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右派分子苗仲华的反动言行 　　<中共云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 ## 简历： 　　苗现为昆明工学院教授，任机械系系主任。民盟省委候补委员。云南江川人，出身大地主。1934—1942年在德国、瑞士读书，深受法西斯薰陶。后因蒋匪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关系，随瑞士资本家到云南考察资源。1947年任北大工学院副教授，1949—1950年任云南纸烟厂经理。解放前曾在伪兵工厂工作。与胡适交情很深，苗结婚时，“胡博士”是证婚人。1951年至1954年在云南纸烟厂作恶多端，成为“苗家集权天下”，工人曾将他送到军管会，要求给他以处分，人民政府为了照顾，让他到云大教书。但他仍仇恨新社会，污蔑毛主席，组织反动组织，破坏党内团结，挑拨党群关系，甚至消极怠工，拒不执行政策。在鸣放期中，大放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因此，他打着学者的招牌，实际上是个剥削制度的忠实拥护者。 ## 一、鸣放期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观点 ## (一)反对党的领导 ## 党是宗派主义的根源 　　储安平说的“党天下”三字未用好，无产阶级专政当然是党天下；连共产党也不否认无产阶级专政，这还提什么？提“大和尚”“小和尚”引起工人反对，这是没有考虑用词。 　　领导上官僚主义，你就来个主观主义；领导上主观主义，你就来个自由主义；唯独宗派主义最可怕，也最没有办法，它把你划在圈子外面，我们又打不进去。储安平说“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我完全同意。 　　宗派主义不但党外有，党内也有。工资改革，是我院宗派主义最典型的例子，30％的工资评给党员了。因此。我们的工资就低。 　　鸣放以前，党员有特权，人权不平等，鸣放是为给人以平等的权利。 　　领导占便宜，毛主席占便宜。于一川是云南的小毛主席，什么都把着说。乡巴佬坐上五华山，“福至心灵”。 ## 党不能领导教学 　　现在学校里的党员是病人，群众是医生。病人怎样能领导医生？党领导工学院无成绩，过去的一点点成绩，应归功于擦黑板的教师和擦地板的工友。过去总结中的成绩，我认为都应打个问号。 　　我主张“教授治校”和“党政分家”。如果用“教授治校”，就不会出现图书馆那种仅好于厕所的样子；学生也不会挤在发臭的教室里念书了。 ## (二)否定思想改造，污蔑肃反 ## 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 　　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 　　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政策一样，是“利用、限制、改造”。学校机构象衙门，行政部门组织庞大，就是用来管住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臭知识分子。党是抓住知识分子给他干活。思想改造抓“立场”的小辫子，肃反抓“历史”的小辫子，好象地主抓雇农的小辫子一样。天啊！叫我们这些被抓住小辫子的人，如何没有雇佣观点，如何能发挥积极性。 　　现在知识分子仍然是不敢说话，别人是在马上，我们是在马下，那个不怕被抓住小辫子呢？ 　　思想改造后，党对知识分子距离不是愈来愈近，而是愈来愈远了。 　　科研不简单，现在我们都谈不上，需要十几年的准备工作才行。现在给我们三斤猪肉，就是为了要我们进行科学研究。 　　现在大学向工农开门，简直是胡闹！我们对学生就是要狠心，德国的教育野蛮，也有野蛮的好处。 ## (三)否定新社会，歌颂旧时代 ## 新社会比不上蒋介石时代 　　新社会比不上蒋介石时代，新社会不自由，连三亲六友在一起喝点老酒，谈谈话都有顾虑。处处受约束。新社会使我没有了朋友，没有了温暖。 　　现在学校里的领导比解放以前还不如。解放前领导者为了利用人，为了(取得)部属好感，还得客客气气，还给一定的职权，现在连一点客客气气都没有了。我当系主任，领导上把我当擦桌布，擦屎、擦尿、擦浓、擦血都要我去。那里臭塞到那里，好事都被别人捞掉了，落不到我头上。 　　旧社会比现在好，我在瑞士住过几年，看过瑞士政府对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从地位、工作、生活都照顾得无微不至，专家、教授到外面走动，连警察都要向他敬礼，那里像现在把些教授学者当成臭知识分子看待，就是蒋介石也比现在好。 ## (四)反对土改 　　地主是贫农变来的。要将地主的财产留下来教育地主的子女，不应退还农民。 ## (五)污蔑反右派斗争 ## 反右派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由于整风中大家给党提意见多了，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才找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给我戴上。可见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中国影响之大。 ## 二、整风中推涛助浪 　　你们的火药湿了吗？你们有火药，我有炮筒，我可以帮助你们放！ 　　当机械系学生提出并校的错误要求时，苗说：好！并到清华我跟你们走；并到哈尔滨工人我跟你们走一半；并到成都工学院，我请求调职。 　　共产党过去杀人、打人、骂人，现在却要和风细雨了。 　　大鸣大放就行了，还有什么目的。 　　我看大民主也可以吧！ 　　（来源：《揭穿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中共云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7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