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章伯钧的来往

　　<光明日报、储安平>

## 储安平的交待：和章伯钧的来往

　　一、1949年春天，在怀仁堂召开欢迎从东北来北京的民主人士的大会上，我第一次认识章伯钧。私人之间没有来往。

　　1956年6、7月，我吃过章伯钧两次饭，一次是章招待民盟盟员中从事新闻工作的，到有萨空了、徐铸成、萧乾和我等，那次没有谈什么具体问题，但章伯钧向我们宣传了他对新闻工作的一些反动的意见，认为非党报和党报应该有所分工，而赞成非党报纸多登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电讯。饭后就散。第二次饭也在章伯钧家里，主人方面有章、罗隆基、曾昭抡和关世雄(民盟市委秘书长)，客人方面有马连良、戴爱莲和我等，是为了向台湾广播的问题。过了几天，我写了一篇关于新疆陶峙岳部队的情况，写给了关世雄。

　　1956年11月下旬，那时我在青岛写新疆游记，收到章伯钧的信，说各民主党派公推我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这件事1956年7月，胡乔木同志已征求过我的同意，所以我当时复信给章伯钧，表示接受这个任务。

　　1957年2月底我返北京，3月初去看章伯钧，章约定改日再约萨空了、三个人先谈一下，因为萨空了是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的秘书长。大约是3月20日，我们三人谈了一次。章伯钧和萨空了简单地介绍了光明日报过去的历史，他们要我先谈谈。我说对报社的情况完全不清楚，关于编辑工作方面的问题，要进报社了解情况以后才能提出来，当时也谈了几点，大致要加强一些新闻，取消一些专刊等。我要求最初一两个月不接管日常业务，以便向社内同志了解情况，交换意见，研究改革的办法。章伯钧表示同意。当时章伯钧说：“我办报是外行，提不出意见。只想到一点，将来在几构方面，社务委员会之下，除了我这个社长外，是否再加上三个副社长，例如一个可以是萨空了，一个可以是常芝青，一个可以是你，这样可以有人很好地帮助你，否则将来只有你一人，恐怕不好办事。至于我这个社长，尚不管事，你将来要找我时，恐怕连我的人也找不到。”那时章伯钧又谈了一个具体意见：报纸可以考虑直排。他说，毛主席也说过，要是想改直排，也可以试试。章说，即使不全部直排，也可局部直排。

　　那次说定四月一日我去光明日报，由章伯钧陪我去。

　　二、四月一日上午九时，章伯钧陪我去光明日报，他在路上向我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希望光明日报以后多登一些人的新闻。他说，旧社会的报纸很重视人的新闻，现在一般报纸都不大注意人的新闻。他又说：“现在什么事情都集中在几个人身上，报纸上也就只见到几个人的名字，这样一个大的国家怎能弄好？”

　　此外，他还赞成少登教条主义的东西，他说：过去有些假马克思主义者，把文章送到光明日报，还打电话去指定要登。章伯钧说：“以后这种教条主义文章，我们硬是不登。”

　　到了报社，各部级主任都在欢迎我们，章伯钧说：“我把储安平同志带来了，他是一个作家，增加了光明日报很大的力量。”停了两三分钟，他又和别人闲聊了几句，坐了五、六分钟，他就先走了。

　　我当时有这样一个感觉：章伯钧并不欢迎我做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他对我的态度是很冷淡的，我和他过去太没有私人渊源，而党的推荐我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也不好拒绝。由于我感觉到这种情况，因而我就想到，假如我的顶头上司存心和我为难，那我在工作中将会增加很多的困难，所以我想，我应该按规矩办事，按时向他会报工作，免得他疑心我把报馆的事情一把抓，不向他请示。所以4月1日去时，我答应在四月下旬向他会报工作。

　　三、4月21日(星期日)我第一次向章伯钧会报工作，那时我在报社里已交谈了九十多位同志，和原任总编辑常芝青同志及总编辑室主任高天同志(两位都是党员)，对于各个问题也都取得一致的意见，然后我再去向章伯钧会报请示。我向他会报了一些主要的做法，包括民主党派报纸两个方面的作用，增加民主党派的报导，进一步明确宣传的重点，增加新闻，打算取消五个专刊，保留三个专刊，局部调整一些机构，改进编排的形式，工作时间适应报纸的需要等等(详见我5月7日在光明日报所作的“关于改进我报工作的几点意见”。)章伯钧表示同意，并说支持我。

　　那天他对国际新闻特别作了两点指示。一点是他主张采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通信社的电讯，另一点是主张增加对中立国家的政党(如印度的国大党等)的介绍。他有这样的意见：在国际统一战线工作中，中国可以做很多工作；有些工作苏联不适宜做，可以由中国来做。在中国，有些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共产党不方便做，可以由民主党派来做。某些材料人民日报不便登，可以在光明日报上登。他又说，关于这个问题，他要去和周总理谈。

　　那天他又谈到增加人的新闻的问题。他虽未说明，但猜度他的意思，是希望光明日报多登一些民主党派领导人物的活动消息。

　　关于社务委员会，他那天又提出一个新的想法，想成立一个常务委员会。他说希望过了5月5日召开社务委员会，要我准备一下。我说，关于召开的日期，我等他的通知。

　　四、5月15日前后(确日不忆)我用书面向章伯钧会报了4月21日以后那21多天来报社的工作情况，主要是(1)改进报纸工作方案已向全体报告，经过讨论后，大家基本上同意，就打算照这样做。(2)为了克服工作中的某些矛盾，局部地调整了编辑部一部分机构，人事尽可能不动。(3)4月底派了一些记者到几个大城市开座谈会(4)外传由于我入光明日报工作后，光明日报上关于九三学社的新闻就多了，我说这是误会。(5)打算6月1日改革版面。

　　五、过了一两天，章伯钧自己到报社里来了，那天他指示了几点：(1)科学院学部大会的消息应放手报导。(2)他打算由光明日报请一次客，(请那些科学院学部委员)要我开一个名单。(3)他指示应对正在北京访问的锡兰新平等党代表访问一下。(4)对日本来华讲学的物理学家，也可以去访问一下，还应该有他们的照片。结合后面的两点，章伯钧说，以后光明日报应该多访问一些从外国来华访问的国际朋友。当然，他所指的外国，主要是指那些中立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他具体地指示：以后关于从外国来华访问的共产党方面的外宾，主要由人民日报管，光明日报可以不管，关于青年、妇女、工会等方面的外宾，光明日报也可以不管。下列几种外宾则由光明日报管(1)保卫世界和平方面的外宾，(2)外国议会的代表，(3)外国科学文教方面的代表。

　　此外，他看到最近一期的《文学遗产》专刊上一篇文章长到一万多字，他说是不是可以把专刊停掉一些，多登些鸣放的材料。民主党派座谈会的消息要多登，否则各民主党派就有意见。

　　六、我因为对科学院学部委员的情况不很了解，章伯钧要的请客名单，我请报社内部的主管部门开了一个名单，我在5月19日(星期日)上午九时半送给章伯钧，请他批。当时它决定在5月21、23两天分两次请，每次请二三十人，我请他把名单决定后，在5月20日送还我，以便去定菜。过一天章伯钧的秘书洪同志通知我，请客作罢。后来据章伯钧解释，学部委员太多，请了这，不请那，有困难，还是不请吧。

　　七、6月2日(星期日)上午九时我去看章伯钧，因为有好几件事要向他请示。我去时，他刚看过当天的人民日报，他说：“你昨天在统战部的发言很好。”

　　我说：“要谈就谈些大问题，放肆得很。”

　　他说：“现行政治上一些人，大都只谈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要些汽车、干部、房子之类，能谈大问题的人不多。”

　　接着我便向他请示我打算去向他请示的一些问题：

　　1、关于基本建设的地点问题。前次章伯钧已决定在阜成门内路南。后来光明日报行政部主任报告，那儿要拆迁250间房屋，恐怕困难是很多，否可以选用前门大公报对面的那块地？章表示：还是选西单商场的那一块地。至于房子的规模，他说不要太大，可以每天出版两张为设计的标准。

　　2、光明日报曾经先后经原总编辑常芝青同志、国际部主任于友同志，总编室主任张友同志和大公报总编辑袁毓明同志(上述四位均党员)联系三次，想由大公报支援光明日报一些人力。我报告章，说我想去拜访大公报社社长王芸生先生，问章是否同意？要否写封信带去？章同意我去找王芸生，说信不要带了，因为我和王芸生也很熟，他说他见到王时也可提一下。

　　3、我说，罗隆基曾提到陈新桂想入光明日报工作事，问章意见，章表示不赞成。因为谈陈新桂又顺便提起有没有可能让费孝通也来光明日报分负一部分责任，章表示费太忙，恐不可能。但他赞成请几个人做编辑部顾问帮助我，章当时提出费孝通、翦伯赞、胡绳三个人的名字。他说不必每一个民主党派都要有，还是以人为主。这事当天谈到这里，没有谈下去。

　　4、关于《文字改革》专刊是否续出的问题，章表示“让《文字改革》出下去吧，否则他们说我反对文字改革。”

　　5、6月16日光明日报八周纪念，如何安排。章说6月16日可请一次客，客人为(1)民主党派的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宣传部长、宣传部副部长。(2)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陈叔通、马寅初、张奚若、沈雁冰、丁西林。(3)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副部长。(4)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副部长。(5)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副会长等人，另外打算演一次京剧，使光明日报的职工同庆，同时送一部分票子给各民主党派。

　　6、我问章伯钧，社务委员会究竟何时开？我说最好能在八周年纪念以前开。我建议在六月十日前后开。章表示同意，但仍未表示确期。

　　7、七十一岁老教授钱基博投给光明日报一稿，批评党。我觉得份量太重，故送请章看一下，请示如何处理。

　　我谈了三刻钟光景，即辞出去看萨空了同志。

　　八、6月5日下午，章到报社，那时费孝通也来看我(先来)。光明日报6月2日刊载上海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的谈话，说复旦已取消了党委制。6月4日人民日报说无此事，六月五日光明日报也作了更正。章到报社来，通知我以后这类重大新闻，最好隔一天再登，以慎重为是。又说，以后少登刺激性的文章。

　　章和费孝通又谈了起来。费大意说：“目前情况很严重，学生情绪不稳，事情究竟怎么办？我们这时说话又不好，不说话又不好，工作很难做。”费说：除非用军队来压，但那样，事情就做坏了。章说：“那样当然不好，脸上要化花脸了。”他表示局势还是有办法的，他说：“我们跟毛主席走，我们应该出来帮同收拾，”章只坐了几分钟就走了(按：当我在光明日报工作期间，章一共到报社来过三次，一次是五月十七(？)一次是六月五日，另一次是哪一天，记不起来了。)

　　九、我在光明日报工作时。章伯钧曾给我打过两次电话。一次是五月二十日(大约)要我通知报社行政部，写一封信给邮电部长朱学范，请邮电部增加光明日报零售报的份数，以及帮助推销光明日报。另一次电话是6月7日下午打的，说章乃器对光明日报有意见，认为最近几天的光明日报是在“收”了，又说章乃器对于储安平去光明日报工作，事前不知，表示不满。章伯钧指示社内派一人去向章乃器说明，关于储至光明日报工作事，曾通知过民建的黄任老。章伯钧在电话中又说，朱学范对光明日报也不满，说将在民革座谈会上批评光明日报。

　　十、六月八日，人民日报上批评我的错误言论，光明日报的工作同志也在社内用大字报批评我，我考虑我不能再在光明日报工作下去，下午二时去章伯钧家里，提出辞职。我把情况说了一下，他同意我把辞职信留下，他说：“我这里没有外人，你有话尽管说，”但我除了辞职以外，也没有别的话要说，同时章说二时半统战部副部长于毅夫要去看他，所以我就匆匆辞出。

　　十一、6月9日(星期日)上午，章伯钧到我家里来看我，(他共到我家里二次，第一次是3月初旬，是来回看我的)据他说，他是来和我说这样几件事情的：(1)原订6月16日光明日报八周年纪念请一次客的，还是取消吧。因为现在大家心情都不安，这时请客不合适、(2)原定要演京剧仍将演，使报社职工可以欢乐一天，(3)他打算在6月10日分别写信给李维汉部长和中宣部张际春副部长，报告我提出辞职的问题。

　　对于章谈的几点，我当然没有什么意见。

　　后来他问我：“你的负担重不重？”

　　我说：“还好，”

　　他说：“有三种情况比较困难，(1)是身体不好，(2)名利心很重，(3)生活压迫。”

　　我说我的名利心是比较淡的，生活负担也还好，只是身体不大好。

　　他说，现在党有几个困难(1)农民问题不能解决，(2)学生出路问题不能解决，(3)五年计划有缺点。

　　我说：这些情况我也知道一些，只是不愿说出来。

　　他又说，党还有一个问题不容易解决，现在有一千多万党员，做了党员的，科员想升副科长，副科长想升科长，科长想升副处长，副处长想升处长，处长又想升副局长，副局长又想升局长，……官职太多，而想升的人太多，这个问题不能解决。

　　他说：流行的人物一般看得很近，今天能谈五十年，一百年以后的事情的很少，你年龄还青，可以多在思想方面用些工夫，还是超脱一些好。

　　十二、6月15日上午光明日报召开社务委员会，我因身体不好，原打算不去，那天早上八时半打电话给章伯钧，向他请假，同时我说：“昨天人民日报载，你说我的发言稿罗隆基看过，没有此事，弄错了。”(那天后来我还是出席了社务委员会)

　　十三、6月19日中午，章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打算再开一次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15、16已开过两次)他要我准备一下，把许多事情谈一谈。

　　（以上是我所能想起的，我在最近一个时期和章伯钧来往的一些内容。）

　　(附注：7月4日人民日报所载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上的谈话，其中有关光明日报的，有些不是事实。他说，我曾表示等把光明日报的情况弄清后再考虑整个改组问题，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也没有这样的意见。他又说罗隆基和我谈过光明日报的办报方针，也无此事。我和罗仅5月19日谈过一次，谈话内容已见第一个材料。)

　　（(7月4日记)）

　　（来源：《右派分子储安平的言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光明日报社印，195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