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成系统的几个意见

　　<武汉大学、刘兴夏>

## 一、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吗？

　　“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这几乎成了每一个总结报告中的神圣公式。在这个陈腐的公式中，不该掩藏着许多污蔑的东西。先说思想改变吧。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存在着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乃至于反动思想，原来不是为怪的。要改造，这也是天经地义的。问题在于如何改造。按照中央的方针，主要通过自我改造。可是我们学校，却主要是通过强迫改进，大会小会地斗。同学批评老师的能度和需一些，就要费扣一顶“右倾”的帽子。几十年以前的老帐，硬要人家关在房子里回忆出来。作检讨的时候，报告人哭了，就说是假装的。企图蒙混过关；笑了，又说人家满不在乎；不哭不笑，是无动于衷。有的时候，讲了几句就被事先准备布置好了的同学们轰下台来。这不但不符合于中央的方针，而且不合乎人情。被这样斗过的人虽然不多，但是它在老教师中的思想是深远的。根本方针都搞错了，难道还可以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吗？为了重新估价，接受教训，我们觉得可以在教师中做个调查，看究竟有多少人的思想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自觉改造的？又有多少人是被迫作检讨的？再说党委宣传部的平时思想工作，完全是无计划的。教师的政治学习，几年来都是东杀一刀西杀一刀；形式主义非常严重，不论任何学习，都是计划一大堆，会议一连串，即令一个问题没解决，到头来还是“成绩为主”。去年学习“八大”文件，党委宣传部等了好久得到省委的通知后，才匆匆忙忙地作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动员报告，成立了一个可有可无的教工学习委员会，（指派的）。罗鸿运同志把我们找去开了好几次会，一直没有搞清学习目的是什么，（党委的目的是照抄省委的）我们的任务也是糊里糊涂。当时群众的要求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在文法科的一些系和马列主义教研组，比较偏重于一些新的理论问题的讨论；而在理科和文法科的另一些系则希望要学习就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有一个老教授并且表示：“讨论精神实质，我不参加。讨论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时，一叫我就来。”然而党委宣传部并没有重视群众的这些合理愿望，一方面认为光学理论不好，应该多联系批判自己的教条主义。另一方面，认为当时还没有条件去批评领导上的“三害”。这种看法当然有合理的部分，学习理论当然应该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批判教条主义，但问题在于党委对于如何结合文件的学习去批判教条主义没有作具体的研究，而是从“凡是知识分子都有教条主义”的空调概念出发去布置学习。更错误的是害怕群众去冲动领导上的“三害”。所谓没有条件，实际上是领导上缺乏随时检查工作纠正错误倾听群众的意见的负责精神，一讲学习，就是强调群众的自我批评，而不愿意让群众批评领导的缺点，这是我们在政治学习中最大的片面性错误，也是平时发扬民主不够的具体表现。这种片面性同时也造成了实际政治生活中，党员和领导者总是以改造者自居，群众总是被认为被改造者的片面教育观点和作法的错误。在有一次学委会上，我们曾经建议既然党委认为没有条件让群众发挥自由理想去触动领导的“三害”，只是体会一下精神实质，空空洞洞地联系一下教条主义，就不如干脆不来订计划呀，开会呀，兴师动众地搞一番，因为群众对这种搞法实在够讨厌的了，高级知识分子难道还看不懂“八大”的政治报告吗？何苦叫人们一定要在小组会上勉强应付一下呢？罗鸿运同志坚持说我们只看到了问题的一方面，言下之意，是想要人相信：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看是看得懂的，就是要这样督促一番才会去看呵！这样一次不符群众要求的学习，当然不会取得任何结果，而在我们教工学委会的最后一次会上，罗鸿运对学委的工作作评论时，仍然来了一句“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真是天晓得。这个公式实际上是“三害”的防空洞，在反对“三害”的同时，必须把这个陈腐公式也反掉。

## 二、肃反的错误何在？

　　什么问题使群众愤慨？莫过于肃反中的乱斗一起。开课不开课或者工资的多少，比起一个人的政治上受了委屈说来，都只能算是次要的事。我们的“三害”领导者对于这样严重的问题采取了极其轻率的能度，首先由于他们长期不注意党的政策学习，在肃反中错误地轨行了党的方针。党中央号召全国各地区各单位都要提高警惕，反对右倾麻痹，这是完全对的，事实上各地区各单位都发现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然而我们学校却把这理解成了一定要在每一个系每一个班都要打出反革命来，这就错了，因为这不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主观顾望。在我们马列主义都研组开展点名斗争的时候，当时许多同志的思想都打不通，肃反小组长为此还特别召集了一个团支部会反对我们的“右倾”，并且气愤愤地说：“我不知道我们的同志为什么这样不相信组织”？这就是说组织上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材料诺？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为什么既无足够的事实根据，群众又不同意，组织上一定要展并群众性的追查呢？解释只能有一个，就是主观地一定要打出老虎来，马列主义教研组也不能例外。其次，界限不清，把怀疑的根据当成了开展群众追查的根据。在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为了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肃清，让群众大胆怀疑，并没有错，问题在于不该抓住一鳞半爪就展开群众性的追查，搞得人家下不了台，更错误的是因此而轻率地限制人家的自由，严重的宗派主义帮他们扩大了怀疑的范围，因而也扩大了斗争的范围。这些同志长期的不信任知识分子的进步，有一点风吹草动例如听到发牢骚或者看不惯，很容易刺激他们的“警惕”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当然在这里并不排斥个别的狭嫌报复行为，两者加在一起，就把问题搞得更复杂了。

## 三、如此重视政治理论课！

　　说倾导上不重视马列主义教研组，恐怕任何都不会相信。然而不幸就是事实，在我们教研组刚成立的时候，校长还组织我们集中备过一次课，帮助我们审查过发给学生的大纲，以后就很少有人管我们的事了。这几年来，我们实际上是长期陷于无领导的状态中，按行政编制，我们是教务处的直属教研组；可是在教务处关于全校性的教学总结报告中，好多次都把我们教研组搞掉了，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既不知道我们的成绩也不知道我们的缺点，当然无话可说。我们都是青年教员，干部培养是一个突出问题。虽然我们提过不少意见，嘴都磨破，但是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教务长和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每一次想派人出去进修，总是得不到教务处的支持，据我们所知，外校派人进修绝大多数是超额。只有我们学校里没有那一年按照高教部的数字是足额的。我们老早就提意见要求补充师资，可是学校里总是目光短浅地满足于过去几年政治课没出问题，不理我们的要求。既然人员不增加，当然就抽不出人去进修，这样就为他们找到了不培养干部的“理由”，——“不是不支持，实在是抽不出人来啊！”就算这是“正理”吧，去年中国革命史教研组因为任务较轻，决定抽出二人进修，一个党员干部考取了马列学院很快就走了，一个非党干部申请到北大去进修，则左拖右拖，一直搞到开了学才去交涉妥，难道这也是抽不出人的原因吗？说到我们的科学研究，更是可笑。一阵风，强调没有学完基础课也可以搞科学研究，说是苏联专家的“经典”意见，问题就在于打通同志们的思想，于是乎不顾干部的要求，不研究教研组的全面情况，盲目地追求选题计划，而且是今天拿天、来一本哲学研究所的题目来，限明天就要选好报部，这种搞法就极不科学，当然搞不出什么名堂来。到今天科学讨论计划中没有我们的论文和分会，党支部极其感到狼狈，灵机一动，立即开会发动同志们的积极性，连夜来凑两篇(?!)“论文”还没做好，赶忙就去补了一个分会的名字，在会期当天上午“雄鸡鸣鸣啼”的时候，好容易才算把“论文”赶出来了，可是赶“论文”的人已经疲劳得不能出席作报告了。我们的官僚主义领导者还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呢！

　　就凭猜想，人们一定认为政治理论课教研组应当与党委宣传都有密切联系，可是不然。在罗鸿运同志任宣传部长时，从来没有到我们教研组来过，党委宣传部也从来没有讨论过我们政治课教学的方针，骂起教条主义来，上上下下都集中在我们头上，难道我们愿意这样吗？党委要求我们宣传当前的政策，可是许多可以给我们看的材料也不让我们看，于是造成了不适当地宣传一长制之类的错误。党委要求我们联系学生思想，可是党委宣传部本身就摸不清群众的思想状况，当然谈在不上给我们什么材料，党委宣传部这几年的工作，实际上是忘掉了政治课的。只有一件事党委是忘不了我们的，这就是要我们随时去作万金油干部。

　　来源：1957年9月1日《武汉大学右派言论录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