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科学院情报所反右派斗争会上的发言

　　<中国科学院、袁翰青>

## （袁翰青：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及情报所副所长、代所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十个月来，聂光坻（右派分子）与我来往不少，聂的一系列言行，我回顾起来，有很多事，我在处理问题上有毛病。

　　聂自招聘来所后，我看他处理事情有点才干。隔了几天，我找他们几个人谈话，聂很快填好干部登记表交给我了，他的社会关系很多要民主人士几乎都有。我要他谈谈过去，他很气愤的谈到1951年在华东辞职被批准失业几年来到处告状，伸冤没有结果。我说“这给了你一个很好的教训……今天来看，除他阶级出身外，这是他具体的对党仇恨。然后我又谈到工作分配问题。他说专于联系，组织计划工作，可以帮助我全面的搞业务行政工作。我当时对他产生一种“自大”的印象，现在看来他希望抓这一个工作，进行反党反人民活动。

　　后来把他分配在西文组，他有情绪，加上（9月初）安世祥提了建议，我找他谈问那些人力量没有发挥，安提出聂光坻来，这就使我考虑进一步安排他的工作问题。中秋节，我请年长的（50岁以上）外地来的没有家的人到我家吃饭。当时“八大”会议正在进行，聂说：“咳那么多文件，怎么看得了？”给了我一个很不好印象，我觉得他不爱学习。从后来事实看，他并非不爱看长文章，罗隆基在政协发言，他圈点点，用了红线勾出，送给我和时副所长看；还有文汇报的文章，他剪出来，划出红线，前后给我四次之多。那天，大家都走了，聂又来敲门，送了一盒月饼……我向我的孩子说：“这个人有旧作风”今天看来，他是想钻我的空子，对知识分子来说，他是想钻政协的空子。

　　聂以编辑名义至出版组负责，（开始由他提出——编者注）经过酝酿作出决定，才分配其工作。当时出版组七八个人，第一阶段印象不坏。他和出版社联系很好，与副主任还是老朋友，有点旧关系。所要成立的头一天，他来找我，说西四印刷厂为赶印科新很卖力气，要戏票给他们。给了他10张，事后他又发牢骚，说出版社等处还没送给……今天看来是以此联络人，建立个人关系。

　　来了干部，有的分配到出版组工作。聂来找我，说忽儿来一个人，忽儿又来一个人不好搞。我说，人手不够，来人是好事。房子桌子不够是技术问题。他说，人要他挑，没和他商量。……（商量过——编者）他讲工作不好做，同人事科搞不好。我说：“人的关系是靠自己处理，新老同志关系经过一番了解就会搞得好。现在老同志有老的一套习惯，新同志有新的一套习惯……不要性急。”我认为这是立场模糊，应当明确向老同志学习的态度。11月间，周俊烈同志向我提到民主党派的发展问题。当时赵世杰要求参加，我以聂来所以前，在上海参加过九三的学习小组活动，过去有所联系，所以向周提出可考虑他，后来由周俊烈同志介绍到科学出版社，我们小组谈了，至今并未发展。

　　我在参加人代视察工作前，聂给我一包出版刊物要我带去送人，我带去了。我离京前，已交代所务由周俊烈同志负责。在这期间，聂有十几天没有工作，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但我回来才看到，开会批评他时，他就以此为挡箭牌，说“写给请示了我。”他应向周俊烈请假。在会上我未加批评，这是不对的。

　　12月9日他给我送了一本科学新闻。他说：“与组织关系搞不好，要求考虑调动职务”我说过天上班再谈吧，因我很忙没留他坐。

　　秘书科刘杰拿着取以私人名义向外送刊物的三封信给我看，我说“刊物可以送出，信由私人发。”当时我觉得这人喜欢出风头，今天来看他是从四面八方拉关系。

　　12月12、13日他又到我办公室说要辞职，……我反问他第一次辞职的教训还不够吗？我安慰了他一下，工作总是有困难的。我问他对评薪意见，他说这里工资比外面只有高，没有低。实际他是用两面手法。以后从刘豁轩给我的条子，以及出版社小组的反映，知道聂对薪金是不满的。又一天晚上，他拿了刊物到我家，曾共吃晚饭，谈了一些出版社的事情。

　　年终总结，他要求专为出版组的总结开会，会上谈来谈去总是别人都不对，就是他对。他的第一句话，总说绝对拥护党，是抛开名利来做工作的，我已感到他对党对老同志有抗拒情绪。但在我的总结发言中，我还鼓励他说“相信你是拥护党的，你的正义感很强，有打抱不平的情绪……”有一天工间操，他向我说已买好车票回去过春节，节后也许不来了，我动员他别走，春节后大家可以有半个月假回去的，更不要谈辞职的事，他当时说：“经过那么多机关，没有看见过象袁先生这样好的领导人。”当时，我的情绪虽非飘飘然，但并不是没有影响。

　　春节前聂向我说，同志感到不知如何度过四天假期，我就分两天，请了两批人去我家吃饭。他来时，又带来一盒点心。春节期间，他来我家好几次……今天看来，这是他钻我的空子，看准了旧知识分子喜欢这一套。

　　院里有个小印刷厂拟交我所，当时指定杨文同志等5人（其中有聂）与院接洽，因院从全面考虑，没有同意。聂乘杨文汇报前，来向我说，杨文不会讲话，院内同志又不接受意见等等，他在其中起了些挑拨作用。

　　3月11日时副所长来所，岂知聂的消息那么灵通，9日他递上辞呈，写的袁、时所长，这是“将一军”的做法。时所长约他谈，他又拒绝谈，我们经过一再考虑，聂在出版组不合适，决定调回三编工作，我给他说你关系未搞好，他说“责任不在我一人为什么调我一人”接着他又提出只有辞职的一条路，一定要我批准……。调他去三编他不去，后由曹昌、杨雪章劝说，他提出桌子问题。论制度这是不可以的，后来我找赵崑同志商量，提到事情发展到这种情况，是否给他些面子，为了照顾就满足了他的要求。这样处理是错误的，他以此在群众中作为炫耀资本，说明他是为袁先生信任的。

　　6月份聂又找我谈辞职事，我当时只为他分析辞职的利害，并未给以批判和教育。以后所里决定同意他辞职，在反右派斗争开始的前几天，他对我说苏确不给他干部退职表，决定请一个月假，我和时所长同意了。现在看来这是他想避风头的手法。

　　另外在聂调回编译室前，还有两件事：一是陈可培去上海，聂要陈带些稿子去上海印，李有华说现在北京厂子的紧张情况已有所改变，要我考虑。后来我找聂、李、陈一起谈，聂对李态度恶劣：“你懂得什么？要你反映？”当时我批评了聂，但不严格。再是有一天，他带来一本英文练习簿给我看，其中谈到许文恭问他为何辞职的事，要我“不要给别人看，”第二天我将簿子带给了他，……他在其中骂党，给我看，离间党和我的关系，是有分化作用的。

　　4月初，为出版组工作开了一整天会，聂向吴文藻、陶、竺副院长等人反映说：“所里动员了很多人围剿了他12个小时，”使院领导感到所在执行政策上有偏差。雷副局长还派人到所调查这事，并问我：“为什么排挤他”？吴文藻也在政协问我，说他很有能力，为什么不好好发挥他的力量。吴觉农也问我：“聂说你们那儿环境很坏要辞职，你们怎么搞的？”这些说明聂的辞职是一种手段，借以要挟钻政策的空子，也可以说是一种造谣生事的手段。假定准他辞职，他就可以到处造谣，告科学院；不准他辞职，他还可以以所内搞他的活动。……

　　聂在我面前有没有讲过反党的话，我是否附和？我记得有两次：一次他说：“我是不怕的，旧社会如何……今天也不怕”。我问他说：“你要弄清楚，旧社会你不怕是对什么人，今天你不怕是对什么人。”另一次会上他说“所内工会是在被管制期间”我在总结时也批判了他，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工会是工人群众组织，应当在党的领导下。

　　我对他认识有两个阶段。春节前，我看他有些才干，但是主观、急燥、固执。春节以后因他不断麻烦，产生厌恶他的思想，觉得他旧习很深，也觉到他对党有意见，但只以为这是一般党群关系问题。后来虽曾分析过，却并未深入，一直到今天才清醒了。这是很可痛心的事。

　　我应当初步检查自己在处理聂光坻问题的毛病，以致使它造成了所内的损失，使本来一些思想不清楚的同志更加糊涂。些个损失，我应负一定行政责任，甚至可说一定政治责任。因为我太信任了一个坏人，在群众中模糊了对他的认识，使一部分人跟他走。我的警惕性很低，很多同志警告过我，连我死去的爱人也说过，我太温情，容易被人钻空子。虽然他并未敢直接在我面前讲过反党反人民的话，而我几次留他吃饭，和他谈话，总有气味相投的根源。（老同志一嗅就嗅出了他的毛病）。

　　聂一开口就是“绝对拥护党，”说参加工作，个人名利一切都丢开了。实际他的立场站得很稳——资产阶级右派立场。而我站在工人阶级立场还是东摇西摆的。

　　关于我个人的批判，牵涉方面很多，我今天不准备着谈，不过对聂的情况，我是很痛心的，因为自己警惕性低，造成了所内一些同志思想混乱，造成损失。……。

　　 1957年7月19日

　　（来源：《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一)》内部资料，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