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其浚的右派言行

　　<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

## （张其浚：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委委员，云南大学付教务长。）

　　右派分子张其浚是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委委员，云南大学付教务长。他出身于地主阶级的家庭。幼年收过租，直接榨取过农民的血汗。剥削的生活，曾经对张其浚有说不尽的好处。

　　1920年，张其浚到了法国，搞绘图工作二年，在与土耳其技术人员的接触中，埋下了反苏反共的思想籽种。此后他学习了无线电三年，又在法国工厂实习，直至1927年回国。在法国，他还标榜着所谓不谈政治、宗教、风俗，只谈吃酒玩女人。可见他的灵魂深处，早已生满了脓疮。

　　他回国时，正是国民党新军阀统治时期，也是十年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共产党人，革命工农群众，遭到了反动派大批的屠杀，而农村则燃起了革命的烽火。此时，张其浚先后在暨南大学、安徽大学、武汉大学等校任教，一度代理安徽大学理学院院长的职位。飞黄腾达，少年得国民党之志。

　　1940年至1945年，张其浚在昆明中法大学任教。曾于1941年与伪空军学校合办无线电通讯人员训练班，身任班主任要职。和伪空军军官平起平坐，过往非常亲密。张其浚为感恩图报，欣然加入国民党反动组织，并以此为进身的阶梯。从此反动思想日益根深蒂固。

　　1945年，他野心勃勃地进入了云大。对于学生运动、极端优视。他说过：“今日之事我为主，还不是你们的天下”。他坚持对云大附中学生采取毒辣的手段，说：“一个学生闹，开除一个，一班学生闹，开除一班。”

　　（1948年，七、一五前夜，伪教育部派特务刽子手刘英士前来昆明，镇压学运。张其浚不惜卑躬屈膝亲至冠生园迎候，准备向反动派献出锦囊妙计。事虽未成，但他那无耻的阴谋完全流露。七、一五，团民党反动军警包围云大会泽院大楼，卢汉和学生讲条件。张其浚恶狠狠地说：“学生岂有此理?你们在卢主席面前还要讲条件，真是无耻。”张其浚的反动面目，于此可见。）

　　解放以后，张其浚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立场。牢骚满腹，诋毁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去年费孝通来昆明后，彼此一拍即合，臭味相投。从此，张其浚兴风作浪，到处点火，惟恐天下不乱。而他的丑恶面目，日益显露。

## （1）反对马列主义

　　他说：“谈什么马列主义，根本没有人懂得”。

　　他说：“学习政治是为了提高业务，现在是政治妨碍业务”。

　　他说：“我过去还相信老干部有一点马列主义，现在不相信了”。

　　他说：“我的八大文件，现在我已当废报纸卖掉了”。

　　张利用人文科学杂志，进行阴谋活动，第一期至少有两篇马列主义的文章，被他删掉，没有登出来。

## （2）反对党的领导，污蔑领袖

　　按：张其浚恶毒的向党进攻，从党的中央到省委的同志，从学校党委书记到具体与之共事的党员。以致看到学生订入党入团计划都不顺眼。可见其反动立场之坚定。

　　他说：“可见党就是人民，还不是和‘朕即天下’一样吗？”“共产党自己说代表工人阶级，试问党的高级干部有多少是工人阶级出身的？”

　　他和王士魁谈论储安平说的“党天下”，他说“党天下”就是“家天下”（注：王为右派分子）。

　　他说：“毛主席领导淮海战役是英明的，但是毒辣的”。

　　他不但同意储安平说12个付总理没有非党人士的谬论，还补充说：“是非党人士没有能胜任的吗？为何不培养”。

　　他说：“马继孔对云大不是帮忙，是想拆云大的台”。

　　他对省委的领导同志不满，他说：“马继孔的水平低，于一川又好些，但开了这次座谈会（指鸣放期间于一川同志到云大参加的座谈会）不希望他再来了”。

　　（他要取消党的领导，热衷于教授治校，所以他在省委宣传会议上明是检讨，暗是骂人的搞了一通之后，回来就积极活动起来，找了许多先生说：“你们拿出办法来，怎样办学校”。后来有人说：“怎样办都得在党的领导下来办”。他又垂头丧气的缩回去了。）

　　他不满意学校的党团组织说：“学校旧机构已不少，又加上党委会、团委会、人事处、档案科、学生科等等机构，如何不官僚主义”。

　　他主张把教学完全交给教师，他说：“学校中只要一个打铃的就行了”。

　　他认为党不能领导知识分子，他说：“蓝瑚开刀，党就不能在旁指挥”（注：蓝为外科医生）。

　　他经常背后谩骂党员，他说：“党员有三段论法，党是伟大的，正确的，我是党员，所以我是伟大的，正确的”。

　　当刘绍文来当付教务长时，他说：“党员来了，使我们的工作碍手碍脚”。

　　李书成同志搞食堂的改进工作时，他用讽刺的口吻说：“李书成只是做做吃饭的事”（注：李为党委书记）。

　　李广田校长刚到云大时，他在一个会上发言说：“我们现在只缺仪器，图书、经费，不缺人才”。

　　他表面上称赞李书成同志是事必躬亲，厕所、饭堂的事都管，暗中是骂李书成同志只能做做这些工作。但背后他又说“李书成是农民出身、文化低，对教学科研一点都不懂，害怕到云大来工作”。

　　他说：“李广田正因为不学无术，所以才来‘压’我们，他心虚，怕别人看不起他”。

　　他在民盟支部开会前谩骂李校长“李广田张牙午爪的那点样子，简直是个‘混蛋’”。

　　他有意断章取义歪曲事实的说：“李书成同志说李广田是粗暴幼稚”。想挑拨领导之间的关系。又鄙视李校长，他说：“李广田什么都不懂，不学无术，只能做到教务长”。

　　他说：“李广田比不上熊庆来，熊庆来是国际有名。”

　　他说：“方仲伯对教学还懂，但在党内不得势，被搞下去了”，阴谋挑拨党的负责同志的关系（注：方以前是云大党委书记）。

　　他说：“李付校长的派头，不象教育界的先生，而是象官僚”。

　　他曾自我吹嘘说：“我起码办学校比李广田高明，他只能做我的学生”。

　　他不做科研，他说：“共产党是唯物的，只晓得机器，你写几页薄薄的论文，他们看不懂”。

　　他最怀恨积极分子，他讽刺地说：“过去那些积极分子，现在还是积极，他们积极对被整过的人说：‘过去我们水平很低’。意思是说，过去我们很粗暴，而是领导叫我们这样做的”。

　　他说：“党群关系有墙有沟，还有铁丝网（指靠拢党的人），墙沟在那里可以不去碰它，但是铁丝网不好应付”。

　　他说：“学生只见订入党入团计划，不见订学习计划”。

## （3）反对人民民主专政

　　解放后，他对人民民主专政极端不满，他毒恶地解释“民主”、“共产”的意义说：“民主民主你民我主”、“共产共产我共你产”。

　　他说：“要搞社会主义是对的，但必须把资本主义的东西都完全搬过来”。

　　报上登载了青年科学家李政道在科学上的成就，他说：“年轻的中国人，在美国成了世界有名的科学家，要是他在我国大学毕业以后，留在学校当助教，就不会这样了”。

## （4）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诋毁领导

　　按：张其浚反社会主义，先否定思想改造运动，土地改革运动，肃反运动等的成绩。继而反对党的各项政策，特别是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教学改革方针，再拼命宣传资本主义，诋毁社会主义。恶毒的用两面派手法，破坏团结，挑拨离间，无所不用其极。幻想以此达到其篡夺领导的阴谋。

## （Ⅰ）反对土地改革

　　在土改时，他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党象斗蟋蟀一样，搞出来的”，“知识分子本身并没有矛盾，就是共产党这样挑出来的”。

　　他在小时上学被农民的小孩子打，他说是农民欺负地主。

　　土改中大家进行思想检查时，有人碰见他出门去，就问他到那里去，他说：“出去找思想，他们要我检查思想”。

## （Ⅱ）反对思想改造运动

　　他说：“思想改造的成绩就是使人不敢讲话。培养我们不敢讲话，是用了很长的时间的，现在要我们讲话，也要用很多时间才行”。

　　在学习中，同志们都肯定思想改造的成绩是主要的，他以讽刺的口吻说：“思想改造的成绩是主要的，如以刘诚事件比较，成绩更大”（注：刘系党员，在开远进行土改时曾在执行党对知识分子政策上发生偏差）。

　　他对思想改造运动非常不满，他说：“思想改造究竟有什么好处？”

　　他对思想改造运动抵触，并曾去劝告一位先生说：“你年纪大了，休息休息吧”。

　　思改时，有位先生检查批判自己的思想：希望做不大不小的人，他说：“你在家中比你的爱人低一点，比小孩又高一点，这就是不大不小的人”，破坏严肃的会场。

## （Ⅲ）反对肃反运动

　　张其浚抵触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他说：“我们本来是清水池塘里的鱼，自由自在，搞运动就把它搅混掉，那些飘在水面上的鱼就被打”。张怕被打，他说要保持镇静。

　　他对“缺点是难免的”这句话非常抵触，他说：“李付校长说大运动（指肃反）难免不死人，如果他再说，我要问他是何居心。”

　　对肃反运动，怀恨在心，他说：“肃反中搞错了怎么办？死了怎么办？”

　　张其浚曾引用刘文典的话，到处恶毒宣传说：“有人买了郑孝胥写的单条（即字幅），结果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他又污蔑党的肃反运动说：“青岛大学讲师带领公安人员到一家一家去搜查，每本书都要检查到”。

　　有一位先生在一个座谈会上提了自己对肃反问题的意见，会后他对那位先生说：“我很同情你的话”。

　　张其浚想拉拢冯竞先生，他对冯说：“从前宪兵打你全靠我周旋”。又说：“你在肃反中发脾气，也是我周旋”（注：冯系物理系教授）。

　　在肃反中，他对人说：“我是过来人（注：意思是被整过）你要注意啊”！

　　叶德钧自杀死了，他说：“一个教师死了，就这样算了”，他又说：“李书成要了解一下大家对叶死这件事的看法，结果一点也没有了解”（注：叶系中文系教授，肃反中拒不交待，自杀）。

　　（Ⅳ）反对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钱俊瑞的报告说知识分子大多数不赞成革命，少数反革命，他到现在还认为这些话刺耳，他说：“这些话，最近才少听到一些”。

　　他说：“我们先生在学校的地位，只是地主和官僚家庭的奶妈，要挤奶，还要挨骂，这就是我的奶妈思想”。

　　他说：“我们先生在学校既不是主人，是主人就可以讲话，又不是客人，是客人不会挨骂，我认为是旁观者”。

　　他说：“李校长把我们看作过渡的人，是废物利用，如何能发挥作用”。

　　他认为李校长根本看不起老先生，以致先生管不了学生，他说：“教务处不敢管学生，只敢管先生，而且只敢管最乖的先生”。

　　他说：“李校长不把我们当人看”。

　　他说：“李校长把我们当作团结的对象，今天是给我们一碗饭吃，我们怎能当家作主”。

　　李清泉写了一篇论文寄给高教部，后来退回来给他看，他说：“这篇论文给清华大学的青年混蛋提意见，一塌糊涂，然后高教部的混蛋才退回来”（注：李系工学院矿冶系教授）。

　　医学院建校之初，他想把某教师抬出来，到处宣传说：“领导不尊重教师”。

　　他说：“李校长只听党团员会报，所以不了解情况，他不来请教我，怎么不严重的脱离群众？”

　　他说：“党群之间有一块歪歪扭扭的玻璃，从那边看来歪歪扭扭，从这边看过去也歪歪扭扭”。

　　他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就象马车夫赶马一样，马已经在走就只消打响鞭就行了，但现在黄土坡的马车夫是用大棍打马屁股（注：即对群众施加压力之意）。

　　李书成同志搞食堂的改进工作时，张用讽刺的口吻说：“他只是做做吃饭的事”。

　　张说：“李校长神经衰弱，睡不着觉，这是因为李书成对他的压力很大”。

## （Ⅴ）反对教学改革

　　他说：“纯技术观点是错误的，那么纯政治观点就正确了”。又说：“为科学而科学”不对，那么“不为科学而科学”或“为科学而不科学”就对了。

　　当教务处干部下去了解情况时，他说：“你们要放心，先生自己会做工作，不必下去监视他们”。

　　他说：“自从教学改革以来，学校的事情，从未事前共同研究过一次，在会议上我不说话是自由主义，说了又不能说我心中要说的话”。

　　他对教学的经验交流，不是以积极的态度来推动改进，而是说：“高教部来的人说了，我们的经验交流是交流成灾”。

　　他在开始“放”时，这样鼓励一位教师说：“究竟教学改革有什么成绩？你总结一下教学改革的缺点吧”。用意如何，不难想到。

　　有一个教研组向他汇报工作，谈到师资培养的成绩时。他在那里打瞌睡，但有人提到缺点时，他忽然精神百倍地说：“要好好总结这一点”。他主张学习不要目的，他说只要注意学习方法就行了。

　　对培养师资，他说：“我们是奶妈，把孩子养大了是人家的”。

## （Ⅵ）诋毁社会主义，宣传资本主义

　　他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在那里？大了不能谈恋爱，谈恋爱不能结婚，结婚不能B，B不能生小孩。”

　　他说：“统购统销政策的目的很明确：粮食掌握在我的手里，看你们跟不跟我来。”

　　他说：“小菜买不到，不是管理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的制度问题”，又说：“现在学生不努力读书，先生不努力教书，都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

　　他污蔑我国的单车，用日本的来比较说：“在五公里以内，我们的车走在前面，超过五公里就落后了，到十公里以外，除了铃子不响之外什么都响了”。

　　他说：“官僚主义的形成，是象唱戏一样，如果上台是官，下台不是官，就不会形成官僚主义了，反之，如果上台装腔作势，下台仍然想到自己是官，就会形成官僚主义”。

　　他说：“云南日报只有第三版可以看”（注：因前些日子第三版是小品文、读者投书、提批评意见等，可以给他收集缺点，用来夸大）。

　　他崇拜法国资产阶级的豪华腐朽生活，他说：“法国人喝酒的钱，按全国人口平均摊下来，每人每年要化280元（折合我国人民币），而我国农业合作化后，收入好的每人每年才有68元，生活怎么不苦”。

　　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人才非常羡慕，他说：“英国、法国、美国的科学家、原子能科学家太多了，美国科学家有十几万人，中国太少了，这个道理我不懂”。

## （Ⅶ）用两面派手法，恶毒的挑拨离间，破坏团结

　　“七·一五”反动军阀卢汉带警察包围会泽院大楼时，卢汉与学生讲条件，张其浚就说：“学生岂有此理，你们在卢主席面前还要讲条件，真是无耻”。

　　解放后，党派军事联络员张一夫同志来云大，张其浚就用酒来腐蚀张一夫同志。在云大校委会改组前夕，他想篡夺学校领导权，他对一些先生放出空气说：“他当了校委要如何如何来工作”。不知是他怎么打听着会当上校委的，可是第二天发表校委会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

　　张其浚把他自己的意思，通过别人的口中说出来，如象有人说张其浚如何知名，很多地方想拉他去，都拉不走，后来一了解，这话就是张自己说的，想借别人的口来抬高自己的身价。

　　他从寸树声同志的私生活骂起，骂到寸同志“学术无能、工作无力、头脑简单、阴险、有仇必报，很难共事”，有人不同意他的看法，他挑拨说：“你要小心点，谨防吃他的亏”（注：寸为副校长）。

　　他鄙视学校的领导同志说：“寸树声办过教育吗？他懂什么？刘绍文懂什么？办什么教育？”

　　凡是批评他的人都被他骂，他骂张瑞纶同志是挑大粪出身，粗暴不堪。可是对王士魁却恭维毕至，说王是小学毕业，国家博士，六大天文学家之一，直爽，仗义直言等。

　　他常和人说：“党的领导人常到他家中去”。“李书成是农民出身不懂业务，要请教请教老教师”。表示李书成对他很信任，同时也表现了张轻视党的领导同志。

　　他说：“学校有四大衙门，三大政策”。

　　他说：“学校有很多事是把社会上的办法搬来，如批评、表扬教授，戴大红花等。这些做法都不对，这也就是使得大家都不团结的原因。”

　　（张其浚认为治校要先治其家，后治其校，向李校长说：“你家治好了没有？”）

　　他说：“李广田说云大是三等大学，这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化学系要绘图员，他答应把金工室的甘树棠调给，他明知甘很忙，不能去，其目的就是要制造化学系与生物系的矛盾。

　　他特别轻视农、林两系说：“他们（指教师）不懂什么，也不会用仪器，开卡片像些小娃娃开的。化学系只会买些瓶瓶罐罐，不值几文”。

　　张挑拨生物系的团结，他对朱彦丞说：“生物系有三种矛盾：一是动物教研组和植物教研组的矛盾；一是新教师和老教师的矛盾；一是本地教师和外地教师的矛盾”（注：朱系生物系主任）。

　　张挑拨化学、生物两系的团结，最初分给生物系四万元购置设备费，后又改为两万元，可是他对生物系说：“化学系多买了仪器，把你们的钱挤掉了”。可是又对化学系说：“生物系是小系，用不了那么多钱，当然归你们用”。

　　郭文明从武汉回来，曾向学校汇报过农业机械学院搞好团结的经验。事后，张其浚假装感叹的样子说：“我们学校的团结工作，做不好是有原因的，你汇报的那些，一点用也没有了”（注：郭系农学系教授）。

　　他对郭文明说：“我们学校里已养成没有人提反面意见的习惯。李书成同志很着急，你可以找他谈谈”。这是多么巧妙而高明的手法呀！

　　李校长在小组会上对徐绍龄（党员）说，你也要提提领导的意见。会后他说：“为何要对党员交待？这是宗派主义”。

　　刘付教务长耐心倾听他的谈话，他后来对别人说：“我和刘绍文谈话，他的脑筋转不过来，怕是42年整风‘整’伤了的”。

　　他说：“刘绍文领导教学只知道‘抓’什么？他常常问我现在应该抓什么？我说，抓教学”。他就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与党员的合作共事关系。

　　他说：“我同他们（指李校长和刘付教务长）说话，都不是直说，他们太蠢，听不懂我的意思”。

　　1956年全校只有一个采购员，他满口答应向人事科交涉增加，但过了几个月没有下落，去问人事科，人事科说他根本没有去说过。

　　教学设备科检查工作缺点，他说：“你们成绩很大，缺点是不知足，知识分子的特点，大知识分子脾气大，要学我，好话说在先，经常登门拜访”。

　　教学设备科是他领导的，他对杨白仑当面不管，背后不断攻击挑拨说：“寸付校长支持杨”，使物理系同志不满。

　　理科先生对学校方面的意见，他并不转达上去，领导意图指示也不下达，因而造成理科的同志不了解领导指示，在会上常常造成和领导意见对立的情况。

## （5）破坏鸣放和整风运动

　　对党的整风问题，他说：“这次整风，要整得好，就非要承认学校过去没有成绩不可”。

　　龚自知的文章发表后，他说：“这篇文章的内容写得非常好”。但在小组上说：“章伯钧、罗隆基、龚自知的言论，我没有看报，谈不出来”。鸣放初，他去煽动别人说：“你放多少，我放多少”。

　　云南日报约张、王座谈鸣放，张说：“他们是上级布置的任务，叫我们座谈，他们好报功，剥削我们的劳动”。

　　他从来不看报，但从上海回来后，他到处宣传说：“文汇报很好，内容焕然一新”。

　　他对东川郭景贤医生的诗，非常满意，他还思索地说：“似乎这个人参加了政协会议”。（郭为右派分子）。

　　他根据杨克成的发言说：“李镜天要交25万卢比，象这样执行政策，如何不糟？”

　　有人问他，记者访问了很多人，怎么没访问你？他很得意的说：“记者来访问我了，可是我带着他兜了两个钟头的圈子，把他搞得昏头转回去，回去写不出什么东西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他说：“人民日报太急躁太不冷静了，这是叫人家不要放”。

　　他自23日看到报上揭露王士魁的反动面目后，他就病下来，到28日才回到小组上参加学习。但他在家期间和王士魁谈了七次，他问王说：“是不是你和王树勋有仇恨？”又对王指出三条道路说：“第一、你只好回法国去坐坐咖啡馆，听听音乐，就可以不看见这个社会；第二、回海南岛去，但那里也有很多个王树勋（意思是指积极分子）；第三，把现社会改变过来适合自己的要求，可是做不到，既然这三条路都不可能走通，你只有改变自己适应现社会了”。

　　张其浚在批判王士魁期间，到处奔走活动，想模糊别人的斗志，争取别人的同情，深更半夜还跑到胡维菁同志家中，借口借有关震动方面的书，装腔作势的表示说他和王士魁现在正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想借别人的口来替他说话，他们也在搞“科研”的。

　　在揭发批判王士魁当中，他说：“我觉得应是如何团结的问题，我们都是学校中的宝贝，不能让一个人经过运动后，心里不舒服”。并进一步挑拨离间地说：“现在数学系和物理系已不团结，不要又使数学和化学系不团结”。

　　他企图把组织对王士魁的帮助曲解为人与人之间的成见问题。

　　（反击右派分子开始后，他装出可怜样的到处去奔走，想博得别人的同情，装腔作势地说：“我说正面的话，人家都认为是反面的”。还去摸江应梁的底说：“我们想想看，教务处的工作还有什么可以揭发的”。）

　　反右派斗争中，他在小组会上对右派分子的言论一言不发，要发言就是谈教学，想转移目标，把气氛转向教学去。

　　（有一天散会后，张不回家，跟在别人后面装作可怜的样子说：“怎么搞的，我一说话就错，就被抓住小辫子”，想博得人们的同情。）

　　他常说：“知识分子对人讲话要看脸色，脸色不对下面的话就不讲了”，因此，在小组会上他只讲别人的问题，而不谈他自己。

　　他耍两面派手法，小组没有合并前，他口口声声说“我有职无权，墙和沟很深，教学改革没有成绩”，可是小组合并后，他就来了个180度大转湾，说他是有职有权，没有墙和沟，教学改革成绩很大等。

　　整风开始时，张看见有人向党提了改进工作的意见后，就去点火，问“还有新的没有？”在饭堂中很活跃，到处找人谈话，到开始批判右派分子时，他就要等大家吃完饭才进饭堂，以后就把饭提回家去吃了。

　　报上揭露了王士魁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他说：“是不是叫昆明的人都写文章来批评王士魁呢？这样搞出来是不会团结的”。

　　自28日回到小组参加学习后，群众要他一面揭露王士魁，一面检查自己的问题。但他除对自己毫无检查外，只转湾抹角，废话连篇的揭发一些王士魁的鸡毛蒜皮的问题。

　　他一再强调帮助王士魁的办法：“不要忘记那把钥匙开那把锁，开锁不能用铁锤打，还是用钥匙的好”，又说：“这样搞不是从团结出发，而是通过批评达到不团结了”。

　　他又说：“我认为现在这样做法（指对王士魁）是有困难的，如果硬要如此，可能搞死人”。

　　他说：“王士魁是中国六个天文学家之一，用这样的办法对他，是不是对？”

　　学习以来，在小组上为王士魁辩护，老强调王士魁的出身好，他有反动思想是很难想象的。因而他挑拨性地说：“王士魁是看不起王树勋、赵雁来等先生帮助他的，他们来批评他是资产阶级思想，他是不服气的”。

　　在反右派斗争中，张说：“中国只有六个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王士魁是当中一个，用这样的办法对王帮助，是不是对？”又说：“张燮这个人不能这样去看，他是个小娃娃”。

## （6）反对苏联

　　他巧妙地反对学习苏联。他说：“苏联的学术都是从欧洲大陆学来的，而欧洲大陆又是法国的好”。把法国资本主义那一套大为吹嘘。

　　他认为苏联工业落后，尤其轻工业落后，他说：“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兵士到欧洲抢购钢笔、手表等”。

　　他想破坏中苏团结，他说：“苏联士兵，在东北电车上强奸中国妇女。”

　　他说：“科学书籍不应包含有政治性、思想性，苏联的书就是太武断了”。

　　他曾说：“高教部已迷失方向，过去全相信苏联专家”。意思是指学习苏联，既然学习苏联在他认为是迷失方向，那么我们向谁学习才不算迷失方向呢？他上面的言论中已解答了这个问题。

　　54年搞科研，数学系的先生们刚学了俄文，想搞点翻译。他假意说，这是很重要的。以后发生了困难，他不具体帮助，又泼冷水说，我们的方向不在此，企图使大家放弃学俄文，从而达到反对学习苏联的目的。

## （7）对社会主义事业消极怠工

　　他对工作是满招呼，全不管，工作来了，他拿过来说：“我来办”，抽屉中一放，就没有下文了。

　　他说：“教务处是传达室，只起传达的作用，上面有事传下去，下面有事传上来，把教务处取消，先生也是一样的教书”。

　　他自己也承认对工作不负责任，他说：“几年来我的最大功劳，就是守着办公桌没有被人搬走”。

　　他说：“我是爱护学校的，但只单方恋爱，爱不上”。

　　他说：“讲实在话，学校的事情我不必管，我是靠老资格吃饭，再吃几年就退休了”。学校推行教学日历，有人说：“张其浚就没有教学日历”。

　　他对马光辰说：“学校给我这碗饭很难咽，咽不下去”。

　　有一个时期教务处一天到晚搞经验交流、听课，化了不少时间，但事后这两位教务长反而说：“他们就是要一天到晚非这样搞不可”。所谓“他们”是指的学校的领导。似乎这些事情与张、王二人无关。

## （8）阴谋活动

　　他说：“我在省委宣传会议上，以自我检讨方式骂教务处的工作，但实际上是骂李广田，骂得李广田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张参加省委宣传会议之后，回来就积极活动起来，找杨桂宫、卫念祖等说：“你们拿出办法来，怎样办学校？”后来有人说：“怎么办，都得在党的领导下来办”，他听了很丧气的缩回去了。

## 他从宣传会议回来后，到处张牙舞爪的说：“李广田被打下来了，他不听我的话，学校怎能办得好呢”！

　　（一次，张说：这两年我怪话说得很少，所以学校领导闹了不少笑话。）

　　他想拿他的一套来办学校，他对一些先生说：“高教部是乱、糟、偏，我们不管他，也不必管学校，我们要怎样办就怎样办。学校中只要一个打铃的人就可以了，因为这是先生们由旧社会带来的习惯”。

　　他和一些人这样宣传说：“学校的离心力很大，许多人都要求离开学校”。

　　50年张永立回贵阳时，张其浚对张永立说：“你应该通过丁道藩介绍参加九三，在昆明成立九三学社，我们一道搞九三”。张其浚企图利用九三作政治资本。

　　张其浚反对社会主义是有纲领的。他曾兴高采烈的对江应梁说：“我们现在有搞头了，我主张学校回到书院制，造成许多学派，活跃学术空气，大学才有办法”。阴险地想拉江应梁提出一套办法来，还说：“这些办法交给我，不要交给李广田，他什么都不懂”。

　　（来源：《右派言行集（上集）（全校教职工中部分右派言行）》（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一九五七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