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剥削者与剥削 　　<天津师范学院、徐忠杰> ## （徐忠杰：天津师范学院外文系主任） ## 天津师范学院揭发出一个反动组织——“英文读书会” 　　新华社天津11日讯　最近，天津师范学院揭露出一个反动组织——“英文读书会”（Reading Circle）。参加这个组织的除这个学院外文系英语组教师外，还有南开大学、河北师范学院的英文教授，天津市对外贸易局的干部以及三个外国人。其中，两个美国人，一个国籍不明（现已去澳大利亚）。 　　据揭露的材料参加“读书会”的成员已有两个是右派分子（杨思慎、徐忠杰），其余也多是政治上落后甚至反动的分子。这个“读书会”是在去年秋天成立的，到现在已开过十四次会。每次会都是在私人客厅举行，以在右派分子张纪正家中举行的次数最多（张纪正的老婆是美国人、天津师院教师，也是读书会的主要成员）。 　　“读书会”上谈过的文章，有的是从外文杂志书籍中摘出的；也有这个组织成员自己写的。其中具有明显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文章两篇：一篇是美作家霍华德·法斯特的退党声明，一篇是右派分子徐忠杰（外文系主任）写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剥削者与剥削〉。此外，会上还宣读过宗教问题、超阶级的爱（原名为人生的意义）等反动文章。 　　据学院的领导人分析，这个读书会实质上就是“裴多菲俱乐部”。现将“读书会”上宣读过的荒唐无稽、反动透顶的文章之一——〈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剥削者与剥削〉（译文）附后： 　　剥削与社会主义是一个名词上的矛盾。我在这个题目中，把两个名词并列在一起，在表面上似乎违反了逻辑。但是由于矛盾正是事物的本质，如马克思主义者的逻辑所明显地指示我们的社会科学的任务就在发现这些矛盾，用谨慎地深刻地分析去彻底了解它们，在掌握它的全部含义后，对这种矛盾的调和提出解决，或者实际地说，解决政治团体的内部矛盾，使国家事务平稳进行，这正是社会科学的事业。 　　我不认为我是一个社会科学者，但是如果我在试图暴露一个几乎从未实际接触到的领域里的高度矛盾，能够多少引起人们去相当的注意这一个充满着这么多坏的而不是好的倾向的新的社会现象，那末，写这篇文章，当不是徒然的。 　　纵使冒着被加以无中生有的罪名，或者散布非常引人注意的凶兆，指出在地平线上涌出的而且许多人，包括你们在内，都多少感觉到的危险，我是把我真正想到的写出来，我完全信赖你们的耐心和你们的智慧，来纠正我论断中可能产生的任何错误，由于从心里关切我的国家和人民，我不能见到对于我们社会进步中的严重××与障碍而不吃惊。我这样做，可能警醒一些相信统一战线中平安无事而酣睡的人们，或者惊扰那些耳朵只能听信歌颂的人的自我满足。我也料到我可能冒一个危险，那就是做不好一件我这么不熟悉而且材料也很难得到的工作，这是一个还未经探险的和官方没有路标的途径，所以我可能不知不觉走入尚未被官方准许通行的歧途。为着我们全体参加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这些冒险是值得的。以上这些话，作为导言也好，作为题外的话亦好，作为预防的话也好，随便你们怎么看法吧！ 　　毛泽东用的“民主专政”一词，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名词上的矛盾，因此似乎是不可调和的。这一对奇怪的配偶，据说是同床而睡，他们之间的矛盾，潜伏了若干年。看起来这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不可能的配合，那矛盾包括利害与性格的冲突，但这关系只是为了方便和经济需要或者两者俱有，关系在表面上维持下来，尽管当事者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他们彼此却都不在乎。因此一点也不奇怪，社会主义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在一定发展的阶段中，与剥削同睡一床，它不是当作一个政策，而是为着便利。在这里我们不提经济的剥削，虽然在今天社会主义中国中，我们仍然不只允许某些少量的经济剥削，而且它是合法的。为资本家过去的投资让他在许多年中得到五厘的定息。这是我们共产党的实际聪明，去正视某些历史的事实，在五厘定息和七年的范围内（据最近报告），承认资本家过去经济剥削的果实，这就容易转入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原稿不清），必然见到一口吞下去不能没有困难。但是事实总是事实，我们必须面对事实。 　　（对于这种经济的剥削，我们不在本文讨论。） 　　现在我们研究另一种剥削形式，这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甚至苏联至今还没有摆脱掉比经济的剥削更为微妙的形式。经济的剥削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被诅咒的，这方面剥削者在法律上是可以当作人民的阶级敌人去惩罚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有区别它们基本的要素的话，那就是经济剥削的有无。这种罪行是可以确定的，它的程度是可以用金钱来计算的。近来有些人利用了某种商品在市场上的脱销图利是被当做经济剥削在法院里受了审判，甚至在三反、五反（反对三毒五毒的政治运动）中，发出所谓糖衣炮弹，以酒食、女人和金钱，腐蚀我们干部的这种人，是以传统庸俗与极端卑鄙出名的。打人靶的行动是这样的奇怪，以至于放炮弹的那个观察者或考察者的心中不会怀疑这炮弹究竟打进去有多么深，这个罪行是可以不必需要用弹道学就证实了，罪人也就被处罚了。 　　（本文要谈关于剥削的方式，剥削者的毒害，有它的广泛的结果，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说来有这末多无可计算的损害，但是这不能用我们法律条文解释为一种罪行，并加以处分。） 　　在历史上，这种剥削方式，自从政治社会最初创立时起，在人们中存在，每一个社会都赋予过剥削者好的猎场。只是他们的行为不被认为也不叫做剥削罢了。它们有个不同的名称，就被叫做阴谋。这种所谓阴谋放在普遍的与残暴的经济剥削旁边它就不显著了。你可以在法国势力强大的凡尔赛宫中找到这些阴谋者，或者我所叫做的剥削者。女人在这方面的活动上为许多历史小说供给了丰富材料。倘使把全部实况都说出来，那末女人在这方面的剥削艺术的优越不亚于男人。所以今天你能在每一个机关、工厂和学校中，在共产党的内部和外部——在生活的各行业，找到这些非经济的剥削者。我虽说“你能够”，但是有很大的困难，因为他们在原则上很少表现他们的本色。如变色蜥蜴一样，他们变幻颜色，以适应他们的环境，或进攻或防守的战术，真的，无论你怎样扩大你的想像能力，你们由他们的外观或行动来认清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在任何政权和政府的改变时，总会照例地产生一个阶级的人，这一些人要充分利用政权的改变。以达到某些个人的目的。从一个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中国改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的这种变迁，对于这一规则也不例外。我们把这些人叫做投机者。他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产物。政治社会的形态就决定他们的野心的范围，他们的诡计的性质和内容，也决定他们所采取达到他们的目的的策略，但它不决定这些投机者的存在与否。 　　（就大体上说，新中国的这些投机者拥护现在的政权，不是因为他们多末样热爱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为了他们个人的利益，为了能够给他进一步的获得将来的政治利益，而愿意让它存在着和发展着，更不是为了按劳取酬来生活的人们的社会主义的真义。这些投机者在本能上就是剥削的。革命不会年年发生的。如果他们从来不失掉革命给他们的这样的机会，去使革命充分的为他们个人得到利益，那末他们在平日为了个人在各方面向上爬就更注意寻找更多的机会。对他们看来，革命不过是达到个人目的的一个手段，虽然必须承认在他们当中有各种不同的分子；从那些在内心中或多或少的为了革命的，直到那些在强大的外来敌人时准备叛变，甚至在敌人落下我们的五星国旗之前就踩上了它的。但愿上帝禁止这样的事件发生。用唯物的字眼，这意味着我们这些已经为社会主义国家作了这么多的事情的人，必须保护她如同保护我们的眼珠一样。） 　　在思想上投机者是剥削者这一点，是能很容易证明的，因为究竟剥削是什么？倘若它不是一种企图去得到比他的劳动应得到的过多的东西，利用不同情况，去创造新的剥削机会。总之，这些报酬是任何人由于自己的诚实劳动永远不能得到的。难道经济剥削的本质不是去获得别人用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吗？在谋利的动机认为是高尚的那种不同政权之下，这样的剥削本能会通过适当的机会和方法找到出路的，剥削以非经济的形式出现，内在的动机也是得到他本人应得的以外的东西。 　　在这广阔的剥削的领域内，有大大小小的剥削者，如同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大大小小的剥削者攫取不正当的利润中，一个人可以一次获得五分钱或五千圆的非法利润，但是这种超额利润大小并不能改变其为投机的事实。非经济剥削中也是如此。这里有着很多不同的活动，从适当的机会给他的上级说几句甜蜜的话起，直到为了毁灭和永远破坏一个人的政治前途的目的，去残酷地打击一个同志。 　　剥削活动的标志就是主要动机在于占别人的便宜以得到自己的利益，这是他具要磨有政治斧头的意图（就是政治私心），即斧头大的可以象哈罗德王于1066年在抵抗“诺曼征服”失败之战役时所用的，小的也可以是家庭主妇为橱房准备劈柴所用的。只要这是具有政治上的目的，就是剥削事件。 　　就后果而论，不付任何代价的简单的奉承，目的只是在贪图个人小利，并不造成多少坏结果。在另一个极端，在高位上图谋政治上的进展，包括党的统一和国家的团结，影响巨大的力量（力量的结合），这些力量一旦发动起来，即不能控制。人类政治历史就都证明这是非常危险的，眼下的影响是如此，对将来的影响更为厉害。这一点下文我们还要讨论。 　　什么构成剥削这一问题已予以澄清，让我们进一步研究剥削的先决条件。换言之，即剥削者为了进行其活动应具有何种条件和他必须用什么东西去进行剥削？ 　　正如在经济剥削中一个人必须有现金和货物作为资本，所以在新型的剥削中，一个人必须有政治资本。从本文看，新的剥削者承认有这个基本的需要，所以他们不懈地积累足够的政治资本，作为其活动的必备的基础。什么是政治资本呢？他们用一个似乎是很认真的方式去履行其职务，产生出人们都认为是光荣的结果。这种比一般人较高的成就是去获得利益的最起码的资本。 　　尽管是一个剥削者的成就，对于这些成绩就应给予相当的光荣，因为给每人以应得的是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之一。只要他们为了公共的利益贡献出他们的那一部分力量，只要他们期望和要求人们承认他们的贡献，我们不会和他们有所争执的。但是他们想要得到另外一些其他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根据他们内在条件，是他们不应得的。他们不愿为热爱我们国家和我们人民去认真的辛苦踏实的去做不引人注意的工作。所以他们一定从小道上去获得政治名誉和成功。他们是永远在找便宜去占或创造一个使他们获得便宜的气氛，他们不通过在一般情况下表现自己去追求提升的方法，而是通过宣耀他们的功绩引起上级注意的方法。 　　在他们的主要资本中的另一必要项目就是马列主义和知识，尽管他是那样的浅薄和教条主义式的。 　　无论这些成就的价值怎样，它都是为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特别是他们的上级心目中产生影响，而不是为了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有什么好处。如果他们可以自己挑选的话，他们会干那种容易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的同时能够得到显著成绩的那种性质和数量工作。 　　（有人讲到这样一件事情，一位很有才能的教授坚持他只担任他所担任的每周大约三小时工作，不愿再多做一点。他是占了那些能力较次的同事们的便宜，因为他们热爱社会主义，他们从事他所不熟悉工作，也是超过一般的沉重的工作，他们就承担了应该由这位教授承担的任务，目的很明显，这个教授可以用最少限度的努力来获得突出的成就，借此去马上博取荣誉。） 　　如同一匹大骡子驮着庞大而比较轻的棉花包，身上盖着红布，经常走在前面，招人注意，而把沉重的货物留给后面的小驴子驮载，但却希望在一天工作终了时，获得为全队牧畜预备的饲料中一大部分。 　　你会说：“这些人真可耻！”的确如此。但是这些剥削方式还是轻微的。如果剥削到此为止，我就不会继续作象我现在已经作的和我将来继续讲这个题目了。更恶劣的方式还在后面。 　　社会主义建设在各方面的胜利，依靠许多人的共同集体努力，如对所得的结果论功计赏，应该大家都有份，虽然有的应该多一点，有的少一些。但却有人故意的把好工作成绩几乎全部归于自己，但是在出了错误的时候，毛病却在团体中的别人，而就不是他了。“归功于己，归过于人”就是这一类型的剥削者的指导原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处在能够顺利地进行这种剥削的地位，那些居于负责地位的是有机会榨取他的下级的，而这些被掠夺的人一点也不会感觉到他们的功绩已被窃夺，因为这种抢劫是在暗中和秘密地进行的。除非掠夺者的手法很笨，这种罪行并不易被发觉，而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把它认为是一种罪恶。 　　这方面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山东某大学校长无耻地剽窃别人所著的书的全部内容，说成是自己的创作。你们会说他是“直接了当的抄袭”，可怜的人！他却被人赃具获了，因为他超过了有经验的剽窃者绝不超出的那个安全限度。僭冒功绩归诸于己，经常并不象这件事一样遭到失败，因为它是周密的，往往是不易被发觉的。在这种情况下的剥削者，象他这样，占便宜的这个关键性的地位上就成为他的上级同他的下级中间的放气孔。 　　试问这种剥削者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头，闲着抽烟斗，除开发号施令以外什么也不干，却要拿工人劳动所得的大部分，又有什么区别？ 　　我注意到有一个工厂里的某一部门领导人，编造生产数字的假报告，为了表示他的单位业已超额完成生产计划，而实际上在整个一年当中，他从来没有完成计划，差得很远，你们会说这是一个可恶的撒谎人！的确，他是这种人。企图获得表扬和一笔奖金的罪恶愿望，使他不考虑一切了。 　　显然这种形式的剥削大部是不能够单独地干的。在这些剥削者的周围已形成本身就是有剥削本能的一批帮手。他们就利用直接上级的一些弱点，如耳朵好听甜言蜜语，把同事当成是顺从的奴仆，把干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忠诚和服从领导，解释成为主要是对他本人的忠诚和对他的领导的服从。 　　因为缺少一个更好的名目，我们叫他们阿谀者。阿谀者的道德是一个狗的道德。狗是素称忠于他们的主人的，为一块肉或桌上的面包渣，玩一切把戏或作一切的工作。一个狗和一个阿谀者之间的区别，就是阿谀者因为是一个人，他也有要达到的政治目的，即使是目的很小。他的媚笑、他的卑鄙态度、他对于他主人的唯诺唯从、他在上级面前的哈腰舐一舐上级的皮鞋，是足可使我们肉座的了。假若一个阿谀者要有尾巴的话，也象狗一样摇尾巴。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尾巴，他就摇他的舌头，所有这一切，是为了上级会给他一点宠爱。阿谀者不过是真正的帮凶——这都是些该可怜而不必责的骂的东西。 　　然而，并非所有的阿谀者都是这样无害的和比较天真的，仅仅满足于他们的上级，是为了得到从桌上扔下来的一块好吃的东西。英国贵族家庭的管家，当其主人不在时，常常对使女和厨娘摆起和主人对他一样的那种傲慢的架子，他可能还要更进一步，他要求这些奴才的奴才这样的服从和仔细的侍候，那是他的主人有时因为仁慈和尊重他的人格并不要求于他的。 　　作为一个常规而不是例外，一个阿谀者（这里比喻言之）在其主人面前五体投地，他也要求他的下级的恭驯也到同样程度，利用机会去侮辱他们，以补偿自己地位上所受的侮辱，以及弥补他作为阿谀者所缺乏的威信。因此，今日的阿谀者一如过去封建社会中的阿谀者一样，能够从一个在主人面前的摇尾乞怜的狗马上变为在下级面前狂吠乱咬的狗。谄媚和傲慢是自然在一块的，两者的程度成正比例的。 　　这些阿谀者类型的干部，其中只包括良性的和恶性的，他们对于国家的影响和良性瘤与恶性瘤对于我们身体的影响一样。 　　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除开直接从他人的劳动获得功劳以外，剥削还有另外一种同样恶毒的形式——就是剥削一位同事的缺点。这些缺点包括个人历史上的某些片断，从由于参加解放前的任何政治集团而与反动势力有密切关系、或者只是与这些反动集团的外围有关系和思想意识上的缺点、失言和笔误而表现有流入成为政治异端现象、工作上有缺点和作风生活方式与现代艰苦的精神不完全不致，一直到这样或那样的小过。不象阿谀者那样一个人，去剥削他的下级是因他们喜爱小恩惠，易于被欺。这种剥削者就在他的同事们心理和道德品质上吹毛求疵，夸大他们的缺点，在同样程度上夸大自己的优点，贬低同志的贡献价值，来在同事中、特别在上级面前抬高自己。本质上善于盘算和等待最好施展他伎俩的时间和条件，他并不对许多目标浪费自己的子弹。他知道在一定的条件下那一位同志可能是他认为是他现在的或将来的敌对者，这位同志的能力、声誉和良好的群众关系将阻碍他本人的提升。很多时候嫉妒就是以对反对他的目标进行谣言攻击。解放以来，为这种和类似这种的活动已经起了一个特别名字——小广播。一般地，他用马克思安东尼对布鲁塔斯所用的类似修词技巧，你可以忆起安东尼是怎样在他攻击布鲁塔斯是一个谋杀者的语句中不断的加一句，“然而布鲁塔斯是位可尊敬的人！无论你的声誉多好，在这种超过安东尼的技巧的攻击之下，是没有不被摧残的。 　　但是，这种战术在破坏任何同志的声望上和在取得超过他的政治上往上爬成功到如何的程度，以及被害者是否还应受到这种处理，在这里却无关重要，重要的是他不去帮助别人去克服他的缺点，而是在那里为自己的利益残忍地去剥削他们，所有这些都是暗地里偷偷摸摸作的。牺牲别人，使自己获得更多的名利，肯定地又是一种剥削形式。中国话就叫做“打击别人提高自己”。 　　总之，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把每一个行动、思想和感情都最后归结到政治方面，如阶级意识、阶级立场、政治上的可靠等问题，那末一个微妙的而经常的长期广播节目，其中为了较好的影响就夹杂一些对受害者表示好意的语句，同时也把一些半真理在相当比例上和半谎言混合起来，这样终久会在一定限度内得到它显著的效果。一个躺在高背椅子上的官僚主义领导者，与实际事物隔绝，只得到从有用意的来源那里得到一些概念、意见、和印象，他就不能不对于受害者抱有偏见。中国话叫做“先入为主”。在英语中，也有一句相似的成语，“占领等于所有权的四分之三”；那是指田产和宅地而不是指心灵和成见。把这个先行占有与成见作为同义语并不是字义学者的手法。 　　剥削同事的缺点是另外一个伎俩，就是在他头上扣上各种政治帽子，一个加一个，有时一直达到天花板。是否这些帽子适合受害者的头扣帽子的人并不管，因为他的目的是在你在政治上毁坏他们，最终目的就是要使自己和其他的人以及一切人比起来成为最进步的、政治上最可靠、愿意为革命而牺牲生命和四肢。如果这帽子是大了一号，那对于扣帽子的人是更好些，因为他能把它拉到鼻子尖上，使你不容易把它脱下来。在现在这影响惊人的，即使最勇敢的人，见了这些五颜六色的帽子，都会吓的变色，如反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对中国人民政治污蔑、对人民政府的不信任、崇拜美国和美国的东西、拒绝学习苏联、篡夺中国共产党的主权、极端的个人主义、反动思想、拥护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狂妄自大和自由散漫等。这简直等于在法国革命时期叫一个人是皇族一样，这些招牌的任何一个就可以使安上这样名词的人，走向政治断头台。如剥削者认为有必要使用一个荆棘之冠，那末就把受害者钉上十字架。使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得到安全吧！ 　　很幸运，由于这些帽子一般的并不怎末合适，所以他们不能在头上扣得很久，它们很快就会因自己的重量跌落下来。因为在剥削者的心目中不需要进行政治陷害，也没有必要在政治上钉十字架，剥削者就免了上十字架的痛苦；可是你就得忍受着政治威信的丧失，接受一个较低的政治鉴定，受到这种或那种的政治排斥，从而在政治上暂时不受尊重以及其他一些小的不方便，无论如何，受难者是受到了损害，至于余害厉害不厉害那就要看扣帽子当时的情况以及所涉及的又是谁。 　　应该记住扣帽子并不是只有由剥削者来玩的一种游戏，它已发展成为一种平常的事情，要给别人扣政治帽子可有许多理由，就要象去教堂有许多理由一样。同时，也请注意在特殊情况下，给自己扣上一顶又硬又重的政治帽子对自己是有利的。以后另谈。 　　为了企图区分资产阶级思想的某些主流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类型，从而划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界限，给这个思想贴招牌，已经发展成为互扣帽子，这不一定有什么恶意，有的人将帽子扣到别人的头上，就象生物学家识别蝴蝶或脊椎动物一样，是很纯洁的一种工作，其他的人是有外在的目的的，他们沾污别人的好名声就是要使他在政治上受怀疑，因为阻碍前者的政治野心而被撤职，把他从活动地区赶走，去使前者的阴谋可以进行，不至为有政治眼光的人所识破。 　　如果受害者被帽子的重量所压倒，灰心丧气，从而在政治上由积极因素转为消极因素，以至使他颓丧，影响了他的工作的质量，那么他正是走进了为他预备下的陷阱。 　　正如我们所预料，一般的人或者由于天赋的道德毅力能忍受政治上的粗暴，或者过去从未经过同样事件的锻炼来镇静地对付这种诬赖，大部含冤地和伤心地退缩了。不过，有些人是天赋厚皮的，就象威廉·杰姆斯所谓的“硬心肠”的人，就冷笑地接受了所扣的全部帽子，而在短时间就不感觉怎样耻辱。其他的人，由于屡次的被辱，变得麻木不仁，也不把这种事情放在心上，至于受害者如何耐受这种压迫，忍受的有多么好或否，戴上去的帽子旁观者或本人来看是否符合于真正的政治面貌，对这个问题都无关重要。 　　扣帽子作为一种剥削行动的特点是：除了这种行动本身以外，还有一种恶毒的企图来牺牲别人获得政治上的利益。英文中有一句形容的心情的俗语叫做“象帽商一样疯狂”。我还不理解疯狂对于帽商有什么关系，除非扣帽者是想骑在别人头上的疯狂人。在这里，“扣帽者”这个名辞是与专把帽子扣在别人头上作为职业的帽商有关的。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一个诚实优良的社会主义者会毫无理由的对他四周的人生气，除非他是一种以给人痛苦从中取快乐的疯子。人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稀有的现象。情况一般是这样：扣帽者企图表现出象出诸污泥而不染的洁白莲花，而其他的人却被污泥所沾染了。 　　但是，和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一样，心理学中的平凡事情立刻引起我们想到不平凡的、但是不一定是不正常的事情，而不平凡的事情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够变成平凡的事情的。在解放后不久，我曾经看到有些人把政治帽子一只接连一只扣在自己头上，因为这是时髦的事情，可是几乎所有的这些帽子都是尺寸太大。在剥削者的字典里，“时髦”与“有利”是同义语。政治同时装一样，某些事物风行一时，但是由于政治气候有变化时装就过了时。剥削者由于他的第六感觉——就是知道风将吹向那个方向的感觉——那末他立刻觉察到那个即将来临的变化，给他自己准备好非常合适的思想和语句，先来吸引人们注意，然后用这样的获得群众的注意来贩卖他的政治妖法。实际上，从解放一直到1954年的秋天，一个人的进步性是用他是否善于分析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来衡量。自我认识是被认为进步的心理前提。只有当某一个人逐渐认识了他自己的主导思想和感情的时候，他才被认为有能力来把他这些思想感情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作比较，走上那个漫长艰巨的路途，去完全改造他的性格来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照我能判断到的这是健全的心理学，而且一切都是很好。 　　但是在这些情形之下，由于主导思想感情除掉资产阶级的以外而不可能有别的，一般倾向就是以无产阶级思想作对比去用最凶恶的名词谴责他们。 　　并且，因为思想转变最终意味着是个人思想转变，而不是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转变，所以就要求个人作一个自我批评性的检讨。分析的越深入，越能得到听众的佩服。所念的最好的稿子是相当的长、内容很合逻辑、论证确切，是很适合知识分子的智力的自我的控诉书，在简明扼要方面使许多检查官自愧不如。不过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中，控告者与被控告者是同一个人，他就变成国家的证人。可是十分缺欠的倒是诚恳的目的与悔改的精神。长篇大论不能代替决心，政治上的敏锐作为一个脑力的练习，表现着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对自己和自己的缺点有一个深刻的了解，许多这种检讨书都很值得表扬，但是作为一个有热烈的愿望去改正自己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证件，那就还差的很远，如果真是从内心里能够用社会主义的尺度来承认自己的缺点，而不要那些高明的律师们善用的字句的花样，我将称它为好的忠实的自我批评。更重要的，如果随着而来的是一个内心的转变，表现在他的行为道德性是按照社会主义标准稳步的前进，或者最低限度对他自己和别人日常行为中能够比较诚实一些，那末，我就会说这是真正的进步。遗憾的是，所看到的常常并非如此。 　　照道理说，并非所有自我检查的赏试全都达到了这样高的理智标准，在大多数情况下，自我检查沦为自我谴责。自我谴责最普通的方式就是自己扣帽子，他用最恶毒的名词来控告自己，许多人称自己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狗。革命高墙中渗透出的脏水，被人民在改造为有用的人，一个在解放前一直当教师的人自称他毒化了青年的心灵，那个罪恶就是当年苏格拉底因之而被迫服毒的罪恶。另外一个曾在教会学校一直教书的人，为了在忏悔罪恶方面不落后，在他的自我谴责中除了上述罪名是当然之外，还招认自己做了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罪。有些在慈善机关中被雇用的人，就给自己打上烙印，说是缓和阶级压迫影响的工具，有推迟革命的罪，所有这些关于反对中国人民过去罪行的哭诉，按现代最流行的作法，要在当中贯穿着对中国共产党当作救世主一样的歌颂。有的人宣告他们掉进一个泥坑中，只有共产党救了他们，其他人付和着说党对他们的照顾比任何亲生父母还好。如果撒开这种时髦的装饰品，而换成一些圣经上的词句，推在党头上的颂词听起来十分象先知者唱的赞美诗一样。比方说：“主是我的使者”，“使我不至贫乏”，“我违反了你的法律，但是你的无限的恩慈饶恕了我，你的圣怒没有惩罚我和我的家庭”，公共厅堂变成了一个人对过去罪行忏悔所和赞美党的场所。我从来没有看到人们象这样贬低自己的人格，竟至称乎他们自己比恶狗还要坏。 　　一条狗要是被其他的狗扣上象这样的帽子，一定会感到受了羞辱，特别是这只狗具有高贵的品性而只有一些小缺点，你试想会有一条狗给自己扣上这种帽子吗？从外表上看，这些人是把他的内心掏出来让众人审查，把一个人心灵深处的黑暗和污秽的角落，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他流通空气，是在人类的经验中证明具有加强个人意志和改正作风的作用。 　　作为一种特殊的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自我检查可用以挖掘出隐藏在资产阶级体面和个人尊严下的伪善；同时也提供了必要基础，为建立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同志感情和政治团结；还提给了一些必要条件，以产生社会主义建设中主观和客观的因素，换言之，即人性的改造和科学技术的不断改进。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受资产阶级道德影响的人们当众把他的心灵揭发出来，公开地和不顾羞耻地全部坦白他们的肮脏，让大家看着他们把他们的所有肮脏的东西都公开的而且毫不羞耻地完全交代了，那就是未免过于天真了。在他们那些衣服拆缝中、在那些黑暗的角落里，隐藏着的嫉妒和怨言，这是供给培养争权夺利的意志的温床。正以这些人日后的行动所充分地证明了。可以更改的，但并不是在二十四小时内就可以更改的。也不能通过把他们的心灵拆开的办法、通过燃放一些理知的焰火或通过简单的给自己扣帽子的办法，以上两种自我谴责方式的唯一区别点，是一个理智水平的区别而不是道德水平的区别。 　　你们能想象人们把脏的衣服当众凉出来，除了行动本身之外，而没有其他的动机吗？党从没有因为人们公开说了或挂了脏衣服而给以奖赏，就如我也从没有找到任何地方的马克思主义主张说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标志是从头到尾不修边幅：头发很乱、胡子一个月也不刮、衣服很脏、鞋从买来那天就没碰过刷子。党所希望的是一个对自己诚实的估价，洗心换面，作为逐渐进步一个先决的步骤。 　　所有关怀公共利益的人，对于党对压迫人民的势力进行了三十年的艰苦斗争，而使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以及给予人们建立彼此同志式关系的基础都十分感激的，对于党的自发的感谢的表示，从人们心里直接发出的，尤其是从那些被压迫的人心里发出的，这是应受欢迎的。 　　但是有一种人，过去曾经骑在人民头上，现在却忽然从房顶上喊叫起来，用高吭的假嗓子把党捧上天，把自己压低到尘埃，他们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歌功颂德的比赛，用刻版的政治经咒，一天不下十二次的旧调重弹，以我之见这是纯粹的伪善，其有计划的目的是这种经中别有花样，它是逢还当时在位的权势。这完全不是普通人用日常的方式表现自己对别人对他所作的事情的纯朴的感谢。不是普通人用日常的方式表现的简单的并不夸大的带着对于过去伤害别人事件的忏悔和坚定的改正决心。 　　当作一些忏悔过去对人对神的罪恶或错误的显明表示，或者作为赎罪的手段，有些人曾经撕破了他们的衣服，打他们的胸膛、打自己的脸、打自己的嘴巴。亚伯拉罕是以曾经把他的儿子供献给耶和华作为赎罪的牺牲品而出名的。在封建时代，为了求得有权者给他们恩宠，有些人对有权势的人叩首，有些人拜倒尘埃之中。在另外一个时代，有些人赠送礼物，甚至把他们的女儿和他们的妻子送给有权雇用和辞退他们的人，是为了能进一步有利于送礼的那个人。在我们的时代，以珍宝和妇女送礼献牺牲品全是被禁止的。一方面，一个人会用我们时代思想意识所允许的方式，即自我谴责和扣上贬低自己的帽子，同时在另一方面他可以用把党捧上天去的办法，来向党内有最高权利的人膜拜。在各时代中，总有许多人以各种方法通过卑躬屈节来取得胜利，因为价格标准变了，卑躬屈节的方法和胜利的目标也必须改变。一切人的关系只是取和与的关系，并且，当着授与者在给与时就有一定预定的目的，要多赚一些回来。那我只能说，剥削的本能是在活动。就我的观察而言，在自我否定、自卑、自我谴责和自我惩罚的另一方面是自满，自私自利，这是同一个心理现象的两方面。根据人事之间循环关系的要求的不断变更，人们就彼此来回更选，而使自己得到某些利益。因为这个缘故，同时也不怕重复，我必须加上一句，知识分子自我分析的美妙形式和自我惩罚、自扣帽子的庸俗形式都可追朔到别的目的。 　　解放以来，这种自卑的发展，可以用曲线表示出来。在1949年大部时间中，新时代的投机者，在解放后突然遇到了价格的巨大变化，就是在资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中不知所措，什么样的行为是好的。他们完全摸不着，在新政权下，所有他们这些人都在探索前进去观测风色。他们不久就知道了党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上帝，哪些是要当局者的喜欢的，哪些当局害怕和不喜欢的。他们找出了自信、自吹、自负、自满等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易犯的过失之一。一般都认为某些形式的自卑是获得当权者注意和信任的一个靠得住的新妙诀，是决定一个人政治地位的重要因素。大约在1950年初，自卑夹杂对党的颂扬更逐渐上升，也在扩大，一方面由于有了榜样，一方面由于官方的默认，这种趋向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时达到高峰。当时高级或低级形式的自我检讨，包括给别人和自己扣帽子，成为一时的风尚。这一运动，由于他的性质就取得了足够的力量去维持自我检查的官方地位，或者是作为一种新式道歉去缓和同级的人因为或真或是假的得罪了他们而感情上所产生的磨擦，或者是作为对自己的下级承认自己在工作中的缺点，作为安定自下而上的不满的一个手段。某些批评和自我批评和他们那些古怪的败类继续成为对待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免的错误和冲突的万应良药，而永远是社会主义进步的关键。但是自卑和对党歌颂逐渐下落，到1954年底，它们就几乎全都消失了。当时的钟摆从检查自己思想摆向检查别人的思想。千百篇批判文章和俞平伯、胡适、杜威及其他著名人士的学术思想体系进行斗争。1955年夏季达到高峰，那时对胡风及其追随者开了排炮，先说他们是宣传一个危险思想，后来就说他是颠复国家的阴谋者，一直发展成为一个肃反运动，这个运动继续了一年，一直到1956年夏季，扣帽子的事件被广泛禁止。这就是它的历史和它的命运。 　　我是有意的在扣帽子的问题上加以发挥，这是一个社会现象，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把扣帽子当作是剥削本能的一种表现加一揭发，就会说明人类本性的某些黑暗方面，这种黑暗面已经证明并且在将来也会证明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害的。 　　把某种有关联的现象提出来、特别是把自卑感作为自私自利的伴侣提出来，可以清楚地说明剥削本能是怎样在不同时代和在同时代不同阶段中不同的表现和那些微妙的表现。说的这么远了，现在我们再回来讨论另一种剥削。 　　事实上剥削的本质是相同的，虽然剥削的对象有所不同，那对象可以是别人的缺点，日常生活中可以连到剥削目的的一些特殊的情况。政治运动中的情况与平常时期的情况，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区别，一个政治运动是同一形式情况出现多次。另方面为了更仔细观察剥削本能的活动、认别剥削者们和把好人与坏人分开，政治运动提供很好的机会。 　　那么，什么是政治运动？这是难题中的一个，是许多教授们对以回答的问题，甚至远不能回答的，当他们的学生瞪着眼睛要他回答的时候。我并不认为我们给一个现成的正确的定义，但是下面的话可能有些帮助。 　　政治运动是一个由国家和社会来支持的广泛而又集中的集体活动，它针对着它内部的敌人的一个流行的罪恶、一个长期存在的传统、一套成见或者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有害的习惯，这样的运动一般的是要在一定时期内完成，而且是为着一定的政治目的，通过相当的彻底的措施来取消一些现有的障碍来获得较大的政治团结，那些办法，包括宣传、检查、研究、批评、追问、逮捕和起诉。 　　在平时情况下，需要二十年或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的改革，就这样压缩到几星期或几个月以内完成它。为使运动要在快的步伐下进行以适应如此急剧的改革行动，就需要消除掉某些原来为了调动人群关系传统的道德限制。换句话说，在通常情况下被认为不对的事情就暂时不加禁止以求得人们在运动中充分合作，而进行的是消除他们的顾虑要他们把对于认为犯罪或者有嫌疑犯罪的人通通交给政府。一般都感觉到积极分子对于运动成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初期去推动这个运动，有些人必须出场以克服群众的惰性，其他的人接着就给予和增加推动力以使历史的车轮在革命的速度下进行。积极分子是一个政治运动当中变化事件的中心环节。剥削者就以响望很久的积极分子的形态表现出来。为了方便，我们可以称这种人为假积极分子。 　　（×　　　　　　×　　　　　　×） 　　在写了这篇文章之后，我甚至觉得有刽子手钢刀的冰冷的刃挂在颈的后边，……因为我逐渐的发觉，政治短见的人是被送入政治学院而警告危险的预言家只走上断头台，我在心中考虑过这些危险物以及其他更大的危险。我觉得我是还值得冒这些危险的，我最怕的是告我在诽谤别人，因为本文中要涉及某种人来说明某种行为的方式。所以为预防这种可能性，我该按照某个电影制片厂方式声明。在本文中提到的所有的人都是完全虚构的，和任何生者亡者相似的地方是纯粹偶然的。 　　（注：徐忠杰在读书会上声称他的这篇反动文章还未完成，以后还要继续（！？）。另外，他的手稿中有一段声明他的反动决心的旁证，不知接到那里，我们就把他放在最后的地方。） 　　 来源：1957.09.12新华社《内部参考》。