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陈红映为首的反党小集团真象 　　<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 ## （陈红映、朱明基、黄謇：云南大学中文系教师） ## （一）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集团 　　正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帮助党整风”为借口，在全国范围内，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的时候，云南大学中文系教师当中，出现了以右派分子陈红映为首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五人小集团。这个反动小集团在“鸣”“放”当中，大肆活动，他们利用学习小组会，讲助座谈会等机会，向党向会社主义进行恶毒攻击和污蔑；他们四处点火，造谣挑拨破坏系里的团结，破坏党群关系，破坏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在陈红映、黄謇、朱明基等三个右派分子的积极策划下，他们还阴谋在教师当中开辟大字报，并企图改变校刊的编辑方针，以便在所谓“合法地位”的掩护下，更凶恶地攻击党。他们还企图策动学生闹事，到校长家里“请愿”，并阴谋把大字报贴到大街上，謆动搞大民主。 　　为了巩固并发展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力量，他们还阴谋组织一个反动的社团，取名为“野草社”，以便于发展组织，扩大小集团的影响，并可随时随地写大字报，出反动刊物，让他们“畅所欲言”。 　　总之，当新中国的天空，曾一度乌云滚滚，一切牛鬼蛇神，魑魅魍魉，都正兴波作浪的时候，这个反动小集团也原形毕露，异常嚣张，疯狂的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了攻击。他们的目的，就是妄想取消党在学校中的领导，配合全国右派分子，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权，消灭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企图让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权在中国复辟。这也就是这个小集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实质。 ## （二）小集团的形成及活动 ## ㈠他们有了共同语言 　　这个反动小集团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从这个集团的五个成员的政治历史面貌以及政治思想情况来看，就可看出他们之间是有共同语言，臭味相投的。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仇恨和不满，是他们的共同的思想基础。这五人之中，有的是直接为天主教和帝国主义分子所豢养成长并两次参加圣母军的反动分子（如陈红映）；有的是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干过投机倒把的黄金生意，迷醉于喝酒赌钱的生活，对党对新社会怀有强烈仇恨的阶级异己分子（如黄謇），有的是由于极端个人主义发展以至于与党敌对的党内叛徒（如朱明基）。 　　由此看来，他们之所以成为反动小集团，并不是偶然的。 ## ㈡从臭味相投发展成为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反动集团 　　这个小集团早在“鸣”“放”开始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不过那时还没有表面化，活动也还不显著。到了党内开始整风以后，他们才作为一个向党攻击的“作战单位”出现。 　　小集团的主要组织者陈红映是北师大中文系1956年度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到我校中文系做研究生。在肃反运动中，陈因为历史上两次参加圣母军以及与帝国主义分子狄隆和教会的关系等重大政治问题，曾被组织审查过。因此，就更加深了陈对党的强烈仇恨。他曾说过，他以仇恨敌人的心情来仇恨党。并说：“今天你们整我，将来有一天我要整还你们”。 　　陈来到云大后，知道黄謇在肃反中也曾被审查过，对党对新社会也有深刻的仇恨；他也知道李治康政治思想落后，对党也有不满情绪。于是他就把他们作为拉拢的对象，一来就和他们接近，由于臭味相投，所以一见如故。平时，他们常在一起发牢骚，说二话，攻击党，攻击学校行政。尤其是谈到肃反的问题时，陈、黄相互“诉苦”，真可谓找到了“知音”。 　　此外，陈红映又知道朱明基（共产党员）王远智（共青团员）由于对毕业分配不满，有强烈的反党情绪，于是又和他两人联成了一条线。 　　朱明基、王远智、黄謇、李治康，原是同班同学，现在经陈红映两头一挂钩，小集团就形成了。 ## ㈢猖狂活动 　　云大“鸣”“放”开始后，这个小集团就猖狂活跃起来了，陈红映组织鼓动，四处点火；黄謇策划于密室，朱明基也积极献策，出主意。他们一唱一和，恶毒地攻击党，攻击学校领导，攻击肃反运动，攻击党的政策方针。朱明基．陈红映还混到中文系领导小组中，从中破坏，把在领导小组上获得的材料，作为他们謆动群众去进攻党的资本。陈、朱二人还操纵讲助学习小组，以至使该组的工作，一度陷于瘫痪状态，邪气上升。 　　学生中出现了“民主墙”，右派分子向党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之后，这个小集团也以为时机成熟了，于是积极策划，想在教师中也开辟阵地，搞“民主墙”，他们五人联名写了几张大字报，题为“我们的意见”，这可说是他们小集团向党正式提出的一份挑战书。他们在文章中，用了最恶毒的词汇和手段，攻击和诬蔑党，打击党团员，说：“三害几乎在每个党员身上都有反映”；污蔑肃反运动，说肃反“打击面过宽，先不掌握材料，一昧逼供”；还造谣挑拨党群关系，破坏教师之间的团结。 　　继“我们的意见”这支毒箭之后，他们还联写了“我们看到的几个问题”等文章，攻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以及学校各方面的工作。还准备继续用“我们的意见”为题，联名写文章攻击党。 　　所谓“胡永文事件”发生后，这个小集团也想乘机把事件扩大，四处謆动，要求系行政和党支部“支持”胡永文的“控诉”。陈红映还带着王远智到校刊室去大吵大闹，要校刊登载胡永文的“控诉”和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黄謇则以校刊通讯员的身份，假借“我系部分教师的名义，写稿子支持陈红映；朱明基也鼓动党员去支持右派分子胡永文；李治康还亲自跑去安慰胡永文，叫他“不要害怕，会有人支持你。”陈红映等还阴谋把胡永文的“控诉”贴到云南日报门口，企图謆动起大民主来。 　　在这个阶段中，这个小集团在会上会后，用口头的、书面的各种形式，有组织有计划地、明目张胆地向党发动了进攻。那时，他们真可谓“利令智昏”，得意忘形。在他们看来，似乎共产党马上就要垮台了，社会主义事业马上就要完蛋了！ 　　但是，他们估计错了。自从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等一系列社论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击右派的排山倒海的浪潮，在人民群众的正义的呼声和强大的威力面前，一切牛鬼蛇神都原形毕露，而且纷纷溃退了。在这种客观形势之下，这个反动小集团也不得不退却了。但是小集团的首领陈红映以及主要骨干黄謇，还采用种种手法，企图蒙混过关，另一骨干分子，党内的叛徒朱明基，甚至以自杀来顽抗到底。 　　经过一月多的揭发和说理斗争，小集团的一切阴谋已败露无遗，他们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已被粉碎，小集团终于瓦解了。 ## 陈红映 　　陈红映，男，湖北江陵人，1930年10月生于一个小商贩的家庭中。母亲是一个天主教徒。陈从小就亲受过天主教的反动教育。从1945年陈读初中起，就一直由天主教神父（解放后被我人民政府明令驱逐出境的帝国主义分子）狄隆直接豢养，供给他读书，由初中到大学，都是靠帝国主义反动教会的经费供给。 　　陈与狄隆的关系很密切，住也住在一起，直接接受狄隆的反动教育，平时还替狄隆夹皮包，去视察教堂，传教。陈把狄隆看作是他的“恩人”，对狄百依百顺，唯命是从，成了帝国主义分子的心腹。 　　1947年，陈在湖北沙市参加圣母军。圣母军是帝国主义借教会之名所组织的国际性的反动组织。（在镇反时，曾令取缔。）陈在这个组织中，积极参加反动活动。当时，已经是解放前夕，但陈在狄隆的指使下，和另外一些教徒学生，在学校中进行反共宣传，诬蔑共产党，污蔑马列主义，打击进步学生。而且还为圣母军发展组织，进行宣传活动。因此，他更得到了狄隆的信任。 　　解放后，他们对党对新社会很仇视，他相信狄隆污蔑我国人民革命的话，认为任何一个政党革命，都是为少数人的利益，他们污蔑道：“共产党胜利了，政府机关的领导人尽是共产党的领袖”。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由于帝国主义分子狄隆造谣破坏，阻止学生参军，因此，我政府把他驱逐出境，这样一来，陈红映的靠山垮了。但是狄隆并不甘心放弃这个忠实的心腹，还使教会送陈到北京读大学，考入北师大。后来，狄隆还从香港打电报来，叫北京的神甫继续在经济上支援陈。 　　1950年10月，陈的反动野心未死，又在北京第二次参加圣母军，与狄隆以及其他一些天主教神父、教徒，继续有密切联系。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斩断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的魔爪，从此，陈红映与狄隆及教会间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关系都被割断了。这时，人民政府以人助金供给陈读书。但是，由于过惯阔绰生活的“美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所以陈不仅不感激党和政府的照顾，反而恨之入骨，甚至污蔑人民领袖毛主席说：“毛泽东是什么东西！” 　　陈红映又死死记住狄隆的话，说：“学马列主义，是为了批判马列主义”，因此，陈在学校中是以充满敌视马列主义的心情去学政治课。 　　肃反运动中，陈在北师大受过审查。像他这样反动的角色，并没有拿到大会上进行斗争，但他更把党恨之入骨，污蔑肃反运动是“太残酷”，“无人道”。 　　1956年，陈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被分配到云大中文系作研究生，党对他这样一个反动分子，可谓尽力争取教育，仁至义尽，但他却恩将仇报，说把他“充军”充到云南，说是“宗派主义”把他排挤到边疆。因此，他怀着深刻的阶级仇恨和复辟情绪来到了云大，他说他以仇恨敌人的心情来仇恨党。 　　来到云大后，事事不如他的意，把云大骂的一文不值，还挑拨离间，破坏系里的团结，勾结另外一些反党分子和落后分子，积极组织小集团。 　　整风开始后，陈就和全国右派分子一道，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他一面恶毒地攻击肃反运动，一面四处活动，到处点火，从教师到学生，从校内到校外，只要他知道在肃反中被审查过或对党有不满情绪的，他都去謆动。还积极组织反动小集团，阴谋出大字报，组织“野草社”，搞大民主。 　　那个时候，陈红映错误地估计了情况，他以为“匈牙利事件”就要在中国发生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要重新回来了，所以，他得意忘形，猖狂活动。于是，他的原形毕露了，他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凶恶面目，以及他的臭不可闻的反动历史也被揭开了。 　　陈红映的反动面目及活动败露之后，引起了群众的极大愤概，纷纷揭发他的反动言行，并把他驳斥得体无完肤，现在陈红映已被迫交代他的反动活动及他们的反动小集团的一些情况，但是他的态度还是极不老实，不肯彻底代交。大家表示，陈红映如不彻底投降，决不收兵。 ## 朱明基 　　朱明基，男，23岁，四川省蓬安县人，家庭出身是工商业兼地主。 　　在历史上曾参加过一贯道支派（善堂）。1950年7月25日入团，1955年5月入党。 　　朱由于家庭出身的关系，从小就培养了他严重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远在读中学时（解放前）就存在着升官发财，往上爬的思想。在解放初期，很多同学热烈参军参干，但朱则从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出发，认为参军参干没有“前途”。 　　在土改中，同情地主家庭；为了怕他的地主家庭被斗争，影响自己的“前途”，竟替地主家庭借钱还剥削债。 　　在投考大学时，醉心于当作家而投考中文系，认为可以著书成名。考入云大后，认为云大条件差，不能培养作家，达不到个人目的，因而经常发牢骚，不安心学习，还常讽刺先生。 　　思想改造中，对自己的错误思想有了初步的认识，也有了一些进步，表现也还积极，要求入党，因此，党组织批准他到工训班学习。经过工训班的学习，对他的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主导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批判。特别是对个人主义名利思想暂时有了一些克服，在工作上的表现也还积极努力，因此被吸收入党。 　　但是由于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并没有彻底克服，入党动机不纯，灵魂深处把入党看作是往上爬的工具。入党后，由于党对他的信任，让他担任了一定的领导工作，他就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放松了对自己的错误思想的改造。不肯暴露思想，不争取和接受党的教育，因而个人主义又日渐得到发展。 　　到了毕业分配时，个人主义发展得更为突出。党分配他留在云大做进修教师（后改为研究生），但他不安心工作，闹个人情绪，不服从分配，屡次上书到国务院、高教部、人事局，要求重新分配，当他的这种无理要求没有得到批准时，就对党极为不满。党组织对此事曾多次对他进行教育和帮助，但他却采取拒绝的态度，仍强调他的所谓个人兴趣，要当作家，搞新闻工作。并再次上书中央，无理“控告”我校人事处负责同志，说“分配不合理……不照顾他的兴趣……坚持要求重新分配……”。他还到处与同班同学写信联系，发牢骚，在系里不安心学习，对工作也不积极，表现非常恶劣，与党采取对立的态度。 　　党组织曾警告他：一个党员应无条件服从分配，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党的利益。在组织纪律的强制下，他达不到个人目的，因此就怀恨在心，对党离心离德，最后发展到与党敌对。 　　因此，在整风运动开始以后的大鸣大放中，当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满天乌云滚滚的时候，朱明基就认敌为友，夥同以陈红映为首的反动小集团一道向党进攻。背叛了党，背叛了革命。凡是恶毒攻击党的，他都欢迎、支持，甚至为这些牛鬼蛇神辩护，说：“毛主席就说过，要养一批人来骂我们。”对胡永文事件，他积极支持，并同右派分子陈红映等策划搞大字报，发动大民主。 　　当全国轰轰烈烈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开始前后，党组织与群众对他提出了批评，但朱明基仍然坚持其错误立场，不接受大家的意见，拒绝检查错误。甚至向党提出退党要求（写了一分退党申请书），以图与党坚决对抗，这就清楚地说明他的反党立场。 　　党组织对他是做到了仁至义尽，不放弃最后一线希望来挽救他，希望他认识错误，希望他能归队。但是，他仍顽固地坚持其反党立场，在反击右派的伟大斗争中，他不仅不积极投入斗争，积极揭发他们的反党小集团的活动，也不肯暴露和交代自己的错误言行，反而替小集团打掩护，恶毒地把他们的反党活动说成是由于党没有明确交代政策所至。 　　党为了挽救他，诚恳地个别帮助过他两次，在支部大会上帮助过他一次，但他毫无悔改，拒绝交代问题。他自知问题严重，又坚持其反党反人民的反动立场，于是就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走正彻底叛党的道路，终于在7月18日自杀。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朱明基之所以叛党，之所以与党和人民敌对到底，甚至以死来顽抗，决不是偶然的。他的死引起了群众的极端愤慨，特别是揭发和批判了他的一系列反党言行之后，都认为把这样一个叛徒清洗出去，对党对人民是一件好事，因为既纯洁了党的队伍，也清除了一个害群之马。 ## 黄謇 　　黄謇，男，云南昆明人，1926年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中。从小就依靠他外祖父家（昆明有名的大官僚朱晓东家）生活，培养成严重的升官发财往上爬的思想。 　　1944年，黄謇在“天宝金店”做“店员”。但是，这个店员并不是替人扫地关门的受压迫的店员，而是金店老板的心腹，是一个经纪人。他替金店老板做投机倒把的黄金买卖，经常冒充学生，去打听金子的涨落行情。自己也积极找本钱，想搞黄金生意，发一笔横财，变成一个阔老板。除了在生意场所出入外，生活上也非常糜烂，抽烟、酗酒、赌钱，经常打牌打通天亮。于是身体也搞坏。 　　后来，因和金店老板闹翻了，发财的梦没有实现，只得回家跑大米生意。 　　1946年，杨秉谦（女恶霸，反革命分子，已被镇压）把他介绍到逢源小学教书，又成为杨的心腹，和她勾结在一起，与地方上的土豪劣绅，争权夺利，钩心斗角，由于黄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积极、热心，杨秉谦就介绍他参加了国民党。那时，黄謇和这些地方上的土劣，同流合污，吃酒打牌，刀笔诉颂，无所不为。 　　1948年，黄謇又跟随他的一个亲戚到文山伪专员公署做特约秘书，继而在砚山县弥勒湾伪警察分局做文书，代写过有关我游击队活动情况的情报。 　　由上面的情况就可知道，在黄謇的灵魂深处，早就培养成根深蒂固的封建反动阶级的统治思想和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他迷醉于旧社会的那套腐朽的政治、经济制度，一心一意地想往上爬，从经济上、政治上爬上统治阶级的地位。这种反动腐朽的世界观，在他那里是深刻的，成体系的。 　　解放后，在往上爬的思想支持下，黄曾伪装积极，一度混入团内。但由于团的组织原则和他的卑鄙的个人欲望是不相容的，新社会对他也是格格不入的，他的往上爬的卑鄙欲望不得实现，而对于旧社会他又是那么的迷恋，因此，他对党对社会主义就产生了难以消除的仇恨，他的灵魂深处，充满了复辟的情绪。 　　1952年，他考入我校中文系。来到学校后，一心只想从“大学生”这条路线往上爬，于是就不过问政治，不参加社会活动，消极对待组织交给他的工作。最后，竟怀着敌对的情绪，坚持退了团。由前面的一系列情况看来，黄的退团是必然的，而且是充满了仇恨的。 　　退团后，在班上拉小圈子，组织落后小集团，发表反动言论，研究自杀的方法，与党团及班会闹对立。扬言“有本事的，在学习上来竞赛，何必定说政治！”又说：“自己绝口不说入党，也不愿听别人说入党”。可见他对党的仇恨之深。他的行为，对党的发展组织工作及班上的工作，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产生了极恶劣的影响。 　　“三反”中，他弟弟是个贪污犯，被斗争过。于是黄就长期怀恨在心，说“冤枉”了他的弟弟，搞得“过火”。肃反中，组织上对黄的历史进行了审查，于是黄对党的仇恨更深了，他说肃反“太残酷”、“打击面过宽”、“不掌握材料，一味逼供”。他又说：“一提起云大就寒心”。 　　黄謇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是极端仇恨的，因为，这个社会不能让他“自由竞争”，不能让他往上爬，骑在人民头上，因此，当他看到旧社会已一去不复返，新社会一天比一天发展和巩固时，他就灰心消极，想自杀。他在读书时想过自杀，在毕业后也想过自杀，还想以慢性自杀毁灭自己。 　　1956年大学毕业后，留在中文系做助教，党对他的这种信任并不能解除他对党的仇恨，因此，对工作一直采取消极冷淡的不合作态度。他把他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深沉的仇恨，隐蔽在所谓“灰色的人生观”的外衣之下。 　　可是，当右派分子向党和人民发动了猖狂进攻，新中国的天空曾一度乌云滚滚时，黄謇却一点也不“灰色”了。他向党、向学校发出了恶毒的攻击，还积极夥同右派分子陈红映组织反动小集团，策划于密室，写大字报，阴谋搞大民主。 　　黄謇在政治上是老练、狡滑、阴险的，他善于隐蔽自己，善于察颜观色，看风转舵，使人摸不到他的底。然而，狐狸尾巴总是藏不住的，尽管他隐蔽得多么巧妙，在这次大风浪中，他毕竟是露出原形来了，他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凶恶面目，终于被揭穿了。 　　 来源：《右派言行集（上集）（全校教职工中部分右派言行）》（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一九五七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