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亚南钱志诚刘亚翠的右派言行

　　<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

## （王亚南：云南大学数学系助教；钱志诚：云南大学体育教员；刘亚翠：云南大学农学系讲师）

## 王亚南

　　王亚南，男，现年廾八岁，云南建水人，四川大学数学系毕业，现为云大数学系助教。王出身于地主兼商人家庭，其父在土改中畏罪自杀。王不但剥削思想极端严重，且有突出的阶级报复情绪。将其父所留绝命书，一直保留至今。

　　当43年王在中学时，即参加反动三青团进行反革命活动。48年更与十余人组成“为民社”宗派集团，意图逐步发展成为政党，混水摸鱼，作为与党对抗，实现其政治野心的资本。王在解放前非常落后，常与社会上坏分子及国民党军人往来密切。49年曾混入当时我地下组织领导的建民中学任教员，即因有特嫌而被解聘。解放后，王在大学读书，谎报成分，伪装进步，隐瞒缺点，混入我共青团。实则王的反动阶级立场并未有丝毫转变。肃反中，王因历史关系复杂，曾受组织审查，因而对党更加不满。工资改革时，王私欲难填，未遂其唯利是图的心意，更对党公开仇视。王纠集落后分子十人，组织“高家黑店”的帮会宗派组织，王自任高尔大，俨然一店之主，（其余取名高尔孟、高尔英、高尔康……等）互相勾结，从事宗派活动。王并在“高家黑店”中选拔黑心分子，组织反党小集团，王在其中主持，进行篡夺数学系领导权等罪恶勾当。

　　今年鸣放一开始，王即积极向党发动进攻。王是主张杀共产党的狠毒右派之一，声称“共产党不为人民服务，就该杀嘛！”并称赞“葛佩琦的言论是大胆、勇敢”。又公开反党说：“储安平的话是对的，算不了什么”。

　　王对解放后一切政策措施，几无一不加以否定攻击。如对于土地改革、肃反运动、工资改革、教学改革，以及各级领导、政治理论课等均肆行攻击谩骂，说什么：“土改有偏差，象我家乡，搞的很厉害”；“肃反中可杀可不杀的都被杀了”；“工资改革不合理，没有按德按才”；“党委书记水平不高，行政领导水平也不高”；“教政治课的只要会说话就可以教课”。王为右派分子王士魁辩护，共同攻击教学改革，说：“王士魁是以专家眼光来看教学改革的”。王并欲实现以团篡夺党的领导权的阴谋，宣称：“党支部不行，搞不出啥名堂来，我们团支部来搞”。王亚南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已充分说明其为一彻头彻尾的右派分子。

　　王平日发表之诈骗无耻，亦达惊人程度，在系、组一贯破坏团结，打击领导。当面捧人，转过背即将此人骂得一文不值。凡事两面三刀，为抬高自己，不惜阴谋陷害旁人。全系教师无一不遭其恶意中伤。王在教学工作中则一贯怠工破坏，推病装睡，拒绝辅导学生。偶不愿意即辱骂同学，破坏全面负责的教育方针。王并一贯斤斤于私利，视一文钱如命，平日一贯推病怠工，一闻有校外兼课可得报酬，即奋然争执要去。去后又贪心不足嫌报酬少，吵闹增加。

　　大鸣大放初期，王飞扬跋扈，到处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但王奸狡成性，自己尽量不出面，而以“高家黑店”为据点，謆动小集团黑帮分子，四处点火。在“黑云压城城欲摧”之际，王亚南在幕后操纵，挥舞黑旗，全面出击。平日王推病怠工，此时则康健胜似蠢牛，狠毒甚于狼，充分暴露出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狰狞面目，王并公开支持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葛佩琦、王士魁及右派学生王孔渊、喻光辉等的反党言论及活动。在反击右派开始后，王反动阶级复辟妄想破灭，急忙退却潜藏，并进行伪装，反以“积极分子”面貌出现，来批判右派分子以图滑过关去。待其阴谋败露，被人民揪出之后，则谎言骗赖，捏造历史，力图证明其一贯就是拥护党的，长期撒赖，为其丑恶面目抹粉。另一方面又钻空子进行反扑，如说：“讲小话是数学系的风气”等。但其谎言和伪装都被揭穿了，其现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言行又被不断揭发，铁证如山，无法狡赖，王始承认犯有重大错误，但仍不肯承认其严重罪行，还提出所谓“壳黑心红”的谬论来掩饰退却。

## 钱志诚

　　钱志诚，男，四川彭县人，现年39岁，伪重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体育系毕业。钱出身地主阶级家庭，剥削意识极端严重，在大学时即已决定投靠蒋介石国民党以谋权势及金钱。1943年加入反动三青团后，踌躇满志，认为“校长和团长都是蒋介石，今后吃得开了”。（按：蒋介石为伪中大校长及三青团团长）钱自此即开始其一系列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

　　1944年，钱在彭县简易师范任教导主任，适值当地农民发生运动。钱曾请求伪县长派兵镇压，致使农民运动遭受失败。农民死伤达二、三百人，在事情紧急之时，钱并窝藏其岳父伪乡长，袍哥恶霸于自己住所。

　　1948年钱任民明培文中学训导主任，与国民党特务头目毛嘉（校长）勾结，迫害学生。曾与毛嘉同往学生宿舍抓共产党员，经常突击检查学生寝室，翻箱倒笼。为向特务讨好报功，钱在每晨八时以前即站在校门口，对学生进行搜查。在此法西斯式统治下，全校学生无不惶恐终日，钱则得意忘形，声称“共产党”“不进培文来”。

　　解放后，钱阶级立场丝毫未变。参加土改时不服从分配，抗拒领导，在工作中辱骂党团员，挑拨党群关系，经常怠工睡大觉，并犯有错划阶级成分、打击贫雇农积极性、同情地富、泄露土改机密等许多严重错误，使工作遭到极大损失。钱之参加土改工作，只是为了掩饰其反动面目。

　　钱反动阶级复仇情绪根源极深。1950年钱隐瞒历史混入民盟，意在找一组织关系隐身，待机再起。后经组织查出，于1951年停止其盟籍，钱阴谋败露，恨极扬言：“二天老子得势，不干掉你几个！”钱自解放以来对人民政府每一措施，均加以诋毁，对教学改革抗拒破坏。对苏联亦极仇视，说苏联“在东北搬走机器”、“是帝国主义”。

　　钱志诚不惟一贯对党和社会主义仇视，且狡诈成性，是政治上的无赖骗子。解放初期迫于情势，曾声称感激党和人民宽大、要痛改前非，为社会主义努力工作。但过后对新社会仍然仇视为敌。土改和思想改造后，均又作类似自白，事后又证明其为谎言，肃反中痛哭流涕，感激党和政府宽大，说什么“决心戴罪立功，报答党和人民”，假装悔改以此欺骗组织，实则待机进行阶级复辟阴谋。今年大鸣大放开始，资产阶级右派猖狂向党进攻时，钱认为时机已到，一跃而出，成为向党和人民进政的急先锋。

　　钱赞同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主张党退出学校，由“教授治校”，并对党委会进行诬蔑说：“党委会是衙门”、“党委会是阎罗殿”。对学校各级领导及党员同志则加以诬蔑谩骂。钱对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党的干部政策、社会主义的人事制度及社会主义的各项成就，无一不加以攻击和否定。

　　（如说：“有了人事制度，就会邪气上升”；“加薪晋级的教员都是有亲戚舅子老表关系的”。钱在疯狂进攻期间公开扬言：“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切都不民主”。并说：“我认为以前那个老制度不错”。至此，钱一贯企图推翻社会主义，使反动统治复辟的罪恶活动的目的，已暴露无遗。）

　　钱平日表现一贯恶劣，集流氓骗子之大成。来云大时，曾谎称被劫，骗取云大旅费。解放前后，曾强奸无辜妇女。平日一贯挑拨是非，破坏团结，打击领导，稍不遂意即肆意谩骂，影响极为恶劣。

　　钱在大鸣大放中，兴高彩烈，四处活动，表现极为疯狂。鸣放一开始，钱立即致函云南日报攻击党和云大领导，不见登出，又写信责骂云南日报“宗派主义”，为何不登他的信，并胁迫云南日报公开答覆。钱在各种座谈会上，猖狂向党进攻。在省体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达数小时之久，极尽诬蔑攻击之能事。钱在鸣放初期，常在长满毒草的“民主墙”前徘徊观看，眦牙狞笑地说：“共产党这回完了，这些王八羔子该整”。其浪子野心，已为人所共知。在反右斗争开始后，钱因事离校，自知罪恶败露，为逃避群众斗争，拖延时日，久久不归。但右派分子难逃人民天罗地网，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样也逃不出人民的巨掌。

## 刘亚翠

　　刘亚翠，女，37岁，福建福州人，基督教徒，家庭出身自由职业，其本人解放前为资产阶级分子，现为农学系讲师兼系教学秘书。

　　刘亚翠小时受过教会学校的奴化教育。她的爱人杨元昌，原为资产阶级分子，杨的父亲是官僚。抗战期间，她的家里专搞投机倒把，勾结帝国主义分子做进出口生意，经常与美帝空军汤姆来往，在她家中殷懃招待，过着官僚资产阶级的生活。解放前夕，其家庭仍与特务头子谷正伦有所来往，谷并住在她家中，送给她父亲手枪一支，小汽车二辆。解放后，杨的父亲曾经被管制。经过土改及“三反、五反”后，其家庭经济基本上垮了。1952年刘进入云大工作，仍有浓厚的反苏崇美思想。对共产党及社会主义制度怀恨在心，但从未暴露。表面装作积极工作和积极学习苏联，以掩盖其心灵深处的丑恶。鸣放期间自以为时机到来，大肆向党进攻、攻击学校中党的领导，认为党委制不好，主张“教授治校”，企图取消学校的党委制，诬蔑党委，并进行人身攻击，极力为右派分子的观点找“证据”，反对和诬蔑学校党委的领导及干部政策，诬蔑思想改造，肃反运动，这次反击右派的斗争为“断章取义”，以及诬蔑学习苏联的成绩。参观师院出现的反动标语后，刘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认为钱伟长提意见很具体、实际。并向右派分子段永嘉推荐说：“文汇报上新鲜的东西多”。对费孝通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很赞赏，同意费的“一间房，二本书”的论调，并认为“搞科学嘛，脱离一下政治也没多大关系。”

　　在鸣放中，又对段永嘉说：“寸树声的发言不痛不痒；王士魁等的发言才痛快”。鸣放期间，刘的表现有不可一时之势，当时系上要她下乡协助指导生产实习，她却说：“我要放”，而拒绝下乡。转入反击右派后，刘看势头不对，即推故下乡实习去了。当她返校后，农林两系讲助领导小组向她打了招呼，要她检查交代，经多次在小组上说理斗争，她不但没有坦白交代的诚意，反而在会上有意挑拨党群关系。在检查交代过程中，态度极端恶劣，极端不老实，对她的问题躲躲闪闪，不作坦白检查交代。

　　（来源：《右派言行集（上集）（全校教职工中部分右派言行）》（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一九五七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