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郭昌华又讲了些什么话？！（一）：华南农学院园艺系研究生右派分子郭昌华在小组会上的发言 　　前一个阶段斗争会的次数虽然开的不少，一切可以施加压力的方式和手段都已经尝过，但对我来说，并没有帮助我解决任何的根本问题，我今天的发言可能又会激怒群众大声喊打，因为我直到现在还不知道我的错究竟在那里？我承认我自己是一个很顽固的人。但是我为了使我自己的行为不会盲从、附和，不成为一切官僚主义者和主观主义者的助手和帮凶，我就要大胆地怀疑的事物，我就要学会明辨是非的真正本领。顽固如果能帮助我更彻底地弄清是非，这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害处。 　　虽然我的小组发言中的每一句话都被人家反驳了，但我并不觉得我所提的意见都是错的，相反我认为我只要把不满的情绪从发言中除掉，我所提出的问题都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不合理现实。 　　现在让我从新谈一下目前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 I、肃反问题： ## ①在批驳大会上大家都认为肃反不但没有违反宪法，而且相反地却是根据宪法的规定。 　　我认为尽管肃反是根据宪法的规定，但还不能说明在肃反中所采用的许多方式方法不但没有根据宪法，相反却严重地违反了宪法。 　　现在让我回忆一下肃反给我留下的印象：—— 　　在哈外专时，学校要我们全体的学生交代反革命关系和政治历史隐瞒的问题，历两星期之久，把阅览室、阅报室都锁起来，每天按上课的时间都要坐在教室里坦白交代。校门也关起来不能随便进出，绝大部分的学生都是好人；为什么要强迫我们交代？这两个星期的行动自由被剥夺了，这样的肃反已经不单单是肃反革命，而同时也肃到了人民的头上来。严重地打击着每一个人的身心。 　　分配后路过北京，我到北农大去找我一位老同学，刚好他们正在肃反。任何人不准接见，也不准我进去，后来有一位学生知道我是远方来的客人，偷偷地替我去通知我的同学刘一和出来见我，他根本就不是肃反的对象，但他害怕和我谈话，见面只做个手势用发抖的声音说一句“你赶快回去，我们肃反不能见面。”为什么在肃反的时候和不是肃反的对象也不能见面？甚至谈一句话都认为是多余的。 　　到农学院后，当时我还没领到校章，在实验大楼门口就被几位值班的同志，进行对我人格不尊重的查问，我也不是小偷，也不是特务，你们对我的身份不明可以查问，但为什么把我当做反革命分子一样来盘问，命令我马上离开门口。后来我去游泳把锁匙掉在更衣室，晚上记起来到更衣室去拿，有几位纠察员拿着枪对我大声喊叫，把我吓了一跳，并对我毫无礼貌的盘问，难道一个高等学府也有戒严的地区吗？ 　　在肃反期中各个单位多设有禁闭室，禁闭肃反时的老虎，这些人的吃饭、睡觉、大便、小便都要经过批准，这些人都被当为反革命分子一样被侮辱，他们的人格没有被人尊重。 　　在肃反的时候，一位普通的领导干部有权宣布某些人被禁闭，也可以在自己的单位设立禁闭室等。这一切的做法都是违反宪法的。 ## ②大家还一致认为肃反中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 　　我在我所有的发言中并没有说过肃反是没有成绩的。尽管成绩是主要的，错误仍然是严重的。 　　成绩是从肃反的效果和肃清了反革命分子的数量这个角度来说的，而错误是从作为一个人民的政党，在人民内部进行清查反革命的运动中，如何地给人家戴上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如何地把这些人从人民的队伍中划分出去？如何“查问”？如何“帮助”？这一切的工作都关系到敌我界线的问题，党在处理这样一个慎重的事件中我们要用对一个人民的政党的要求，用社会主义原则来衡量我们的党在这个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成绩和错误是肃反体现的两方面。我认为说成绩是主要的掩盖不了错误的严重性。 ## ③群众斗争是非常残酷的，将敌我斗争的形式转移到对人民，对仅仅是怀疑的人进行斗争的话就是不人道的斗争。 　　群众斗争可以利用群众的盲目性，产生极其可怕的威胁。而在群众大会中所得出的一致结论：认为肃反中的斗争应看做是友谊的帮助，是一种查问，是面对面谈话，是提意见，就好象我们向党委提意见一样，根据这样的结论很自然就引导出另一个不人道的结论：——一切在运动中自杀的人都是畏罪，都是自己想死，一切的责任要由他们自己负责。 　　我曾经承认过：“我自己没有参加过肃反斗争，许多具体的做法都不很清楚，只把一些听到的片面例子就给肃反中的许多问题下结论。”但在反右派的斗争中我亲身体会再回忆过去群众斗争的形式，我又推翻了以上我所承认的东西。 　　群众斗争的残酷和群众斗争中的盲目性我可以用如下的例子来说明： 　　三反时我母校的一位职员被当为贪污犯来斗争后跳楼自杀（未死），根据后来了解的材料，他就是有贪污也是不多，当时政府也没有枪毙过任何的贪污犯，他何必畏罪，他何必去死呢？ 　　思改时甚至没有提出过要判罪这一句话，但我的母校也跳楼自杀了一位系主任，他的罪恶仅仅是生活腐化，乱搞男女关系，他何必怕死呢？非去自杀不可吗？ 　　我这一次亲身做为被斗争的对象的体会：回忆参加斗争会发言的大部分老师的面孔，和他们的音调，如果说这是党对一位思想上有问题的学生进行帮助最有效的方式方法的话，那我们国家里的“帮助”实在太不可怕了，这是土改时对地主进行斗争的面孔和声调，这是肃反时敌我斗争的姿态，原原本本地搬来在人民内部来用，这样的帮助多可怕，（只有在园四大会上，和一些助教先生的发言还看出是一种友谊的帮助除外）。 　　再看看我们国家里“帮助”的效果吧！陈长敬先生思想上有问题这是肯定的，我们为了帮助他克服思想上的问题，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帮助，但效果呢？一年多以后陈先生还在发寒慓，在教研组不论决定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拿到当时对他帮助过的英雄好汉们，只要这些人的头稍稍一摇陈先生就马上收回自己见解，进行修改，一直要到这些人点头为止，我最初不明白为什么陈先生要这样做，有一次我向陈先生提意见说：“做为一个教研组主任应该要有一定的决定权”，他用带有发抖的声音对我说：“你不知道，这些人在肃反时很厉害，你太晚一些来不知道当时对我是怎样斗的。”“可怕”威胁着陈先生严重地伤害了他的身心，他难道真的不爱自己的祖国不愿意为自己祖国献出更大的力量吗？不是！他要逃避开这种无形的威胁，他离开祖国是对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所采用的“帮助”方式进行嘲笑和抗议。 　　我认为群众斗争的方法比肉体的鞭打更要残酷，它可以长期地伤害着人们的身心，他可以夺去人们的自尊心甚至宝贝的生命，党在这次整风当中不但没有主动地去揭露群众斗争中阴暗一面来教育群众应如何地用更正确的作风来对待思想上的问题，来处理人民内部的一些问题。相反党员干部却带头地在大会上大叫喊，党还利用它的宣传机构——快报，如何地来赞扬这种粗暴说成为富有斗争性的群众激怒，还把这些喊打的行为描写成反右派斗争中空前高涨的象征。 　　党一向在处理人民内部的问题中非常强调压力的作用，这是党对人民采用压力政策。 　　（采用群众斗争的方法，由于群中斗争中的盲目性，就必然要伤害好人，就必然要造成运动错误的普遍性。） 　　我现在根本就不相信在肃反中造反斗争的对象是非常慎重的，是经过精密审查找到充分根据才确定，我更不相信肃反斗争是一种查问，是面对面的谈话，是同志友谊帮助，是提意见。 ## 我只要求组织满足我两个要求： 　　（1）让我看看我院肃反时如何慎重地选择斗争对象。 　　（2）让我有机会去了解一下我院肃反时是如何进行查问，如何面对面谈话，如何地帮助和提意见。 　　在肃反中已死的人们，他不会为党作证说他的确是畏罪自杀，他也不能为我作证说他的自杀是由于残酷斗争的可怕威胁而引起的。我认为人多不见的就是正确性的标记。群众的声势压不住我对问题的见解，事实，效果才是真理的唯一标志。 ## II.思改运动： 　　我曾说过在思改的时候曾采用对人格污蔑的做法，但争论会中的一致见解却认为这是在思改的时候动员群众来打掉知识分子的威风，这完全是必要的，要把这些对人格污蔑的做法理解为是“帮助”与“关怀”。从这里我更看出了我们的党连这些对人格污蔑的做法都没有勇气承认。 　　解放后不少的党员在各个运动中犯下了不少的罪过，在整风中却要提出“和风细雨”。而旧知识分子是几十年由于旧社会的沾染，同时解放后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要求改造自己，绝大部分都向往着社会主义的事业，但我们却要采用狂风暴雨，想用一阵大风吹掉所有的旧社会的沾染。我认为这样的做法是违反马列主义的原则的做法。 　　整风运动中使我最受感动的事情是：——我看到在这个运动中是知识分子教育了党员而不是党员教育了知识分子，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在向党或向党员提意见时是大叫大喊，没有一个不是分析说理、谦虚、大量，不计较往事的风度。这理应会引起我们的党和每一个党员好好地回想一下过去用什么态度来对待知识分子呢？在整风运动当中反右派的过程里告诉我党不但没有收起老一套的手法，相反却进一步被发展起来。 　　我还要大声疾呼：“我们要说理，我们不要粗暴的斗争。因为说理可以使人感动流泪，粗暴的斗争只会引起人们强烈的反抗。” 　　反右派中的斗争告诉我党企图用一棍子打死的办法来堵住我的口，企图用群众盲目的激怒强迫我承认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和本质，送我到广州去斗争，但事实上所有的论点都是用成绩来掩盖错误。用种种方法对我的发言钻孔子。没有一个论点可以使我信服。 　　钻孔子的办法，大约有如下几点： 　　（1）我说政治情绪消沉——说成为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无比的仇视，要搞资本主义道路。 　　（2）在我国的政策中有错误和不合理的地方——说成为污蔑我国的政策都是错，都是不合理的，政策都错了那总路线也错了，总路线错了社会主义就否定了。 　　（2）思改时采用对人格污蔑的做法——说成为三反思改运动是人格污蔑的运动。 　　（3）国家中许多制度都存在不合理的地方——社会主义制度都不合理，欣赏资本主义的一套。 　　（4）说到工人生活问题——就说成煽动工人来反对党。 　　（5）说到农民生活问题——就说成煽动农民来反对党。 　　（6）我对国家中各方面的政治生活都有意见——说成为有系统有纲领地向党进攻。 　　（7）调动不称职的党员干部——取消党的领导。 　　从以上钻空的逻辑来看，我们的国家是多么可怕。这次反右派斗争如果中央没有预先说清楚还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的话，我也会被塑造成为一个现行的反革命分子。这种可怕的逻辑究竟是谁教导被用的这样广泛呢？从马列主义教研组的老师们到农村中最没有文化的干部，通过这一套的逻辑都毫无困难地给任何一个人戴上一顶帽子。这种的逻辑几年来威胁着人们的身心，甚至连我最敢于承受一切牺牲的一个人对党的许多错误却要沉默几年。似乎在我们的国家中必须依靠这些逻辑来保持党的威胁，来传播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 III.劳改问题： 　　当时我仅仅在英德农场住下的一个时期中，就知道有吊打的现象。福建在强迫劳动中有鞭打的现象。我还看到了劳改犯受社会主义事业的鼓舞，受党政策的鼓舞，如何积极地劳动来向人民赎罪。对干部如何有礼貌，尊重。但他们却受到干部的冷眼、轻视、不理、命令、挨骂。 　　由于我所知道的有限，我仅仅揭发了我国劳改工作中的一些小缺点，但劳改局的同志就用否认事实的做法说我是道听途说纯粹捏造，根本否认干部有打人的现象。这又一次说明党在整风运动中不是诚意接受批评改进工作，而是又一次地掩盖错误。 　　这一次因家庭的一些事我的弟弟到我这里来，他是劳改5年刚回来的，现在我把亲身的经历和所看到的稍稍地揭露一些我国劳改工作中的阴暗一面。 　　我的弟弟由于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追求个人享受，打群架，最后发展到偷盗行为。解放初期由于我相信党和人民政府，亲自把我亲生弟弟送到派出所去伏法，他经历过好多的劳改队和监狱。 　　监狱生活：——看到几十个人住在一个小房间，晚上起来后回去睡觉就没有位置了。只好躺在人家上面慢慢挤才挤下去。在狱中经常看到采用肉刑进行审讯。吊打的喊叫声附近居民都听到的。干部有时出去看戏就把犯人锁起来十几小时不给小便。 　　拷也有种种的拷法，绝大部分人经过拷以后，手脚拷残废了；肉拷烂等。有的拷法只要几分钟就使面孔失色。 　　劳改队生活所遭遇和看到的：—— 　　（1）他在队里当组长，有一个犯人向他请假要回家去拿钱，他回答说：“我也是犯人没有权决定”，后来这位犯人经干部批准后回去拿钱，但上级硬要说是我弟弟批准的，把他手脚拷起来3个月之久，还开斗争会强迫他承认错误。这种斗争会可以脚踢拳打，跪下等，由于他认为人民政府是讲道理的，坚持不承认，不做假检讨，跟干部说理又被干部打。3个月后手拷烂了，脚拷肿了才拿去。 　　（2）劳动强度：——喷射最毒的杀虫剂1605（德人发明大战时用来杀人的毒药），连口罩肥皂都发不全，更谈不上工作服，犯人光身赤背在大田中喷射，后来全组组员都中毒得重病。我的弟弟也不能例外。 　　挑砖组：——定量不定时，还有只会挑40斤者强迫挑70斤。山上山下不停地挑，挑完回来犯人全身发痛晚上小便都爬不起来。有的只好从地上爬出去小便完再爬回来。劳动成为一种刑罚折磨着犯人。第二天照样劳动。当时的犯人被折磨成又瘦又黑，只剩下皮包骨看起来象木炭一样。 　　苏北农场：——突击任务成为经常性，而不是季节性，劳动时间经常在10-12小时。天没亮出发，天黑回家。最长的突击任务三天三夜没有休息（小麦脱粒）。 　　（童年犯也一样跟他们一起劳动，小组内一位只有十几岁的童年犯，因受不了他无法胜任的劳动强度，曾一度偷跑。抓回来被吊起鞭打，还用烧砖的泥往他的嘴里塞。） 　　（1）强迫劳动：——在福建时设立特别组对认为不愿意劳动的人进行强迫劳动。在这组内任何强迫形式都可以采用。鞭打是常见的。有一次有一位有病的犯人不能劳动，但硬说他偷懒，把他绑了拉到山上去强迫劳动，他因病根本不能工作躺在地下，就这样放在地上拖回来。就这样拖几次拖死了。 　　（2）生活条件：——吃不饱是经常的现象，那更谈不上营养条件，犯人中普遍得两种病。一种是脚气，其中有一种称心脏脚气。外表看不出来，突然心脏会停了，这样死了不少犯人。另一种是夜盲。得病的更多。傍晚收工回来有时太晚了，犯人看不见回来，只好躺在山上过夜。集体劳动时收工回来是由一个没有夜盲的犯人带路，然后一个拉着一个走回家，我弟弟这两种病都患过很长的时期。 　　双轮双华犁用人来拉，在拉时用力的那个手马上就肿起来。拉完一趟用手往回按摩才慢慢收肿。再拉又马上肿。拉久时整个上半身都麻木了。 　　以上这些拷、打、强迫劳动的形式、伙食，把光荣的劳动在我们国家中当做对肉体进行折磨的刑罚。这样的东西难道是适合人道主义原则吗？难道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允许的吗？为什么周总理做劳改问题的报告时不揭露这些违反人道主义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我认为周总理如果不是一位大官僚那就是用一些表面的东西来概括党对劳改工作所做的一切，达到欺骗人民的目的。 ## IV.民主制度中的一些问题： 　　一、我们国家的报纸看不出事物真实的面目，用成绩和功德来掩盖缺点和错误，用片面概括全面，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好象我们的党在任何工作上都是尽美尽善。自从我结束了学生式坐在教室中看了几篇规定的文件就大谈英明和伟大的生活以后，我开始走入生活中去。从生活中给我的感触使我感到所谓青年人的单纯事实就是无知。在我们国家的任何一件的事物中那里没有错误和缺点？甚至许许多多所想像不到的东西都会在社会主义的祖国里看到。 　　例： 　　（1）拿个别社生活水平提高的具体例子来说明整个中国农村中生活状况。 　　（2）红线女走了一个幸福社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工农生活水平差不多，有的农民还超过工人。究竟他所指的工人是产业工人还是象我院农场工友每月30多元的工人也不清楚。 　　（3）人民日报：——从湖南“鱼米之乡”的省分中选一个社为例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生活水平一样，在农村要便宜多少倍……。 　　（4）歪曲自然科学来达到模糊视听的作用。粮食政策推行以后提倡“有啥吃啥”，在东北经常吃高粱和马铃薯。许多南方人或者同学因种种原因吃不下这些东西，影响食欲，胃痛，消化不良等现象。大家纷纷写信向政府反映。报纸就利用一些科学将高粱化学成分分析结果公布，论证高粱的营养价值是所有粮食中最高的。意思说政府要大家吃高粱是因为它的营养价值高，为了人民健康而这样做，是合乎科学原理的。 　　把马铃薯拿来当饭吃的时候也同样发表了许多文章来论述马铃薯是一切粮食中含维生素C最高的。 　　以上从表面上看来“多科学”，事实上进行一下具体分析，就根本是违反科学。 　　报纸为什么不发表消化不良的人，不习惯于吃高粱的人吃了高粱不消化，产生胃痛会严重影响身体健康，为什么不发表高粱中营养分的吸收的百分率？ 　　马铃薯是含一些维生素C，但为什么把它的含量跟粮食比，我们知道谷物中根本可以说含维生素丙的。这样的比法含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不说马铃薯经过蒸煮后维生素丙破坏几乎等零的事实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吸取维生素丙主要的不是从粮食中得到的事实呢？ 　　片面夸大为全面。强调一面掩盖了另一面。歪曲自然科学来模糊事实的本质。 　　二、选举制度：——如果说成我们国家的选举制度优越那倒不如说人民信任党来的更确切些。 　　（选举仅仅是完成一下形式的任务。为什么要提名这个人作为候选人——不知道。这个人的面孔如何——没看见。这个人过去为人民做了些什么——不清楚。怎么经过酝酿工作得出这个提名——也不清楚。因为名单的产生是幕后的酝酿。） 　　这样的选举表面看来人人都有选举权，但从实际来看是否对这些人都真正的了解和内心上拥护呢？这就很难说，选他是因为相信党所提出的人选不会是不好的。 　　这样形式化的选举我认为可以用党组织委任的方式来代替。省人民代表由省党委委任。区人民代表由区党委委任，……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还要保持人人投票的形式，我认为从协商开始就要公开，各民主党派提出那些人，根据什么，协商的进展，如何得出结论，这一系列都要发表公报，同时欢迎任何一位选民提意见，表述自己的见解。 　　三、民主权利：——我认为集中和专制是邻居，如果集中离开了群众的基础离开了群众对领导的监督，这种的“集中”就已经向“专制”靠近了，在我们国家中的民主权利的情况来看，我认为我国的“集中”是不够完善的。 　　广州有一位团的领导干部（姓名不详），他和我同车把我送去参加广州社会青年反右派斗争大会。当时他对我这样说：“我国采用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已经充分地保证了我国公民的民主权利，已经是最完善的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就能够代表他的所有的选民来监督我们的政府。”我的看法：——人民代表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时，他们如何通过他们的发言产生对政府起监督作用。究竟是象整风中一样提提意见而已，还是真正起了最高权力机关的监督作用，这对我来说还是一个谜。因为我没有亲自看过当时开会时究竟是如何地开。如何监督。因此这个我不谈。 　　现在只谈人民代表和群众的关系：——选民有的根本就没有见过自己代表的面孔，代表住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代表如何向选民经常收集对政府的意见，代表在一年内做了那些工作。向政府提了那些意见，是否所有的意见都代表了选民的意志。代表的意见是如何形成的，这以上许多问题都需要进行具体分析，都须要大力地使之完善起来。 　　在具体的一个机关和单位中被领导对领导的监督没有任何制度来保证。 　　领导高高在上，对群众的意见可以置之不理，也可以视而不见，更可以扔进纸篓。我们的国家中不管采用那一种的领导制度（党委制、院长制、……）如果离开了群众对领导的充分监督作用，这些制度都会成为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发源地。 　　保证群众对领导的充分的监督权利我们国家中的领导工作才能够更为完善。 ## V.在我们的国家中工人没有完全被当为国家的主人来看待： 　　两年前我在哈尔滨还看到党员干部如何地利用工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进行加班加点，日班夜班接着干，许多已经累病了还要坚持工作，这种用劳动对工人的身体进行无人道的折磨，不但没有触动这些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员同志的良心。相反地还高高在上用许多“英雄的工人阶级忘我劳动的精神”等令人兴奋的词汇鼓舞年青无知的工人们一直持坚下去，这是用缩短工人生命的做法，用损害工人身体健康的做法。这些做法都是不人道的。这还是仅仅2年多以前看到的事。这是在我国早已提出不应该采用加班加点以后的事情。这不得不使我去想像解放初期全国范围普遍采用加班加点的时期，工人阶级——新中国的主人。劳动是如何地折磨着工人的健康。为什么代表着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它的成员却这样去折砖工人呢？这个难题多少年来我总想不通。 ## VI.农民在新中国没有完全得到中国人民应得到的平等待遇： 　　农民在新中国里是最值得我们去同情的一个阶级： 　　a.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农民一切的劳动都脱离不开重的体力劳动。他们的工作时间是全中国所有的劳动人民最长的。天没亮起身一直到天黑才回来。 　　b.农民的文化水平是全中国的劳动人民中最低的，他们只知道终年终日不停地辛勤劳动，其他许多的道理他不会讲，象这样一个俭朴的劳动人民，农村中的干部可以随意对农民私自进行审讯，绑、打，许多东西一贯彻到农村都变成强迫命令。甚至连推广农业技术也要带有强迫的因素。就因为农民的无知却要忍受着政治上不公平的待遇。 　　c.农民的生活水平是全国人民中最低，是最贫穷的中国人民。目前中国的农民在战胜贫穷的面前还是多么的软弱无能，这是因为中国的农村是落后的农村，多少的农民一年买不起一双袜子和一双胶鞋。多少的农民冬天离开了火笼能够过冬，多少的农民还盖着祖传毫无保暖又硬又重的棉被，晚上他们没有蚊帐，只好弄一把稻草放在房间里熏出浓黑的烟把蚊子赶出去后关上所有的门窗，在蚊子所停留不下的房子里，忍受着烟和充满Co2的小房中渡过他们的睡眠时间。多少的农民每餐和他们见面的都是盐菜。农民只好用忍受和死亡同疾病作斗争。有几个农民能有钱上医院去看一次病。农民的子弟多少是营养不足发育不善的。在我们的国家里，谁会比农民的生活过的更苦，谁比农民生活的更惨。我不否认这一切都是旧社会给他们带来的，但是我们再看看新社会如何地来对待痛苦的农民。我认为农民在我们的国家中没有完全享受到中国人民平等的待遇。 　　看下面的事实： 　　（1）刘少奇说农民生活的痛苦，工农生活的悬殊是由于吹牛造成的，他说工农的生活差不多，甚至有的农民生活还比工人高，只要从简单的这几句话，一切农民的痛苦生活都被抹杀了。工农之间的矛盾也被掩盖了。 　　如果真正工农生活水平差不多，而为什么政府还要采取政策和措施把农民从城市中赶回乡去，和禁止农民流向城市呢？ 　　（2）红线女从人民代表的身份只参观了一个幸福社就在报纸上大谈高论说工农生活水平差不多，有的已超过工人的生活水平。 　　（3）人民日报：——在中国选取一个“鱼米之乡”——湖南的一个社的生活水平来论证工农生活水平中的差级。 　　（4）陶省长：——工农干部遇到大牺牲时候，他们会很勇敢这有什么不好，工农干部几年来在农村中歪曲了多少党的政策，由于他们的水平和作风，引起了农民对党多少的不满，难道也不值得政府给予充分的注意。 　　不但否认了农民中的许多问题，掩盖了工农之间的矛盾，现在再看看政府如何地对待农民的问题。 　　（1）油的供应：——农民终年吃菜，许许多多的农村中没有做买卖的商店，平常买不到鱼买不到肉的农村不计其数。但农民油的供应却要比城市低的很多很多。就以广州为例，市民每人每月10两油，而城郊6两，农民呢就更少，有的2两，有的3两，有的4两……总之和市民的供应量保持着极大的差额。照理市民经常能够买到肉、鱼，应该油要吃的比农民少才对，而农民终年吃菜，供应的油却反而少，这是为什么呢？ 　　（2）粮食的供应：——不说三定推行的初期政府所允许农民留粮的数额，就以现在报纸所公布的政府认为已经是偏高的每年每人留粮550斤的数额来算一下账。 　　550斤谷可制成大米（70％）——385斤大米。 　　以我自己在解放初期副食品比较差的情况下每餐半斤米的吃饭量（我的体重100斤左右）来计算每月要吃米45斤，每年——540斤，我当时的吃饭量还没有进行重体力劳动，只进行5000公尺的长距锻炼和游泳。很显然农民终日的体力劳动，体重一般都超过100斤以上，每人每年385斤大米不但没有说少，反而发表一个数字说××农民吃一年后还剩下10斤粮食，我可以肯定这位农民如果不是捏造的话，那他一定不是真正的农民，他一定是经常不参加体力劳动的，同时其他的收入不错，副食品的质量一定要比一般农民高。因此报纸上还说什么农民拿粮食去养鸭等。人都吃不够那里还有给鸭吃的粮食。 　　还有不少的地区每年每人留粮300多斤，400多斤的那就要过着更惨的生活。 　　在这种事实的面前不但否认一切。同时，报纸、中央首长、人民代表都不断地大力宣传工农生活水平相差不多了。农民的生活已经很好了。我认为这就是政治可以使人违背自己的良心来说话。 　　农民的问题并不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贫穷，要求政府马上改善根本的问题，而是农民在解放了的中国里是否受到了平等的待遇。我认为农民没有受到平等的待遇。 　　为什么政府给市民、学生、工人特别优厚的待遇呢？我认为这些人在城市中比较集中，不满情绪很容易传播，会造成比较急烈的政治力量，而农民比较分散，整天累于劳动，接触面小，不满情绪不容易扩大，牢骚走不出自己的大门，就走出大门也因为没有文化很容易被人家一两顶帽子一下子就被压下去了。 　　那些在反右派大会中大叫大喊的先生们，如果让他们过一个2两油的生活，我看最先大闹情绪的大发牢骚的也是这些人。这些人也从来没尝过当肚子饿的时候一百多斤的担放在肩膀上是什么味道。 ## VII.我院党委在整风运动中做了些什么呢 　　（1）杜副院长做了动员报告和一次检讨： 　　a.动员报告：——“我们不是放长线钓大鱼，大家有意见尽量提，错了也没关系，谁提意见都保不了要错误的”。但事实呢？而是放短线钓小鱼了。我认为我自己解放以来一直是保持着对社会主义事业无比热爱的精神来处理个人和国家之间的矛盾，在东北只要多住上几年我自己连命都保不住的情况下，我从来没有闹过情绪要求回来，在俄文教研组去担任了最不愿意做的工作，我为了工作把席子搬到教研组我开夜车，累了打开铺盖点起蚊香就躺在地上睡了，我能够无声无息地去做我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这都是由于我对人民事业的热爱。在整风运动中，就使在我的发言中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错，也不会突然被塑造成为一个坚决反共，坚决反社会主义，有系统有纲领地，在整风运动中有一系列破坏活动，有政治野心的一个右派分子来斗争吧！何况直到现在为止我还认为我的许多论点都还是正确的，尖锐地批评了我国政治生活中不合理的现实。我现在要从这场戏如何地被演起来，如何地结束来进一步去认识我们的党。 　　b.杜副院长的检讨： 　　我认为除了满足一下知识分子的面子要求之外，还承认了一句方式方法不好。除了这些之外什么也没有了。 　　但事实又告诉我仅仅承认过的这些错误又被否认了一干二净。 　　承认这些人斗错了。但又认为这些人拿来斗争又都是应该的，不是历史有问题就是思想有问题。那就是说这些错误是不可避免，是客观存在的必然性，主观上没有任何错误的因素，既然这样又何必承认有错呢？ 　　“方式方法不好”一句话多简单。但事实又告诉我这是反革命分子的狡猾抵赖引起了群众的激怒又是完全正常的，甚至对陈长敬先生的斗争也被形容成提意见过程没有什么粗暴，只拍一下桌子就马上制止了。还把肃反中敌我斗争的形式被描写成多么和平，充满友谊帮助的形式。 　　在反右派斗争的亲身体会中，这些党员干部如何地大叫大喊。如何地在我的发言中钻空子。如何地捏造事实，捏造新闻等来激发群众的激怒，达到打击恐吓的目的，还如何地把拍桌喊打描写成为群众情绪空前高涨的象征。象这一些东西还要我说是同志的帮助和关怀。我在团小组中发言时为了几年来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痛哭流涕，希望大家友谊的帮助，这难道是帮助的最完善的形式吗？我们国家中的“帮助”这两字实在太可怕了。 　　承认错误很简单只有一句话，但马上就有一系列的事实和论调又全部否定了。 　　（1）处理了一件大事：——宣布赵副院长可以搬家了。 　　很显然，许多人对赵副院长的意见多出于嫉妒，看他最近又入了党，又去留苏，眼都红了。就说什么我院院长有丁、李就够又何必再多一位赵院长呢？……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来满足一下旧知识分子心地狭窄的成见。 　　赵副院长的住屋问题，并不是党员的特权问题，而是为什么学院要拿钱去盖这座多余的房子问题。赵院长说起更主要的是一位科学家，党员的称号对他来说仅仅是最近的问题。 　　真正的住屋问题是在农场工友住的（旧拖拉机房），那个宿舍的卫生条件为什么不去处理，流行病到来的时候，病菌多容易在那里迅速传开来。工友有多少钱可以给自己的家属去看病。这些关系到工友身体健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党不去处理一下。 　　来源：华南农学院整风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 《与右派分子郭昌华论战记》（内部刊物·注意保存），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