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各取所需”进一解

　　<山西、姚青苗>

## (原署名“桑泉”，即姚青苗：作家，1957年时任山西省文联副主任)

　　林芜斯同志的“各取所需的批评”（“火花”1957年第4期）很恰当地批评了目前我们许多主观主义的削足适履的文艺批评。他说：对于这种有害的文艺批评，因暂时想不到个合适的称呼，姑名之“各取所需”的批评吧。

　　其实这种主观主义的“各取所需”的文艺批评，在我国是古已有之的现象，比如关于十三经的疏注和各种古籍的注解和批评，除清初朴学派那些较为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外，很少不带“各取所需”的味儿的。

　　又例如过去这些年来，那些教条主义者对于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理解，就很突出地表现了“各取所需”和削足适履的情况。毛主席在讲话中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说得很明白，文艺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是不能分割的，政治性是最重要的，但却也不能轻视艺术性，不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讲义来代替艺术。在这里，正像在列宁的党性文学原理中一样，毛主席是顾及到文艺的特性的，但教条主义者们却偏偏割裂了毛主席的话。这不仅是在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中，表现得很突出，就是在创作实践中也表现得很突出，像武汉文艺界的负责同志李尔重、于黑丁，不仅以这样的教条主义来指导创作，而且李尔重同志以身作则，在创作中以政治图解来代替艺术创造，并宣称这是真正的艺术方向。据说曹桂梅等青年作者便受到了这些教条主义的毒害，使他们蓬勃的创作力量陷于枯萎的境地。又例如，像三十年前在苏联就已被清算了的“生产文学”，这些年来在我们中国文艺界仍还有很大的市场，这正是因为这种文学被教条主义大力扶植着。如果说，“人民文学”和“长江文艺”鉴于我们的创作中表现工人生活的作品很少，因而大力鼓励和组织关于描写工人生活的小说、特写、通讯和报告文学之类的作品，那不唯是无可非议的，而且是应该大力提倡和拥护的。但可惜情况并不是这样，他们以工业生产战线上的生产报导，来代替描写工人生活的各种文艺形式的作品，这除了干巴巴地浪费了刊物的篇页以外，能有什么效果！当然，这并不是说生产过程不可以出现在文艺作品中，而是说，脱离了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脱离了生产中的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而孤立地描写生产过程和技术改革，那对科学技术发展可能有意义，而对文艺作品说来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人民文学”和“长江文艺”之所以在这方面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来，主要的是由于这种教条主义的文艺思想在作祟。

　　其次，关于题材问题，关于文艺作品中正面人物和新人物的创造等等的重大问题，关于可以不可以揭示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矛盾问题（特别是对抗性之外的矛盾），关于对文艺党性原则的理解问题，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上都曾起过严重的作用，这使我们的创作力量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正如林芜斯同志所讲过的，我们的教条主义的文艺批评家在分析作品时，不是用客观的现实生活来核查作品，而是以那种“各取所需”的框子来套作品。你本来只画一根黄瓜，他说你的黄瓜也没有蔓儿，所以是非现实的，如果你也真画上蔓儿，但另一位教条主义文艺批评家又会说，你为什么只画黄瓜而不加上营养素更多的西番柿，所以你的作品不全面，没有教育意义。写到这里，使人想起李渔的剧本“意中缘”中的那位不学无术的黄天监来，黄天监批评人家画梅花为什么不画上叶子？在黄天监一类人看来，花儿都有叶子，为什么梅花就没有叶子，这岂不是怪事！

　　我们乡下有句俗话“买眼镜买车串”（车串即大车轮子中间的轴孔），各人有各人的对眼。由于立场、观点、习惯教养、个人的水平、志趣及爱好等等不同，常常发生读者在作品中见仁见智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各取所需”是难免的，而作品的真正的客观意义，不一定是每个读者都能了解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出版之后，有一位教授的女儿曾对托尔斯泰说：“自从读了他的小说，她才懂得爱好跳舞会和夜宴这一类事情。”这件事曾使托尔斯泰颇为愤怒。由此可见，要真正了解一部作品的客观意义，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像那位教授的女儿的“各取所需”的理解，也难怪托翁的震怒了，因为作者们都希望读者们能了解作者的意图和作品的客观意义，而不希望看到读者任意歪曲它和割裂它，而批评家应该是作者和读者间的桥梁。批评家不仅要帮助作者更好地创作，帮助作者看出自己的错误及成就，认识自己的弱点和优点，而且也要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作品，帮助读者更深刻而正确地理解与衡量他们读过的东西。例如，杜勃洛柏波夫在论述了奥勃洛莫夫这部作品之后，不但使读者获得了很大的教益，而且也使作者冈察洛夫顿开茅塞，认识了他在自己作品中所没有认识到的问题，他对批评家铭感之至，以至他说这部作品是他和杜勃洛柏波夫共同创作出来的。

　　但是，像黄天监那样的批评家，他的无知和不学无术将对作家和读者带来什么后果呢？老实讲，我们今天创作水平的不高，固然原因很多，但黄天监之流的批评家是不能辞其咎的。不信，请看看张立云、陈企霞这些不学无术的刀斧手给我们的文学创作界带来了何等的危害，请看看于黑丁，李尔重这些教条主义的文艺的理论，是怎样害了别人又害了自己，把许多象曹桂梅那样的青年作家们弄得黯然失色。（原载1957年7月11日“山西日报”）

　　 来源：《坚决保卫了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太原：山西省文联，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