办’慈善事业，首先当然是照顾产生仆人、店员和工人的阶层里的‘驯服的’人们”(袭人！！)；三，奴才的爱人民只准“在极小的限度内，而且必须有俯首听命的表现和‘安慰’被剥削的劳动者的决心”(袭人！！！)；四，“奴才的地位”既然“使奴才必须把一点点爱人民的行为同百般顺从主子和维护主子利益的行为结合起来，这必然使作为社会典型的奴才是虚伪的”(袭人！！！)。 　　（读过“红楼梦”，熟悉袭人的行状的人们，试想一想看，列宁关于奴才的规定，有那一点不适用于袭人？“这里问题正在于社会典型，而不在于个人的特性。奴才可能是最诚实的人，是家庭里的模范，是优秀的公民，但他必然要虚伪。”列宁的这些话，句句是说着我们的袭人呵！虚伪正是袭人和一切资产阶级的政治上的奴才的特性，“最本质的特性”呵！） 　　而且，作为奴才的“最本质的特性”的虚伪，被袭人运用得极其彻底了。这彻底虚伪的结果，不但使得史太君、王夫人极端信任她，而且使得贾宝玉，虽然痛恶她，却又不能不喜欢她(喜欢不等于爱)，而且不能不无可奈何地依从她。奴才顺从主子而又制服主子！但自然，那些粗暴的和笨拙的奴才，是做不到这地步的。袭人的虚伪之彻底，又表现在平时虽然对主子十分“真诚”，但一旦“树倒猢狲散”的时候到来，她的行为，却使人发生“堪叹优伶有福，可怜公子无缘”的感慨。所以，真正奴才气的奴才，他的“一点点爱人民”，固然是虚伪的；他的对主子的“百般顺从”，同样是虚伪的。他的真诚，只是对于他自己和自己的利益。 　　曹雪芹写了袭人，又写了一个平儿；他无非要告诉我们，同样本质的两个奴才，在不同典型的主子贾宝玉和王熙凤手下，是怎样以不同方式运用他们的“细致”的和“巧妙”的虚伪手段的。 　　曹雪芹当然没有读过列宁的文章，列宁不一定读过“红楼梦”；一个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作者，一个是现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一个写小说，一个写政论；但是，一个通过形象的表现，一个通过科学的分析，却对奴才气的本质，作出了同样的规定。这是偶合么？我以为不是的；这是生活使然的。艺术家和科学家，工作不同，但基本任务是一样的，都是要揭露生活的本质。生活的本质既然是客观的，那么，艺术家和科学家，真正认识了生活，就一定会发现同一的本质的。 　　以上只是一则读书笔记——读了列宁的文章的一篇笔记。没有联系当前的实际。但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是还有奴才的，例如那些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者。在我国现在右派分子的言论中，我也闻到了奴才气。 ## 尾声 　　“知了……知了……”已经叫得太久了，带住吧！但是再叫几声：“知……知……知……” 　　（来源：原载1957年7月号《人民文学》。摘自《中国作家协会检查刊物的参考材料》，第一辑“人民文学”，195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