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嵩龄的反动言行

　　<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

## (徐嵩龄：云南大学历史系讲师)

　　右派分子徐嵩龄，广东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家庭出身商人；抗日战争前在北大读书时，每年挥霍达400银元，过着纸醉金迷的享乐生活。抗战期间在国民党的西南公路局滇西区工作，利用职务经营黄金投机倒把生意，发国难财。之后，又在广州教中学，并混入一私立大学任教。1949年往华北革命大学学习，结业后，不接受组织分配，自行通过马叙伦、白寿彝等关系钻营大学教授职位，没有成功，徘徊北京，与广东私商组织云海出版社牟利，曾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研究”一书，因观点反动，错误百出，曾在光明日报受到严厉批判，广大读者纷纷致函人民政府追查书店商人及作者，书店被迫垮台，徐在北京立足不住，1953年混入云大C。

　　徐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突出，极重金钱名位，并抱有严重个人政治野心。在北京时，自认马叙伦为师，企图以此作为向上爬的靠山。1953年来云大，企图以云大为跳板，混到副教授头衔，再拉私人关系离间，一变而为教授，故到云大仅数月，就要求加薪晋级。以后，即经常向系进行要挟，无理取闹，在系内一贯表现抬高自己，打击别人；攻击领导，挑拨是非，破坏团结，自我标榜，达于无耻程度，常将马叙伦等名人来信摘句向教师、学生公开宣扬，以显示自己来头不小，甚至讲恋爱时亦复如此。

　　徐在解放前教中文，解放后才断断续续开始搞历史。但徐经常自吹为中国近代史专家、中国现代史专家、辛亥革命史专家……等，实则徐连许多最基本的历史常识都不知道。徐以投机取巧，偷窃抄袭方法，并凑成文，美其名为“科研”，欺世盗名，骗取稿费。在教学中一贯宣扬反动思想及荒谬言论，并灌输学生名利地位，投机取巧等卑劣思想。

　　徐一贯对党和领导极为仇视，采取隐蔽阴险的手法，表面上口口声声拥护党，实则积极进行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徐反对党在学校中的领导，主张教授治校，他说校长和系主任应该论流选举，老教授有决定权。在实际行动中则一贯攻击系主任张德光和寸树声副校长，压低李校长，抬高秦瓒，企图达到和右派分子秦瓒等互相勾结篡夺领导权的阴谋。徐又诬蔑党不能领导科学，主张“内行当家”，甚至说：“即使是党员，现在大家都主张由内行来干”。

　　徐并一贯仇视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新型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肆意攻击，辱骂新的史学家，如范文澜、何干之、胡华等，公开宣称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一书（何干之著）还不及他在解放前写的诬蔑党的领导和宣扬美国原子弹威力的“抗日大战记”好，发动全班学生来找何著的缺点，并攻击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声称：“全国刊物普遍存在着宗派主义”。在系中一贯打击进步，破坏团结、破坏教学计划，攻击抗拒领导，并挑拨民主党派的关系。

　　徐平日即与右派分子关系密切，右派分子秦瓒、张其浚、陈复光、李德家及校外右派分子秦淑贞等均与他勾结甚深，在大鸣大放中，此起彼落，互相呼应，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

　　徐在大鸣大放中的表现，可说明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立场和态度。在鸣放初期，他兴高采烈地在各种座谈会上大举进攻，并到处点火，逢人便问：“我×次的发言影响怎样？”同时，他并“以从来未有的心情”兴高采烈地“几乎以整天的时间”来看人民日报当时有意刊登出来的毒草，他以十分赞赏的语气说：“放得好、放得好”。当长满毒草的“民主墙”出现时，他说：“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真是百花齐放”，并辱骂云南日报“鸣放不够”，埋怨云南日报“不全部登我的发言”，嚣张气焰达于极点。在反击右派斗争开始后，徐一变如鼠，沉默异常，在大会上一言不发，暗地里与右派分子秦淑贞过从甚密，群众极为愤慨，一致要求徐作彻底揭发交代。但徐表现顽抗，反右斗争开始以来，徐在领导帮助下仅作了无关痛痒的一、二次所谓揭发，并在会上当众“警告”要他交代与右派分子关系的同志，继续为右派分子张目，破坏运动。

　　徐嵩龄一贯反党和敌视社会主义的恶劣本质，经常在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幌子下，披着“正直”、“人民立场”、“敢说敢为”的外衣进行的，因此曾在一段时期为他的难以数计的大小阴谋破坏活动作了掩饰，使人认为他口头上还是拥护党的，只是有严重的个人主义。但在反右斗争运动中，大家的眼睛擦亮了，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终于露出了原形。

## （一）反对马列主义

　　反对学习马列主义，歪曲谩骂马列主义的历史学家，利用反对教条主义的幌子，阴谋取消马列主义

　　右派分子把培养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员的中国人民大学污蔑为“教条主义的大蜂窝”，利用反教条主义的幌子，来反对马列主义。徐看到后，表示十分赞同。

　　徐不仅赞同右派分子对中国人民大学的污蔑，到处宣扬，并发展说：“人大培养出来的研究生最糟”。

　　他蔑视四门政治理论课，不愿学习，例如，系领导提出要学习政治经济学，他公开反对。

　　徐经常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及其作品，企图削弱和破坏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著作在群众中的教育作用。他经常对学生说：“胡华不行，你们只要搞三年就可以比胡华好”，污蔑胡华是吴玉章的“马弁”，他经常骂何干之著作还不如“抗日大战记”（按：“抗日大战记”，为徐在解放前自己出资印行的一本颂扬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原子弹威力的反动历史书），并把“抗日大战记”推荐给四年级同学，每人送一本，来散布反动毒素。

　　他对毛主席的著作，是当作资料来背，不是学习毛主席的立场、观点，并歪曲党的历史。

## （二）反对党的领导——会同校内右派分子秦瓒、李德家攻击谩骂学校领导，污蔑党不能领导科学，攻击党的组织

## 攻击云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

　　他故意捏造事实，攻击云大党组织说：“云大党群之间是有墙有沟的，党对于学校的事情只依靠党团员，没有依靠广大的教师，特别是老教师”。企图挑拨党与全校教师，特别是与老教师之间的关系。

　　（徐反对党的汇报制度说：“领导工作仅依靠党团员反映，党员说是即是；说非即非”。）

　　徐捏造事实，攻击李校长说：“李校长完全听党员意见，但不符事实，有时还是捏造”。

　　在大鸣大放时期，很多右派分子为了篡夺党对国家的领导权，高喊“有职无权”。徐也在系内歪曲事实，与右派分子遥相呼应，也大叫“有职无权”。教研组秘书根据教研组主任意见拟定学生作论文名单，他却歪曲事实说教研组秘书（共青团员）“是以一成员领导我这个小组长”。（按：徐曾做过中国近代现代史课程小组长），并借此来捏造事实攻击学校领导说：“小组一切事情，领导上只问他，不问党外人士，他的意见就成小组意见”。事实上徐做教学小组长不是有职无权，而是他经常怠工。

　　徐恶毒地把学校向高教部汇报工作污蔑为“报功”，他说：“领导上只是叫人填表，向高教部报功”。

　　他对社会主义的云南大学进行污蔑，他说：“全国各大学没有一个象云大这样冷酷无情”。

　　徐在学校中经常以抬高右派分子秦瓒的手法，来打击李校长，他说：“秦瓒做北大经济系主任时，李广田还是个助教”。

　　他对系主任肆意攻击污蔑，他说：“系主任领导作风非常恶劣，令人不能想像”，又说：“他想出种种办法压制群众的科研发展”。企图煽动系内教师来反对系领导。

　　徐夥同右派分子李德家对历史系主任进行恶毒攻击。他们认为李校长和寸付校长是系主任的撑杆，只要打击系主任，也就是打击李校长和寸付校长了。

　　徐以民进领导人的身份，干涉与威胁系的领导。在去年分配指导毕业论文的问题上，系秘书按照系的决议布置工作，徐为了争工作量拿超额工资，因而极端不满，当面辱骂系秘书说：“这是无耻的阴谋”。又如徐坚持要代表教研组赴北京开会，系里尚在研究，没有决定，徐又大大不满，书面警告系秘书说：“我是民主促进会的领导，我现在以领导人的身份警告你，如果不按照我的意见处理这事，发生团结问题，应由你负责”。徐竟敢以民进领导人身份来干涉系内行政领导，其阴谋篡夺领导权的野心，于此可见。

## 污蔑党不能领导科学

　　他说：“党委不懂学术，不能领导科学”。

　　徐反对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而主张“内行当家”，他说：“现在不是说内行当家吗？（按：内行当家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为了推翻党对科学文化事业的领导而放出的一支毒箭）即使是党员，现在大家都主张内行来干”。

　　他企图在反宗派主义的幌子下来反对党对全国刊物的领导。他攻击全国出版界说：“全国刊物普遍地有宗派主义”，并公开提出要由民主党派在云南创办一个刊物，来排斥党的领导。

## （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

　　右派分子秦瓒反对协商制度，主张资产阶级的表决制度，妄图以此来篡夺领导权，徐即起而应之，提出了从教研组主任到校长都要用“民主方式进行选举”的主张。

　　右派分子秦瓒反对党的汇报制度说：“汇报制度是以讹传讹”，企图割断党群关系，徐即起而应之说：“领导工作，依靠党团员汇报，党员说是即是；说非即非”。

## （四）反对社会主义——否定学校工作成绩，反对党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徐对教务处的工作成绩全盘否定，他说：“这几年来，教务处对于教学工作，并没有深入群众，去进行具体了解和具体帮助，教学的内容体现在课堂讲授、课堂实习、课程论文、毕业论文等等，依我们历史系来说，你们并没有深入去进行领导教学环节。最重要之一的课堂讲授。主要体现在讲稿和讲义上，可是你们不去了解研究，历史系编印了几年的讲义，你们不闻不问。历史系课程论文和毕业论文进行得最早，多少有一些经验，但你们从不去进行具体了解，更不要说如何去具体总结经验和推广这个经验了。究竟怎么样的水平能指导论文？怎么样的人才能指导好论文？某些人是否负责？某些人是否不负责？某些人的缺点在那里？某些人的优点在那里？原因何在？课堂讲授与论文的关系如何？怎么样的论文就算得创造性的论文？能够做出创造性论文的原因何在？所谓独立思考的能力怎么样体现在论文里面？这些问题，很可以深入群众。但是，依我所知，你们差不多可说从来没有深入去了解和研究，我想你们恐怕是不甚了解的，你们只是高高在上，说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现在我要来问你们，你们究竟根据什么调查研究说出来的？我看你们是以耳代目，以偏概全了，这是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

　　1956—1957年度，党和行政根据高教部的指示，要实行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徐拒绝贯彻这一方针，经常在课堂上鼓动学生写文章发表，可以名利双收，来破坏党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因而有些学生便一天埋头写文章，想出名、拿稿费，影响了同学的正确学习，给同学灌输了严重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使这个方针的贯彻遭到极大的破坏。

## （五）破坏鸣放及整风运动

　　徐反对党委在学校的领导，鸣放初期，他竟捏造领袖言论，得意洋洋地翘起大拇指对某付教授说：“毛主席真英明，主张党委退出学校”。

　　徐不仅主张党委退出学校，而且还写文章攻击高等学校里面的“党委领导制度有许多缺点”。

　　徐认为党委制不够民主。因此，他说：“我主张在党委的原有基础上尽量扩大民主，吸收学校里面的民主党派和教授、付教授的代表人物组成校务委员会去办理”。他的目的是要用资产阶级民主来代替社会主义民主。他认为“在校务委员会里面，大家对于计划的制订和施行都有权来讨论和负责。

　　对于校长和付校长，校务委员会可以向高教部建议任命和撤换；教务长、系主任、教研组主任，按照民主方式进行选举”。企图以此来反对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达到资产阶级右派“教授治校”的目的。

　　徐反对党在学校发号施令，他认为“教授应有决定权”。

　　右派分子秦瓒提出付校长由民主党派轮流担任的反动谬论，徐即起而应之说：“我建议高教部和学校当局考虑，增设一两位付校长”。

　　徐在右派分子秦瓒的支持下，捏造事实，对寸付校长进行恶毒的攻击，反对国务院的任命。例如他说：“寸在解放前仅仅当过讲师付教授三几年，教学能力和经验完全没有，至于科学造诣更不必谈了等等”，完全是捏造污蔑。

　　还在鸣放开始以前，徐写了一篇关于护国运动史的文章，投到云南日报，该文对护国运动，进行了许多歪曲的分析和捏造，云南日报不予登载，徐就鼓动学生，（其中有右派分子六开志等）前往云南日报进行要挟，企图搞起大民主。

　　在鸣放初期，他骂云南日报说：“云南日报登我的发言，只登一部分，不敢鸣放，是各取所需”。

　　历史系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召开攻击云南日报的座谈会，他说：“我对云南日报有很多意见，一定参加来提”，企图夥同学生中的右派分子，一起向党报进攻。

　　（徐在鸣放初期，到处攻击领导，攻击党团员，从系的座谈会一直到统战部座谈会，都大放厥词，达到搞垮党和领导的目的。）

　　他在到处攻击党和领导后，碰到学生和教师便追问对他的发言的意见，企图寻找“知音”，到处点火。

　　在大鸣大放中，学生中的右派分子问徐对“民主墙”有何看法，他说：“放得很好”。他对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反动言论表示十分赞同。

　　在大鸣大放期间，学生“民主墙”出现各种反动言论时，他大为称快，到处对人说：“民主墙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真是百花齐放”。并衷心为反动言论的纷纷出现而高兴地说：“真是推陈出新”。

　　在反击右派开始后，徐的嚣张气焰顿时低沉，在会上一言不发，既不交代自己的问题，也不揭发与他有勾结的右派分子。同时在反击右派分子张其浚的大会上，反咬积极分子，为右派张目阻挠运动的开展。

## （六）阴谋组织活动——同云大及校外右派分子均有勾结，并同他们进行阴谋活动

　　右派分子秦瓒自己承认徐是他小圈子的人物，徐是他的义务宣传员，秦的机密，徐是及时得知的。例如：全国政协需要补充列席代表，省政协要下午才讨论人选问题，当天上午徐就到某教授家说：省政协已决定秦瓒去了”，并且又为秦瓒宣传说：“秦是三喜临门，一是当了九三主委，二是新

　　（婚，三是又得列席全国政协……”。他与秦狼狈为奸，于此可见。）

　　他曾写信向民进中央主席马叙伦推荐右派分子秦瓒作民进昆明主委，企图垄断昆明民进组织，作为其反动的政治资本。

　　徐对民盟组织给他的帮助一贯抵触。但却与章罗联盟集团中的右派分子李德家臭味相投，过从甚密。他说：“历史系内的盟组织，我感觉到温暖很少，有时甚至没有温暖，除了李德家同志给我同志式的温暖之外，其他能得到的差不多都是个人朋友关系的温暖，而不是组织关系的温暖”。

　　为了排挤盟内进步分子，徐在右派分子李德家的支持下，向章罗联盟所控制的民盟中央去进行“控告”。

　　徐与章罗联盟在云南的另一代理人，右派分子陈复光关系极为密切，平日在中国近代史课程小组的会议上即一唱一和。徐为了夺取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主任职位，曾以罢工罢教行为来威胁领导。但在陈作教研组主任后，徐就不再争夺了。徐自称陈给他的帮助最大，在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成立会上，陈公开对大家说：“教研组主任我当和徐先生当都是一样”。可见陈、徐二人是互相勾结，把持教研组。

　　徐经常为右派分子张其浚吹嘘。张其浚为了培养徐为打手，不经学校批准即命出版科指定专人为徐经常抄写文章及资料，并在油印方面无限制地给以方便。徐在大鸣大放中则大捧张为内行，主张科研委员会要由张来主持，在民盟反击右派分子张其浚的大会上，徐对揭发张其浚的同志进行打击，阻挠反右派斗争的发展。

　　徐与民进昆明召集人——右派分子秦淑贞来往频繁，徐对秦说：“政协代表很重要，不能放弃”。互相勾结，争夺政治地盘。

## （七）一贯在校内、系内破坏团结，打击进步力量

　　1952年，徐到云大后，即自命为中国近代史专家。为了垄断近代史课程，即对近代史教师李为衡、马开梁、马忠民等进行打击排挤，结果达到垄断近代史课的目的，徐甚至在学生中攻击李为衡等三人说：“他们的课，教得不好，大家意见很多”，并捏造事实，为自己吹嘘说：“我教的课，学生都很欢迎”。（事实上学生意见很多）

　　1953年起，李为衡又调来教中国近代史，徐嵩龄有意识地对他进行排挤和打击。例如有一次学校举行检查性听课的经验交流座谈会。徐在事前即专门四处奔走，搜集李为衡讲课中的缺点，加以夸大，在大会发言中，既不交流经验，也不肯定成绩，而是对李大肆攻击。张智辉分配来历史系后，他企图把张要来搞中国近代史，把李为衡挤走。

　　1953年，陈德铨分到历史系，徐想培植私人势力，把陈要来搞中国近代史。但没有达到私人目的，后来，陈在一次检查性听课中对他提了些意见，徐从此即对陈怀恨在心，在会外会内进行打击，并以工作和前途进行威胁。

　　1955年，郑可立、张智辉分配到历史系工作，徐又想培植私人势力，说他们成绩很好，理论水平高。但后来他培植私人势力目的未达，郑对他的教学提过意见，他又对郑、张二人在会内会外大肆攻击，如有一次郑领导学生课堂实习，徐在课堂上即歪曲郑的意见，当着学生对郑进行攻击，徐并公开宣传说他们不堪造就。

　　徐挑拨九三与民盟的关系，他对某教授（盟员）说：“某人刚入九三就当了委员，你在民盟苦了多少年，还是个小组长”。

　　徐在原中国近代现代史课程小组会上经常大骂系主任，并把小组工作的缺点和不能即时成立教研组的责任都推到系主任的头上，企图挑起小组成员来打击系主任，经小组大多数成员反对，他的阴谋才未遂。

　　徐对系内许多党团员经常肆意攻击，徐对毕业论文的指导工作极不负责。根据很多学生的反映，系上对他婉言指出应当改进。徐大为不满，立刻发动平日与他勾结一气的右派分子学生及落后学生向系进攻，硬说他的工作是负责的，系里对他施加压力。徐并到处扬言：“丁宝珠、钟运六（二人是系秘书、党员）整我”。又如一位党员根据可靠材料写了一篇系内教师进行科研的简讯，在“历史研究”发表，徐认为有机可乘，就四处攻击，说“报导失实”，并直接写信到“历史研究”编辑部，污蔑报导“杜撰”，是“虚构”，系上为了解决问题，曾召开全系教师座谈会，在全系教师批评下，徐在会上承认了错误。但在大鸣大放中，徐又重新歪曲事实，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照旧大肆攻击。

## （八）歪曲党的历史，散布反动毒素，学术上的一贯抄袭、剽窃、投机渔利；政治上吹嘘、招摇撞骗，沽名钓誉

　　徐在讲中国现代史时，歪曲历史，否定党的领导作用。例如：他讲现代史中的三个时期（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及抗日战争时期）一期不如一期，他不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为中心，而以堆积史料，东抄西袭，繁琐零碎的讲述来掩盖党的领导作用，同学听后只觉他是在讲国民党史。又如讲商团事件时，他把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忽略过去；讲“五·卅运动”也是如此。他曾对学生说：“孙中山历来就是进步的，并不是共产党帮助的结果”。

　　徐在讲课中，站在三大敌人立场上，经常散布反动毒素，他不止一次地为蒋介石开脱罪恶，他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到南京，没有实现西安答应的条件，是由于条件是被迫接受和亲日派挑拨的缘故”。他又说：“蒋介石在西安答应了条件之后，安全还是成问题”。为蒋介石担忧。

　　徐在学术上一贯以抄袭、剽窃手法，投机渔利。1950年徐在北京曾与私人出版商组织云海出版社，出版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等荒谬的历史书，其中立场观点错误百出，对党所领导的革命进行污蔑，内容全系抄袭剽窃。此书出版后即引起读者的愤慨和不满，纷纷写信要求政府追查作者及出版社。此书在光明日报曾受到严厉的批判。

　　徐到云大后即自命为中国近、现代史专家，自吹科研成绩很大，在全校最突出。其实他的论文、讲义，不管材料、观点，大都是剽窃抄袭来的。例如：“国民党军阀混战”一文的主要论点，材料就是抄袭毛泽东选集、蒋党真相。他的“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史”的很多章节，都是抄自毛选和何干之的著作。如：讲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多抄自何著、未用引号；讲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不同，抄自毛选，不用引号；“五·卅运动”一节头段，抄自何著，未用引号；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大量抄自毛选，只有一部分用引号。

　　他近年来，东抄西袭的剽窃、拼凑了几篇文章，实际上并没什么学术价值可言。但是他却把这些文章都拿到出版科油印装订，到处分送，招摇撞骗，说自己“科研成绩最突出”。有一篇文章改了几个字又拿去印，印了十几次；有一篇文章，正文只有两印张，却装上了两张牛皮纸的封面。

　　徐转导论文要人多，主要是想剽窃学生所收到的资料，他教三年级的护国运动史，经常要学生到云南省图书馆去查报纸资料，目的也是在利用实习为名来剽窃学生所收到的资料。

　　他经常对同学说：“写文章并不难，只要一把剪刀，一瓶浆糊，占有材料就行了”。他又对同学说：“抄书我比你们会抄，还要抄得很妙，让人家看不出来”。

　　徐自吹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有研究。实际上远非如此，他甚至对辛亥革命的性质都弄不清楚，他说：“辛亥革命不反封建”，他甚至说：“在辛亥革命时已没有地主阶级，地主阶级在戊戍政变以后就转化成资本家了”。1954年指导同学做关于辛亥革命的毕业论文，指定的参考书只有黎乃涵的“辛亥革命与袁世凯”一书，别的一本书也指不出来，后来这个同学找到了一些资料去问他，他还不知道。

　　他曾开过“中国近代史资料研究”一门功课，因为内容贫乏，介绍不出什么资料来，学生提出很多意见，不得不中途停开。

　　他自命为近、现代史专家，实际对近代史上的很多问题都不熟悉，讲中国近代史下段（1895—1919）讲到武昌起义（1911）就讲不下去，因为对下面问题不熟悉，于是就在课堂上尽量磨洋工；讲现代史讲到抗日战争也就只得磨洋工，因为抗日战争以后他不熟悉，讲不下去。他讲课从来不按照教学大纲讲授。

　　1956年徐投给“历史研究”一稿，并附函请特别予以登载，历史研究为了鼓励边疆地区高校的科学研究，降低要求，并对该稿进行了大量的修改（一万多字的论文，修改达数千字之多已非原样）登出了这篇文章，从此成为徐招摇撞骗的学术资本，几乎无人不吹，无处不谈。

　　徐一面攻击人民大学，但另一面又说自己是人民大学毕业的，来抬高身价招摇撞骗。其实他只在华北革命大学（不是人民大学）学习过不到一年，在学习期间，因经常不参加学习而受过批评。

　　他的省政协代表，实际是在民进耍政客手法后才得勉强提出来的。但他在历史系却说他之所以作了省政协代表，是因为他在云大“科研成绩突出”，甚至还恬不知耻到处吹嘘说：“我们系张德光、李埏、纳忠都当不上省政协代表”。抬高自己，打击别人。

　　徐在政治作风上也一贯招摇撞骗，他来到云大后，即自吹自擂，说他是当时高教部长马叙伦的学生，与马叙伦关系密切，把马叙伦给他的一封信拿着到处招摇撞骗，甚至追爱人时也拿出这封信来撞骗。

　　他在北京时，因为写书受批评，闹到中央宣传部，结果胡绳写了一封信给他，主要是对他进行批评，同时也勉励他几句，他又把这封信作招摇撞骗的资本，对信中批评他的话避而不谈，而把勉励的那几句话拿到课堂上大为吹嘘。

　　他曾写信给蔡廷锴请教十九路军松沪抗战的几个问题，蔡回了他一封信，他又拿着到处招摇撞骗。

　　徐经常耍卑鄙恶劣的两面手法，假借名义，打击领导和他所不满的人为他要争夺教研组主任的地位，向系领导威胁说：“全组教师都支持我的意见”。后来西洋镜被拆穿。恰恰相反，全组教师都不支持他的意见。

　　徐一贯以其解放前做黄金生意的投机手法对待学术，他和云南人民出版社订“蔡锷与护国运动”的出版合同，首先提出了价钱和纸张等条件，待出版社同意他的条件后，他又不肯把稿送去，而以奇货可居，想送到北京人民出版社，去牟更大的利益。

　　（来源：《右派言行集（上集）（全校教职工中部分右派言行）》（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一九五七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